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尋租中國》:初步評估「中國製造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

吳介民《尋租中國》:初步評估「中國製造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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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製造2025」指導下,中國試圖趕超世界先進製造技術,跳躍到全球價值鏈頂端,以此模式推動經濟持續發展。這個產業升級大策略是否確實可行?目前仍是個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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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介民

初步評估「中國製造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

面對經濟增長下滑趨勢,如何推動產業升級?中國決策者的思維模式,顯然企圖透過強勢國家能力來推動產業躍升計畫。2011年開始執行的《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內需市場,並以此為基礎開拓外銷市場,所謂「紅色供應鏈」的說法就是這個階段的產物。2014年,國務院設立扶植本土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的「大基金」,第一期募資人民幣1,300多億元;2018年宣布加碼募資3,000億元。2015年國務院進一步發布《中國製造2025》文件,同一年由「國家製造強國建設戰略諮詢委員會」動員「48位院士、400多位專家」討論制定,公布了「《中國製造2025》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羅列10項關鍵產業,包含半導體、AI製造與機器人、航空航天、高技術船舶、軌道裝備、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業裝備、新材料、生醫等產業。

這份規劃書可說是一份趕超西方核心國家製造技術的「目錄」,展示了中國實現「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雄心。在此藍圖下,中國廣泛宣傳「中國製造2025」,加緊對外獲取技術,使得這個規劃案舉世矚目。但是這個大戰略的可行性如何呢?它可能遭遇到哪些阻礙?

由於「中國製造2025」牽涉產業範圍廣大,這裡僅就藍圖中的半導體產業做評估。「大基金」設立之後,據報導,中國在2018-2020年間將新建26座晶圓廠,其中一些是「大基金」扶植對象。但大基金投資布局涵蓋整體半導體供應鏈,包括晶圓製造、IC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和零組件、特殊材料等領域。

目前在中國營運和新設立的晶圓廠,大致有兩種所有權操作模式:

(1)外資獨資,例如台積電原在上海已經有一座8吋廠,目前在南京投資30億美元建造一座12 吋廠,採用16奈米製程,2018年5月開始出貨。

(2)合資或合作,例如「聯芯」,由台灣聯電與國營企業「大唐電信」合資;「格羅方德」(Global Foundries)與成都市政府合作設廠;「晶合」由台灣力晶與合肥市政府合作,初步投資由合肥官方出資,力晶以參股方式技術合作;「南京德科碼」與以色列塔爾(Tower Jazz)合作,塔爾提供技術專家與營運整合資訊,並取得新設八吋晶圓廠50% 產能,擴展中國國內市場。

(3)中資主導,例如「中芯國際」上海廠,2008年中芯國際引入大唐電信作為戰略投資者,第一大股東變為國營資本。「大基金」將中芯視為國產芯片的龍頭企業進行扶持。2017年6月「大基金」已成為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為15.91%。2015 年,中芯與華為、IMEC(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和高通合組公司,研發14奈米製程。2017年,中芯聘請前台積研發主管梁孟松擔任聯合首席執行長,負責研發部門。2016年,「紫光集團」和「武漢新芯」合併成立「長江存儲」,據報導也挖角原在台灣DRAM大廠的董事長擔任營運長。

從上述營運方式,大致可以看到幾個特色。

第一,半導體產業是高度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產業,資金需求非常龐大,因此在原先並無先進半導體製程的中國,政府與國營企業便承擔關鍵推動角色。「大基金」目前在晶圓製造端的投資,包括中芯等六家知名廠商。

第二,「以市場換技術」,是中國要求外商合資的主要策略。中國規定半導體產業的自製率,對外商的要求有政策文件規定,因此中方便要求外商進入中國設廠,或以合資或合作形式做技術轉移,「這樣外商對中國客戶有交代,拿中國訂單壓力就減低一些。」

第三,挖角人才是中國經常使用的手段,主要是來自美國、韓國、新加坡與台灣的人員(參見熊瑞梅等人2017)。在上述案例中,台資與台灣技術人才能見度頗高。第四,中國大量興建新晶圓廠,不論未來產品品質如何,將會在2020年後爆發相當大的產能,對市場結構造成影響。

