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看「後佔中」:世界一分為二,舊的已死而新的有待重生

文學家看「後佔中」:世界一分為二,舊的已死而新的有待重生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個在文學上曾被貫以「傾城」、「我城」的城市,將告別這17年來一個個標籤骨牌如「後沙士」、「後高鐵」,而正式進入無可回頭的「後佔中」。想到葛蘭西一話:「舊的已死,而新的卻痛不欲生」,而我更願意相信:「舊的已死,而新的有待重生。」

文:潘國靈(香港作家)

雨傘運動之後,大家都說,香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並非對舊事的眷戀(原初的永不可折返),而是,香港,這個在文學上曾被貫以「傾城」、「我城」、「浮城」、「V城」、「傷城」、「失城」等的城市,將轍換上一條新的軌跡航道,告別這17年來一個個互有重疊的時間標籤骨牌如「後九七」、「後沙士」、「後天星碼頭」、「後高鐵」,而正式進入無可回頭的「後佔中」(或「後佔鐘」)。

想到葛蘭西一話:「舊的已死,而新的卻痛不欲生」,而我更願意相信:「舊的已死,而新的有待重生。」

我城一分為二

然而,登上那班城市轍換列車的,只是「一半的人」。「世界一分為二」,親身經歷「佔中」這神奇、詭異、開拓城市無限想像與空間可能性的一群,跟不痛不癢的旁觀者以至「反佔中」者,將在同一城市中看到兩個世界圖像,說著兩套語言,彼此無可通達,而只剩分裂或進入長期殊死爭戰之一途。

直至一個大浪淹至,如恆常規律般又將曾幾何時的一些抗爭者,沖向他們曾立足的灘頭彼岸,成為他們曾經所是或以為所是的相反,但這應該已是幾個世代之後的事。而始終視反抗為存在本然(形而上與歷史上的反抗)的忠堅者則仍是有的。

如此情景下,可以想像,未來將有兩股撕裂的力量在我城中角力。

一股(官方及其權力同謀者話語)繼續高唱中港融合、民族主義、愛國愛港、普教中、國家安全、三權合作、中國夢、大一統、和諧社會、向上流動、大型基建(基礎建設)、高鐵紀元、市區重建等;另一股(抗爭者之信念與想像)則反唱中港區隔、世界主義、本土身份、生活語言、三權分立、抗爭力量、後物質主義、高鐵恐慌、在地社群等。互不中和,直至其中一股完全把另一股消融互解,此之為我城的終極命運。

官方的主旋律無疑是巨大的(尤其它可以不斷透過「人口政策」把另一方削弱),只是另一方的反抗者次旋律亦不容小覷──正如一些有識之士曾以為自己是「香港末代文化人」,而事實證明,「末代」如「末世」都比想像中更遙遙延擱,也即是我城的生命韌力超乎尋常。

你以為我城的故事已經說完餘下只剩故事的尾巴嗎?殊不知我城的故事又開啟新的一章,唯有故事可以為我城續命,一千零一夜漫漫無盡頭,如果先行者倦了,自有前仆後繼的後來者、未來者接上。

鹽柱成了一根浮木

我其實一向是一個沒有太多未來想望的人。生命的基調是回頭,相當長的時間我甚至願意原地站立作一根鹽柱。

如果有所謂「未來」,那更可能是一種背向,如班雅明對Paul Klee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詮釋──天使的臉面朝著過去,雙眼凝視某物、嘴巴開著似有所驚嚇、萎縮的雙翼張著,祂想要停留、喚醒死者,把被敲碎的給補完。

然而,天堂吹來一陣強風,把祂吹向祂背向著的未來;人們稱那風暴為未來。「背向的人」不預測未來,也是基於聖經所言的「各從其類,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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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aul Klee《Angelus Novus》(1920)

如果生命是一場戲碼,有說文學書寫的最佳視點,在於站在觀眾席最後排,以遙遠的距離目睹全局;如果生命是一場災難,書寫的最佳切入點,在於劫後餘生後,書寫者回到廢墟現場逐一撿拾廢墟瓦片,將之拓印於文字的灰泥與磚塊。

文學作家如果切入當下時局,或多作「詮釋者」或「評論者」,至於未來的指路明燈嗎,且留給別有洞察眼光的政論家或意見領袖。

我樂於閱讀其中有識見者對未來社會及世界的預見;自我設限除了本性和文學秉性使然,亦由於明白,預想未來可以是一種權力的引誘,其中或包含一點當一個現代先知或救世主的情結。但真正手執水晶球的未來學家始終稀缺,維護的方法便是不輕易僭越。

然而為時70多天的雨傘運動的確對我有深切的影響。我仍然背向那股把我們吹向未來的「進步」風暴(就是以上所述的官方權力話語),神迷於廢墟碎片與歷史幽靈(更接近抗爭者信念,將「浮城」延續),但在這場運動中,我的生命確是「跳掣」(跳電)了、意想不到地接上了生命列車的開關,站在索多瑪城山上的羅得之妻總於被解封了。

鹽柱成了一根浮木,隨水漂流。而我城不是索多瑪,命不該絕。

此文獲《號外》授權刊載,為本期封面專題「香港的十種未來」系列文章之一。《號外》2015年1月號現於全港各大書店、便利店、書報攤,以及App Store讀冊博客來網路書店發售。

責任編輯:余佩樺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