《什麼是暴力》:社會如何制止私刑或個人暴力?

《什麼是暴力》:社會如何制止私刑或個人暴力?
阿茲提克的祭獻儀式|Photo Credit: Free Photo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復仇性暴力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邏輯,官方如何有效地沒收施暴權?那就是找一個代罪羔羊,而社會也因懲罰罪魁禍首再次凝聚。

作者: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譯者:李沅洳

官方沒收施暴權的有效方法為何?

法國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吉哈爾(René Girard)認為,宗教和社會秩序起初都是奠基於暴力。在他以暴力和神聖為題的著作中,暴力和神聖是緊密相連的。作者在書中質疑社會、社群凝聚力的起源。他認為暴力開啟了永恆的復仇運動,造成惡性循環(一種極具毀滅性的機制)。

事實上,復仇性暴力遵循一個永無止盡的邏輯:你殺了我的兄弟,所以我要殺你;接下來輪到你的兄弟要殺我,諸如此類,永遠都有人要報仇的對象。暴力就像是逐步擴散的微生物,迅速且極具傳染性。沒有任何客觀理由能讓這個循環終止,原因正是暴力來自仿效慾望。復仇開啟了無止境的報復,甚少只複製一次。這就是復仇的風險,能「在一個小型社會中,對迅速致命的後果激起真正的連鎖反應。不斷增加的報復甚至攸關到社會的生存」。

因此,復仇必須受到「極為嚴厲的禁止」:這道禁令由相關的社會或部落掌權者公佈與捍衛。當權者宣告「暴力的末日」,並將一連串的暴力侷限在僅有的統一回應,以避免社會崩潰:「在我之後,沒有人可以進行復仇!」掌權者象徵性地如是宣告。所有社群成員的複製權因而都被沒收。將權力集中起來的當權者容許自己獨佔懲罰權及援用力量,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因而表示,唯有政府才能擁有「肉體暴力的合法壟斷權」。私人復仇會造成一個難以遏制的進程,但公權力的復仇是有止盡的。社會體的復仇會結束暴力個體的猖獗活動。

官方沒收施暴權的有效方法為何?那就是找一個代罪羔羊。無論他是有罪或無辜,都不重要,就像墨西哥的阿茲特克人(Les Aztèques)以人為祭品,或是早期基督教徒以動物祭獻:這個犧牲儀式是一種有效的宣洩操作,這項行動的內容無關緊要,但形式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消耗很大一部份的負能量,但怎麼做並不重要。各種爭執的根源都集中到被處決者身上,並起了淨化作用:受害者被消滅,潛在的衝突也隨之消失。

阿茲提克 祭獻儀式aztec-sacrifice-ritual-vector-clipart_80
Photo Credit: Free Photos Public Domain
阿茲提克的祭獻儀式。

無論是私刑或是大眾的制裁(例如二戰法國解放後被剃頭的女性),這個模式都是可行的,就心理層面來說也是有用的:毀謗、說別人的壞話,這就是以「犧牲」來解除負擔。暴力尤其不應該沒有對象。正如吉哈爾所言,暴力必須「有點東西來塞牙縫」,我們必須給它食物。我們要消磨暴力的過度縱情,將其導向作為替代的受害者。晉升為代罪羔羊的耶穌(Jésus)遭到原始殺害,就是此一普世機制的例子。這項處決有贖罪祭獻的救贖價值。

在已發展社會中,「懲罰性暴力」取代了儀式和犧牲。如同犧牲,現代社會的司法系統中斷了當權者的復仇:「我們不能以暴制暴。」司法原則與復仇原則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前者會自我合法化並自動停止。懲罰會以另一種形式重複暴力,並掩飾此一仿效策略。懲戒是必要之惡。但是吉哈爾似乎忘了,現代司法原則上尋找的是真正的罪魁禍首,而非宣洩用的替代品。但無論如何,此一舉動源於所有的人類社會:因此,佛洛伊德(Freud)在《圖騰與禁忌》(Totem et Tabou) 中指出,所有的社群都建立在對原始謀殺的記憶之上,而且會定期重建新的謀殺。必要之時,團體會以代罪羔羊來取代未知的罪魁禍首。此一開場機制不僅鞏固了古代部落,通常也能強化所有的文明。這種創建式暴力是一種社會建構儀式,並非純粹的破壞者。

司法與犧牲的矛盾之處在於我們以惡治惡。吉哈爾認為這些操作都是預防性的,因為復仇是一種病毒。我們接種極微量的惡,以避免一連串永無止盡的惡,免除了一個災難性的社會惡疾。如此,社會整體因懲罰罪魁禍首而再次凝聚。在現代社會裡,司法懲戒讓各階層更加緊密。這個再凝聚的過程修補了曾一度受到質疑的社會道德凝聚力。因為有一個理想的發洩途徑,司法處罰轉移了侵略衝動,滿足了仇恨。

踰越禁令

最後我們要釐清暴力與禁令的重要關係。薩德(Sade)認為,自然遠非無害,也不會促進生命,而是推動了犯罪:個體殺害另一個人,有利於依創造和毀滅、誕生與死亡而運作的自然進程。猶有甚者,在薩德筆下,手段越是殘酷與高明的人物,就擁有越多的享受,還藉此嘲弄基本的人類禁令,例如身體的完整性:在他們眼中,禁令刺激了暴力的樂趣。

對巴塔耶(Bataille)而言,禁令首先有利於結構,因為禁令壓制了紛亂、急躁的暴力衝勁,建構了只准良知和理性活動的內在穩定性。基於同樣的道理,勞動與暴力是相反的,因為勞動要求的是持久的努力,這與出於本能的暴力運動正好相悖。

雖然禁令設定了倫理限制,定義某一行為是不可接受且令人厭惡的,但正是禁令容許並刺激了相應的違反行徑。我們可以說,沒有禁令,就永遠不會有此一違抗行徑。巴塔耶宣稱:「在恐懼為違禁行動戴上光環並使我們遠離之前,違禁行動有了不曾有過的意義。」禁令讓踰越的慾望有了可能性,並刺激了這個慾望。事實是,這個有益處的禁令踰越遵循了一種有系統且神聖的儀式化:無論如何或何時,人民都不會嘲笑他們的規則。官方的違犯行為受到嚴格的禮儀約束。因此,古代社會的狂歡或祭獻暴力,甚至是所有社會中發生的戰爭,都是踰越禁令的表現;這些零星的違犯行為都是嚴格遵守之禁忌的特例。在某些部落裡,除了在節慶典禮上祭獻動物或人類,謀殺是全面禁止的,違抗本身甚至被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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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印尼宰牲節現場。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