其實中國在半導體產業已經部署多年,但距離世界最先進技術一直存在相當大差距。以中芯國際(SMIC)為例,設立於2000年,是中國媒體曝光度最高的8吋廠。目前在中國共投資7家晶圓廠,義大利投資1家,但產品良率一直受到業界質疑。中芯最初是由台灣「出走」的張汝京團隊成立,但設廠不久即遭到台積電控告其侵犯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2009年雙方達成和解協議,中芯賠償台積電2億美元,並授予8%中芯股分給台積電。

目前中芯在製程技術方面的進展,根據其財務報告,2018年第一季度在28奈米製程節點的銷售額,只占總銷售額的3.2%,而在40-45奈米節點占21.7%,55-65奈米節點占20.9%,150-180奈米占38.9%。對照在晶圓代工技術屬於全球領先廠商的台積電,早在2011年即進入28奈米製程量產;更在2018年6月進入7奈米製程。因此,「中芯與台積電的製程技術的差距至少三代,相差7-10年。」而在營業績效方面,台積電2017年營收為320億美元,全球市占率55.9%;中芯為31億美元,全球市占率為5.4%。台積電2018第一季的毛利率為50%,中芯為26.5%,兩者差距相當大。

中國晶圓市場在2015年占世界純晶圓代工市場11%,2016年占12%,由於新設立晶圓廠逐漸投產,據估計2017 年增加到13%,達到70億美元。其中台積電占中國市場46%,中芯作為中資半導體龍頭只占21%。2018年7月,美國中央處理器(CPU)大廠超微(AMD)證實已與台積電合作試產出第一顆7奈米Rome伺服器處理器,並將委託台積電進行量產。這表示台積電在7奈米製程取得全球領先地位,並協助超微在技術上超越英特爾(Intel)。

中芯設立將近二十年,仍然無法拉近與台積電的技術差距,業界一般都指向製造經驗、技術累積、知識產權與「文化」問題。從中芯與台積電的技術能力比較,可以窺知中國趕超核心國家技術的焦慮。中國是否可能在半導體產業,複製之前在電信產業、高鐵產業的成功經驗?過去,中國在與日本和德國合作而獲取高速鐵路技術,利用中國廣闊市場急速建設路網而建構起產業鏈,並開始對外輸出軌道產業。然而,中國半導體產業根基薄弱,是否可能透過類似的「大推進」趕超策略而建設起來?答案似乎並不樂觀。儘管投資許多大尺寸晶圓廠,購買先端設備,可以衝高產量,但在製程的先進性與品質方面,即便從先進國家挖角人才,仍無確實保證。一位業界人士評論:「半導體產業需要的技術深度,與『文化』有關。中國現在的產業文化鼓勵週期短的產品,但IC 產業週期長、需要穩紮穩打,跳槽與挖角,不適合IC 產業的特性。」

談到文化,有時更像是製造行為習慣上的差異,半導體廠房的潔淨要求非常高。一位曾經在晶圓廠工作的工程部經理說:「我的老闆曾經在北京參觀一家半導體晶圓廠,親眼看到作業員用推車搬運設備零件,要進入無塵廠房時沒有更換裡面的推車,就這樣推進去,輪子上黏附的灰塵就跟著帶入廠房。在台灣,是一定要將設備搬上廠房內部專屬的推車,也就是要換車,但是中國作業員不知道是疏忽或懶散慣了,沒有遵照這個SOP,就這樣給它進去了。」

台灣業界對於中國以人才挖角取得技術的方法,也一直有質疑的聲音。在「中國製造2025」藍圖中,對半導體產業,中國訂定了逐年提升自製率的高目標,例如2020年IC內需市場自製率要達40%,2025年至70%,但是在中國獲取相關技術困難的情況下,能否達成是一大疑問。而且,中國試圖通過挖角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人才達成技術轉移的可行性也不高,因為技術轉移涉及許多智慧財產權與專利問題,中方很難迴避這些專利障礙。中芯侵犯台積電智慧財產權挨告賠款和解,就是一個教訓;梁孟松協助三星電子也被台積電控告。目前梁孟松進入中芯擔任領導,能夠產生多大作用仍有待觀察。

