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與帝國》:被發明出來的中醫傳統,成為中共塑造新國族認同的步驟

《醫療與帝國》:被發明出來的中醫傳統,成為中共塑造新國族認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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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共產黨政權的建立與文化大革命,中國政府對傳統醫療進行大投資,現代性、文化認同與中國的社會經濟重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面向。相對於殖民與封建的過去,這場運動試圖界定全新又現代的中國。

文: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更為混種的醫療傳統通常是在基督教傳教活動中產生。傳教士有時會反對殖民政權摧毀與邊緣化傳統醫療與文化實作的企圖。基督教生根於非洲新的社會與體制框架,混種的醫學傳統是新框架的產物。教會在尋求引進新的道德秩序時,仍舊依賴傳統習俗。傳教士經常發現非洲人的醫療做法和基督教教義不相容,而試圖創造出新的非洲基督教社群,希望他們能完全依賴以理性原則為基礎的傳教醫療。

儘管醫療傳教士試圖建立醫學霸權,但教會中的非洲基督徒菁英在醫療以及其他文化做法上,仍享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非洲教會對於會眾使用非洲醫療也抱持著較為寬容的態度。某些非洲的藥物和做法仍獲得採用,因為傳教士默默接受其有效性。

儘管非洲的治療做法常被視為是巫術、邪惡的做法和迷信,但仍因上述因素而生存下來。有時這是因為西方醫學太過昂貴難以取得,或是無法治療非洲的疾病與問題。殖民政府對醫療基礎建設和公共衛生投資不足,使得這些做法能夠持續,甚至在新型態的疫情橫掃整個非洲大陸時蓬勃發展。這些療法之所以能夠生存,也是因為和非洲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有深刻的連結。

與此同時,在保護屬地體系下,非洲療法擁有相對的自主性。當非洲人改信基督教時,他們在其信仰與日常生活中仍舊保留與融入傳統做法。某些英國醫師甚至宣稱他們相信乃至擅長當地醫學,以便推廣自己的治療方法。殖民強權也鼓勵將非洲的「土著醫學」加以商業化。土著醫學從一九二○年代就開始和生物醫學競逐快速成長的非洲人口,尤其在都市人口當中。

這種土著醫學是歷史選擇的產物。某些非洲醫療讓歐洲人感到較為自在與熟悉,而且看來似乎不是那麼「原始」,因此比其他的療法更加受到鼓勵;歐洲人也傾向只接受那些能夠符合科學與生物醫學原則或是「猶太-基督教」道德的醫療。在此同時,非洲大陸本身也因為殖民主義而發生巨大的轉變。二十世紀上半,隨著礦場與大農場等工業體系的建立以及市場與城市的興起,出現了重大的人口變遷。勞工移動帶來傳染病,傳統社會習俗瓦解以及新社會習俗的誕生,乃至傳統信仰體系的轉變,後者愈來愈和基督教的社會觀念融合在一起。

非洲醫療和生物醫學的融合在當代仍在持續,尤其在回應愛滋病這類現代流行病時更是如此。在這個過程中,一種新而混種的非洲傳統醫學在二十世紀誕生了,這種非洲傳統醫學仿效現代生物醫學,重新發明非洲文化,在西式的醫院與診所中操作,使用標準化的醫藥劑量,為新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現實服務。不同於印度是以閱讀古典文獻為基礎,非洲是在殖民主義所建立起的新社會、經濟與文化體系裡界定「非洲傳統」的意義,「被發明出來的傳統」於焉產生。

「傳統中醫學」在現代被發明出來

傳統醫學在中國的演變是二十世紀醫學史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傳統醫學在中國的發展,是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八)期間對國族認同追尋的一部分。中醫是具有全球地位而廣泛獲得使用的傳統醫療之一,引領其他形式傳統醫療與另類醫療的發展潮流。

雖然中國並未完全受到殖民,但從十八世紀開始中國南方有幾處或是遭到殖民,或是經歷不同國家的殖民影響力與控制。從中世紀開始,中國和歐洲經由貿易路線而有著漫長的接觸史,特別是透過經由中亞與南歐而抵達東地中海港口的絲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一二五四-一三二四)就是透過這些貿易關係,而在十三世紀越過中亞抵達中國。在十七世紀的貿易年代,葡萄牙人抵達南中國的港口進行貿易尋求香料,這是葡萄牙在東南亞海洋擴張的一個篇章。

十九世紀歐洲國家才試圖於中國建立殖民控制。一八三○年代之前,歐洲在中國的貿易與殖民控制僅限於廣州這個港口。在一八四○年代英國試圖將其殖民控制延伸到廣州之外的地區,而和中國統治者發生衝突,導致了人稱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的軍事衝突。鴉片不是中國本土的產品,雖然將鴉片用於醫療目的在中國有長久的傳統。從十七世紀開始,荷蘭與英國的商人把鴉片當成休閒藥物引進南中國。十八世紀英國人在印度鼓勵進行大規模的鴉片種植,將其販售到中國市場,這讓英國人能夠和中國人進行貿易,否則中國人對其他歐洲產品沒有太大興趣。

