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是現代性事業的未竟之處，還是社會創新的苗床？

文：鍾怡婷（中研院社會所）

幾年前加入「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有了機會深入瞭解果樹農家和一個淺山農村的處境。我們帶著「什麼都可以試試看」的社會學介入關懷，膽顫心驚地展開對淺山農村的認識，並探索與當地居民合作的可能。但是當我們成為一種外來資源進入到資源較匱乏的農鄉地帶時，很容易只接收到農村的問題、不足、缺乏與需求，而資源提供者也容易自我催眠認為問題可透過我們的介入被解決。經歷挫折之後，我們才發現很多烏托邦的理想，並不是照搬複製就會成真。

但農村一直以來都只是問題之所在嗎？一直被動地等待外界來為他們解決問題嗎？源自歐美日等國家的發展經驗與另類理想，真的適用於台灣農村嗎？這些問題在我們持續與農村居民和農民互動的過程中不斷浮現，促使我們更加謹慎地行動，並且在批判農村不進步之前，反思台灣本地農村有其特殊的社會運作邏輯。台灣農村與農業發展，百年來歷經不同的統治模式與資本主義時期，此時重啟對農村與農業的認識與瞭解，需要採取不同的觀點。

主流觀點中現代性事業未竟的農村與衰退的農業

二十世紀初期，亞洲國家展開學習西方文明的現代化歷程，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廣大的農村與農村人口如何走向現代化發展有著極大的關懷。當時農村被診斷為「愚、窮、弱、私」四大問題，知識份子因而展開了鄉村建設運動與平民教育。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農村確實需要普遍的教育，但鄉村建設運動中對農村的診斷和所開立的處方，忽視了國際背景的影響，從費孝通對此行動的憂慮中也可看出，農村與農民在此階段被視為是需要以西方現代化為範本進行全面改造的對象，此做法忽視了農村與農民的主體性與其社會結構和歷史文化脈絡的特殊，而過於簡化地將農村生活與農村居民界定為問題之所在。長久以來，農村特有的社會關係與文化脈絡還是經常被視為是社會尚未進步的指標，或被認為在這個現代性事業未竟之處，有待知識份子介入，將鄉民改造成公民。

台灣的農村在日治時期快速步入現代化，現代國家的力量介入改造農村與農業。戰後，延續著相去不遠的改造策略，再加上讓農民成為擁有生產工具的小自耕農，讓整個台灣農村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之下享受比以往多的經濟成果，雖然從後來研究中顯示，農村與農民其實被剝奪更多。在這些現代化歷程背後，隱含著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對農村的定位：為了城市的運作與工業化，農村是提供糧食、原料作物、廉價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基地。台灣農村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完美地扮演這樣的角色。此時期「生產主義」主導著農業生產，在教科書中被稱許的「綠色革命」，以耐肥豐產的改良品種為基礎，再搭配一整套的化學肥料與農藥使用、管理技術及大規模水利灌溉設施建設，不斷創造更高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帶來集約化的大量生產。

歷經1950年代到1970年代高速成長與發展的農業經濟，隨著結構性生產過剩結束了此一榮景。所謂的「榮景」是以主流經濟學觀點所進行的評價，以農業生產創造的出口貿易價值以及佔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例來評估。在1950年到1972年之間，台灣農業所創造的產值平均佔國內生產毛額的22.8%，1973年之後農業產值佔總GDP 的比例逐漸下降，近十年來平均約在1.66%，和過去的「榮景」相較起來，確實是衰退。

農業產值下滑的同時，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下滑到2017年的4.9% 。以農牧戶專兼業別的比例來看，1990年農林漁牧普查結果中兼業農戶佔總農牧戶數的86.8%，而其中又以兼業為主的農牧戶佔多數，從官方統計資料（如表）來看近三十年來以兼業收入為主的兼業農牧戶佔總農牧戶家數之七成左右，此一以農業外收入來維持家戶生計的兼業農比專業農更多的現象，在主流經濟觀點中也是反映了農業經濟的不振。另外，從每一農牧戶的平均耕地面積（如表）來看，台灣農業的規模耕作不斷在縮小。這些統計數字代表著一種經濟指標，指涉了一個衰弱、不發展與充滿危機的農業經濟。

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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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視角：重新界定「小農」、「農村」與「農業」

兼業農比例高於專業農，在主流發展經濟學觀點中是農業弱化的指標。台灣眾多兼業農牧戶將土地視為生計最後依歸的各種實作（例如：不願將土地釋放還持續保留著一塊農田耕作、在主要的工作之餘務農、將務農當作萬一工業不發達時的後路等），也被認為是解決土地零細化並整合擴大利用時最大的障礙。農業與農村中的兼業現象，究竟是衰退還是一種調適？維持小塊農地並投入務農的兼業農，是馬克思主義所指涉即將過渡到無產階級的半無產階級農民，還是一群維繫農村存在與農業地景的新小農？

在馬克思主義的農民研究與主流發展經濟學觀點中，以家戶勞動力為主進行農業經營的小農（peasant），被理解為是一個阻礙工業化、資本積累與市場經濟的障礙，是衰退而不受歡迎的存在，因此馬克思甚至預言擁有一小塊土地的農民，終將被資本主義大農場取代而消失。但歷史發展證明——以家戶勞動力為主的農場經營型態頑強地存活了下來。此種農業經營型態為何沒有消失？自Chayanov提出小農生產模式（peasant mode of production）論點，指出家庭農場採取勞動力自我剝削以維繫的解釋之後，開啟了眾多以經驗資料為基礎的研究。包括柯志明研究日治時期糖業資本與台灣農民的關係，指出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反而有助於製糖會社取得甘蔗原料，家庭農場與殖民政府所支持之資本主義商業控制的連屬關係，使得家庭農場具有競爭力地維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