2017年廣州黃埔區政府和廣州開發區管委會,與張汝京合作籌組粵芯半導體公司,是一家12吋晶圓廠。張汝京提出所謂CIDM模式(Commune 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協同式整合元件製造廠),這個模式結合芯片(晶片)設計、終端應用企業客戶與芯片製造廠(foundry),由三方共同投資,解決資金籌募問題,共同承擔風險。此種合作模式來自於新加坡的「TECH半導體公司」,在中國是新嘗試,粵芯尚在籌設階段(2017年底舉行項目動工儀式),但共同投資有其操作的複雜性,CIDM模式是否適合中國模仿也受到質疑。根據中國媒體報導,粵芯「與廣州方面簽約之後就沒有了下文,此項目可能已流產。」

在中興事件刺激下,中國掀起一陣「缺芯之痛」輿論熱潮。事件發生不久,習近平到武漢烽火集團考察時,強調「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國之重器必須立足於自身。……過去在外部封鎖下,我們自力更生,勒緊褲腰帶、咬緊牙關創造了『兩彈一星』,這是因為我們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在視察武漢「新芯集成電路」,指示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一些重大核心技術必須靠自己攻堅克難,要依賴自主研發,加快芯片技術突破。台灣業界傳言:大陸官方授意當地面板龍頭昌京東方必須有逾五成的驅動IC都採用大陸自製產品,更下達「良率不好沒關係,先用再說」的指令。

中興事件加速了中國本來已經在極力推動的半導體工業。從過去中國地方官員喜歡「放衛星」的歷史經驗,目前推動晶圓廠建設的方式充滿風險。爭相投資建設中的晶圓廠,總是攀比技術水平與建廠、投產速度。晶圓廠由於設備昂貴,投資非常鉅大,機器非常「燒錢」,光刻機(曝光機EUV)一台就要1.2億歐元左右。我們從中國官員與企業慣有的尋租行為來預測,購買如此昂貴的機器設備,投機倒把的空間很大。再者,在「放衛星」集體心態驅動下,如果真的是「領導說了算,不顧成本與品質硬上」,放在半導體產業脈絡中,是非常不理性的趕超行為,在與西方科技戰的刺激下,舉國同「芯」並不能快速累積半導體所需的製造文化。

在「中國製造2025」指導下,中國試圖趕超世界先進製造技術,跳躍到全球價值鏈頂端,以此模式推動經濟持續發展。這個產業升級大策略是否確實可行?目前仍是個大問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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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介民

  • 中國是否會落入發展陷阱?
  • 西方國家為何開始警戒「中國威脅」?
  • 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之後,會帶來哪些理論挑戰?

本書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模式,提出完整的解釋。台商作為「中間人」,促成中國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作者從全球價值鏈切入,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財政攫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解釋架構連結了全球層次與在地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剖析政商關係的運作。並提出「機構化尋租」、「在地鑲嵌治理」、「公民身分差序」等概念,突破既有文獻對中國發展邏輯的理解。中國崛起的訣竅是「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但目前「世界工廠」遭遇轉型困境,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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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說紛紜關於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論述中,《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吳介民以台商的在地經驗為焦點,揭示了在兩岸持續喧騰的政治紛爭底下,台商與中國地方政府已結成經濟利益聯盟,多年來利用中國公民差序體制,建構專制的民工工廠政體,及協同中國在全球價值階梯的攀爬。書中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 李靜君

透過台商在中國的發展,本書分析了中國從1980年代以來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結合全球價值鍊與地方治理的觀點,本書勾勒了其中的一個關鍵機制:中國的地方成長聯盟。本書探討的雖是中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實則是台灣資本主義跨國發展的一章,可說是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西進中國的「拓荒史」。提問精準,資料踏實,分析細膩,論點原創,理論對話深入,本書將是理解台灣與中國經濟和政治互動的必讀著作。——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謝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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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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