道光皇帝警覺到國內愈來愈多人鴉片成癮,還有越來越明顯的英國殖民力量,因此在一八三九年派遣部隊到廣州摧毀英國的鴉片貿易。英國也派遣艦隊到中國而爆發了戰爭。英國擊敗中國部隊,在一八四二年簽署南京條約。南京條約規定要在東南海岸開放五個「條約口岸」,並且廢除中國統治者加諸廣州外國商人的壟斷制度。中華帝國遭貶為半殖民地。法國人在雲南省建造鐵路網,讓殖民貿易與影響力得以進入中國內陸。

從十七世紀開始,基督教傳教士前來中國是中國和歐洲殖民接觸的重要發展。耶穌會士和基督新教傳教士隨著葡萄牙、法國與英國的商人來到中國,但他們保持獨立的地位與活動。從十八世紀開始,耶穌會傳教士將西方醫學引進中國南方與澳門。他們所帶來的新奇草藥(亦即金雞納)很快就整合進中國的藥典。英國人簡納的種痘法很快地取代了舊式的天花預防方式。十九世紀的醫療傳教士則建立起傳教醫院與醫學校。英國傳教士在雲南廣泛運用西方醫療。

十九世紀殖民勢力的增長,導致西方醫學在中國部分地區取得主導地位。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英國與法國的殖民當局引進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與衛生措施,保護其殖民利益免於鼠疫與霍亂的流行傳播。英國人在一八五○年代也在香港通過傳染病法。在引進西方療法與醫院的同時,歐洲人認為中國醫療是迷信和不科學的,這反映了他們一般認為中國文化與社會落伍與倒退的態度。

隨著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一九四九)與文化大革命,中國政府對傳統醫療進行大投資,試圖發展可負擔的醫療照護與公共衛生設施。現代性、文化認同與中國的社會經濟重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面向。相對於殖民與封建的過去,這場運動試圖界定全新又現代的中國。

中國政府建立基層健康照護體系作為追尋新國族認同的一個步驟,並且試圖振興傳統醫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衛生部指導全中國的健康照護,建立基層照護單位。有趣的是,這段期間中國相當廣泛地使用「醫師」這個稱呼,不只稱呼擁有醫學學位的人,也指稱任何幫助病人的人。在此同時,中國政府透過設立醫學院和醫院,將治療與藥物標準化以及將傳統醫學的訓練制度化,對傳統醫學進行革命。接受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醫師也學習傳統醫學,而傳統醫者則接受現代方法的訓練,有活力地整合現代的醫學概念與方法,振興傳統醫學某些特意挑選出來的合適面向。因此,中國傳統醫療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回應西方醫學而重新打造。

一九六○年代也是李約瑟(Joseoh Needham)這類西方學者對中國科學產生興趣的時期,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和技術實作有更大的理解。對李約瑟而言,中國科學有自己獨特的取向,是由其特殊的社會與物質文化所形塑。

透過這些過程,在一九五○年代創造了一個新的中國醫學傳統,以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傳統中醫學)這個縮寫正式為人所知。這是種相對現代的中國醫學,就其依賴統計學、診斷試驗與標準化而言,可與現代生物醫學相提並論。TCM是一個混種與被發明出來的醫學傳統,結合了民俗醫療元素與西方的療法,以及對症治療的診斷與藥物。

儘管TCM是相對現代的產物,治療者和倡議者經常宣揚其古老傳承。蔣熙德寫了一部完整的中國傳統醫療史,指出本土性、自給自足與可負擔是驅動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造就了TCM的出現。在後文革時期,當中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擁抱經濟自由化和新的全球醫療市場,TCM也改變了。TCM成為一種全球的醫學傳統和經濟力量。

針對傳統中醫學的出現,金・泰勒寫了一部批判的歷史,論稱西方的觀念直接或間接地造就傳統中醫學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之後,中國醫師和政府發明一種新的醫學,以便創造出一種既是中國自身傳承卻又和西方醫學不同的醫學。一方面,他們反覆宣揚與強調中國醫學遺產之豐富。另一方面,他們強化了認為中國文明與中國醫學都是靜態、單一且不變的西方觀念。

泰勒寫道,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中國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都「自我封閉」。西方學者對於中國醫學與社會所發生的轉變所知不多,也強化了中國醫學單一的表象。這段期間編纂的「中醫基礎理論」,是藉著將中國多種異質的傳統加以統一與簡化為基礎而完成。因而一個新的醫學傳統如今要為新的國族利益服務,而且在這過程中強化了「傳統」中國的觀念。其他人也指出,傳統中醫學在中國取得主導地位,甚至將許多的民俗醫療邊緣化。

