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姐抱怨「統獨議題每兩年就要出現一次」，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戰爭」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除了學姐和柯文哲，2008年狂勝的馬英九和2018年成神的韓國瑜也都告訴我們：專心庶務就好、專心賣菜就好，不要談價值、不要談理念，尤其不要談統獨；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而零分還能炫耀，可見部分台灣人對政治理念之爭帶有很大的排斥。
在柯市府發言人「學姐」黃瀞瑩說出「統獨是假議題」的隔天，我決定重讀韋伯。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歷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學家，同時也一度是政治人物。對於全世界的社會系學生來說，他與馬克思、涂爾幹並列，是所謂的「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與另外兩位思想巨匠一樣，處在劇烈社會變遷之中的他不斷地思考著「現代社會的根本特質為何」的問題；與另外兩大家不同的是，他提出的答案既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重構，亦非社會凝聚原則的變遷。他的看法是：現代社會的特徵，是事實與價值的斷裂。
想像一下前現代的歐洲社會，宗教同時掌控了兩件事：對世界的解釋以及評價。任何一件事情，你想問它為什麼會發生，答案都是「上帝的旨意」。那這件事是好還是不好呢？答案也是上帝的旨意。在這裡，「事實」與「價值」，或者「實然」（positive）與「應然」（normative）的思考，是無法分開的。
到了現代社會，社會現象變成了理性化科學的研究對象，而非神意的彰顯。一旦這些現象被科學地研究、被釐清了背後的因果機制，變成了後啟蒙時代人類能夠加以操作的技術物時，社會現象也就跟原本聯繫於神意的價值判準斷裂了。
上述這個韋伯稱為「除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一方面賦予了人類操作社會現象的能力，一方面消解了原本定於一尊的神聖價值觀。人們掌握了影響經濟成長、社會分配，以至於社會生活一切面向的分析工具，但是對於該如何使用它，卻不再有唯一的答案。在失去了神意作為最終且唯一價值判斷標準的現代社會裡，韋伯的核心關懷之一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亦即價值與價值不能放在同一標準之下比較，並排出優劣次序。價值之間的衝突，用韋伯的話講，則是一場諸神戰爭。
不覺得這就是我們今天熟悉至極的現代社會嗎？我們逐漸了解經濟運作的原理或階層流動的機制，我們可以評估一個經濟政策會增減多少就業，我們可以指出什麼樣的制度條件更有利於性別平等。但是，當我們面對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孰重、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何者優先的時候，卻找不到眾所公認、統一的價值判準。
The modern humanity, in short, can do nearly everything but barely knows what to do.
當學姐抱怨「統獨議題每兩年就要出現一次」的時候，我相信她代表了許多台灣人的心聲。兩年一次，似乎真的很頻繁。但是，或許更令人感到不耐的，是這個爭議似乎永遠不會平息。爭議的兩方，如果不是三方四方乃至更多，似乎從來不能、也永遠不可能說服對方。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不是這樣的爭論已經發生了多少次，而是它似乎將會一直持續下去。
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戰爭，就像宗教之間的分歧一樣，沒有「科學」的仲裁。畢竟科學對韋伯而言，就是在排除價值辯論的前提之下成立的。
失去了終極的價值判準，面對日復一日的爭辯，人們感到無力而厭倦也並不足為奇。事實上，學姐這樣的想法在台灣有著相當長的歷史。雖然學姐強調「20幾歲的年輕人更關心經濟民生」、柯文哲在替她緩頰時也特意強調了她的年齡，但是對於價值辯論的迴避並不是年輕人的特點。相反地，學姐說的話，讓我想起一群老人。
2008年總統大選，馬英九在當選演說裡提出一個有趣的說法。他的大意是：選舉前的一切是政治性的，是要爭誰對誰錯。但選舉後總統的工作是行政性的，身為總統，他會不分藍綠對人民一視同仁。且不論最後這句是否根本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而不用他來強調，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對政治和行政的區分。
在他的宣言裡，總統可以屏棄政治性的理念之爭，不問「要追求什麼價值」，專職日常庶務一般的行政工作。不論他是否真心、後來是否做到，他的說法迎合了厭倦、甚至恐懼價值辯論的藍營支持者。
同樣地，就在去年選前，韓國瑜聲稱當選後要禁止「意識形態的遊行」。台灣社會使用意識形態這個詞是用得頗隨性，但韓國瑜指的意識形態也是某種對於對錯好壞的價值判斷、或是「我們要追求什麼」的價值排序。
2008年狂勝的馬英九和2018年成神的韓國瑜都告訴我們：專心庶務就好、專心賣菜就好，不要談價值、不要談理念，尤其不要談統獨；經濟一百分、政治零分。
零分還能炫耀，可見某些台灣人對政治理念之爭的恐懼，真的蠻根深柢固。更不要說其實學姐的老闆柯文哲，已經閃避價值理念的問題很久了。
因此，當學姐理直氣壯地代表20幾歲的年輕人時，我在她背後看到的是一群老人。更精確點說，可能是為我的社會交往所限，我更覺得她背後是一群老藍人。學姐的這套說法，在台灣的確有她的市場。
但是，因為價值辯論很難辯出結果，所以我們就不談它，這樣對嗎？
提出諸神戰爭，並且相信價值之間不存在可以相互比較的客觀標準的韋伯，從來沒有認為因為現代社會價值分歧，我們就不要談它了。相反地，他認為在神權崩解後的現代社會，政治人物必須要嚴肅、真誠地面對多元價值紛呈，以及人民莫衷一是的現實。
但要怎麼面對呢？韋伯認為，身為一個政治家、國家領袖，必須具有兩種德行：心志倫理（the ethic of ultimate goal）以及責任倫理（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這兩種德行必須兼具，但兩者同時又相互衝突。前者要求政治家對自己所信仰的價值誠實，並且要義無反顧地追求它；後者要求政治家在多種價值考量之間進行冷靜的權衡，確保在追求某一價值的過程中盡可能不傷害其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