在中國的另一個發展是實驗用新的方式來提供醫療;比起把焦點放在「提供的是何種醫療」,這點經常來得更為重要。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支持一種針對鄉村地區的全新健康照護提供體系。每一個村子都分配一名赤腳醫生(這是具有現代醫學基本技能與知識的醫療人員,能夠應付輕微的疾病),負責提供基本醫療照護。英勇奉獻的醫療人員結合傳統中國的價值與現代科學方法,前往偏遠的鄉村地區為貧窮的農人提供衛生與醫療,赤腳醫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象徵。這超越了建立醫院、精神病院與診所、或是在偏遠地區進行疫苗接種與衛生計畫等既有方式,確實是一種在非西方國家提供衛生的全新革命性方式。其主要衝擊是將現代醫學引進過去只有傳統中醫服務的村莊。

中醫如今在現代中國是個龐大的醫療建制,而且整合到基層健康照護體系。到了二○○一年,中國有超過兩千家的醫院由超過八萬名中醫師提供傳統中醫醫療。有好幾間醫療訓練機構(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中醫藥大學)提供先進的傳統中醫學訓練,也收外國學生以及海外華裔學生。

在此同時,中醫成為全球品牌,從一九八○年代開始,中醫成為跨國的醫學傳統,出現在上海、坦尚尼亞與加州等地,也在美國不同地方成為主流醫學。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刻意滿足一些要求與社會經濟脈絡。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轉變,乃是因為中醫對於西方的白人中產階級有種特別的吸引力。當現代生物醫學看似愈來愈不具有個人面貌,受到只在乎利益的大型藥廠控制,傳統中醫學像是更為有機、更個人化而溫和的「另類」醫療。弔詭的是,中醫在這樣的過程中全球化、也企業化了。

因此,所謂的傳統中醫其實是一種相對現代的醫學,從一九五○年代開始,當中國的政治領導者和醫生試圖界定新的國族文化、經濟、教育與衛生基礎建設時,傳統中醫學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出現。

結論

現在盛行的傳統醫學並不符合「傳統」這個字眼的真正意義。這些傳統醫學是被發明出來的傳統,也是新醫學。甚至西方醫學也可說是一個被發明出來的傳統,吸收了世界各地各種形式的做法和傳統。關鍵在於信任與純正。西方醫學先是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透過觀察與經驗主義來取得信任,接著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則是靠實驗室裡的實驗;傳統醫學則是透過遵循某種和西方或歐洲做法不同的傳統,以獲得純正性並建立信任。其獨特處在於它是西方醫學的「他者」(other)。此乃回應西方醫學的興起和殖民主義的結果。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傳統醫學創造出他們表面看來純粹而一致的獨特傳承。

在此同時必須謹記,許多的傳統和做法從未被這些傳統醫學整合而仍然遭到邊緣化或失落。傳統醫學現在是全球健康照護體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開發中國家尤其如此。在某些亞洲與非洲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賴傳統醫學來提供基層健康照護。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使用某種形式的另類或輔助醫療(例如針灸)。這類醫療隨著移民與全球人口移動而成為全球醫療;另類醫療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變得很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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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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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譯者:李尚仁

以全球的尺度來認識醫學史,
並理解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層問題。

現代醫學的誕生不是西方人獨自完成的。現代醫學具有濃厚的殖民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西方向外殖民的歷史,不只依賴軍事力量,醫學伴隨其中,扮演照護殖民者生命健康的角色。透過醫學的進展,我們可以了解現代世界如何應運而生;從西方國家在美、亞、非洲的屯墾殖民史,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如何藉由醫學促進經濟活動,完成文明開化的道德使命。

但是,醫學只是一種工具,幫助殖民者治理他者嗎?是殖民者帶來醫學福音,幫助被殖民者脫離疾病、改善環境嗎?根據歷史考察,答案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本書從西方將被殖民者的自然知識納入藥典,到對金雞納樹的生物探勘狂熱;從種族和氣候為基礎的疾病理論,到寄生蟲學到細菌學如何影響國際合作;從西方鄙棄殖民地的醫事人員,到殖民地傳統醫學的「被發明」,廣泛呈現醫學史的多層次與多樣性。直至二十世紀,殖民醫療措施仍延伸至全球衛生政策,掌握醫學史成為理解當代健康挑戰的鎖匙。

本書在地理尺度上橫渡美、亞、非,並顧及澳洲、太平洋島群;在時間刻度上,自十七世紀以降,橫跨三百年;在資料取用上,參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資料,總和出這樣一部作品,能夠回應過去各自研究者侷限於特定區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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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