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暴力》:「非暴力」與「容忍」有辦法對抗暴力嗎?

《什麼是暴力》:「非暴力」與「容忍」有辦法對抗暴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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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非暴力」能終結暴力嗎?應該要「容忍」的民主,如何能對抗暴力且不放棄其原則?「不寬容」是否可被容許?我們必須將自由賦予敵人嗎?而在什麼範圍內,公正可以使用暴力來結束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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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譯者:李沅洳

抗暴與非暴力,民主與容忍

暴力是否能終結暴力,或者非暴力是唯一可採行的姿態?大家似乎都一致同意,抗暴是唯一在道德上可接受的暴力,例如解放戰爭、正當防衛。所有可辯護的暴力都是一種二次暴力,緊跟在首次暴力之後,必要時可用來預防首次暴力。因此,無節制的抗暴就相當於它所對抗的暴力,會讓情況更為嚴重,而不是解決之,它只是額外的暴力。它讓原始暴力有了正當性:掌權者抗暴的濫用,反倒為它制止的不公正暴力做了辯解。

抗暴是為了克制,如同《刑法》中有關正當防衛的條文所規定,回擊必須與攻擊成比例。侵犯並非競標的機會。在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發條橘子》(1971年,改編自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於1962年完成的小說)裡,主角亞歷克斯(Alex)遭受心理和生理上極度痛苦的粗暴矯正,這場真正的洗腦徹底摧毀了他內在的暴力傾向。亞歷克斯最後找回他對暴力的慾望,並因曾遭受的沮喪而更為加劇。

想要讓極度暴力的人擺脫暴力,此一激進的嘗試相當於一種新的暴力。極端的抗暴會刺激暴力。可接受的暴力與先前的暴力是相對立的,但它奮戰是為了根除暴力,為了一個沒有暴力的世界。我們觀察到兩種境況:一方面,當理性和對話已經不足或不可行、威脅無法阻止侵略者,抗暴就是合法的。因此,警察和士兵只有在危險的情況下,才能毫無預警地開槍。另一方面,當暴力已經發生或無可避免地將出現(而不僅是可能會發生),抗暴就是有理由的。既然如此,非暴力難道不是比抗暴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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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Gandhi)是當代重要的非暴力理論家:他認為,所有的暴力使用都是不可接受的,毫無例外。在這種全有或全無的邏輯下,不可能與暴力締結任何協定,也不會有權宜之計:只要有一點暴力,就已經絕對是粗暴者了。非暴力(ahimsa)出自對他人無分別的大愛,包括了消極抵抗,但另一方面來說也是積極的:非暴力倚靠的是精神力量和意志,它能戰勝自身。甘地相信,此一行為並非高等菁英專屬,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每個人都能有所作為並發現其本質的深刻真理。

此一「宗教」召喚的是一般大眾,而非英雄。儘管如此,怯懦奪走了非暴力的意義;恐懼暴力並非不行動與膽怯的藉口。那些因懼怕死亡或受傷而不回擊暴力的人,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他不是為了好的理由而放棄。甘地認為,執行非暴力需要真正的勇氣:非暴力不是屈從,也不是投降,它是一種堅決、果斷的承諾。

遠在甘地之前,各宗教就已經有劃時代的非暴力原則。無論我們如何看待基督教,基督曾懇求放棄所有的報復、贊同寬恕、呼籲有人打你的左臉時把右臉也轉給他打,這些都能被視作脫離暴力可怕循環、打破其無限衝力的勇敢嘗試。無論他是先知或偽君子,在此都不重要:滿懷善意的人拒絕像其他人一樣屈從於仇恨或報復的慾望,並展現克制自我。

讓我們再次強調,暴力是便捷的解決方案:非暴力比暴力還要難做到。非暴力是一個美好的理想,是所有崇尚民主之公民的祕密願望,因為就連革命的終極目標也是讓暴力消失。但是,這個崇高的目標是有限制的。儘管這是拒絕暴力的唯一一致立場,但可惜的是,這個值得稱讚的態度不能無限期、執拗、不顧一切地保留下來,理由有二:

事實上,非暴力十分無效:要中止不公正的暴力,通常必須使用暴力,即使這個方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它同時表明了暴力的負面性及其工具效用。只憑崇高的情感無法打敗法西斯主義。暴力加劇時,身為徹底的非粗暴者意味著不能援救受害者,而且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劊子手的同謀。這個原則性行為最終導致不幫助陷入危險的人。而不回擊,就是任其作為,因此就是間接支持。從阿蘭(Alain)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倡的和平主義(pacifisme),到嬉皮主義的烏托邦世界(代表社會脫離、退縮甚至退出),這種總是遭到質疑的「不參與」,已經被譴責為非自願與罪犯妥協並縱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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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帶出另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那就是民主與容忍之間的關係。容忍被視作一種態度,准許他者有另一種與我們不同的思考和行事方法:若我們將民主定義為一種政治體系,奠基於承認人的權利與自由,也就是能容忍接受相異之處,那麼定義上來說,應該要容忍的民主,如何能以各種形式來對抗暴力且不放棄其原則?「不寬容」是否可被容許?我們必須將自由賦予自由的敵人嗎?

原則上,民主厭惡使用暴力,直到最後一刻才會不得已使用之。反擊的暴力玷污了多元化的民主理念;但是,多元主義並不包含各種顯然以暴力和仇恨為主的政治形式。最重要的是以維護基本自由之名來限制自由:此一尷尬、惱人的矛盾,構成了當權者的行動,並成為所有政治提問的核心。

民主製造了自己的毒藥,它今日孕育的怪物,未來會反咬它。容許所有的自由是一種危險的天真想法。民主可能會因疏忽和矯飾的人道主義而走上毀滅之路。它脆弱的原因是其運作模式(多元自由、減少控制和監視、尋求公民自主)提供了否定與血腥質疑之的條件。它的力量也是它的弱點。民主不會是暴力的,而是應該要強大的,否則就會消失。借用巴斯卡(Pascal)談論公正時的用語,我們可以說:但願民主強大;但願力量是民主的。

因此,所有蘊含意識型態暴力的論述形式,在民主政體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因為民主政體保護的是個人自由。例如,法律規定種族主義不是一項主張,而已經是一項罪行。因此,對某些仇恨的論述來說,並沒有「不可剝奪的表達自由」這個問題。我們能以此清楚評斷1986年五月學運的天真口號:「禁止禁令。」的確,減少禁令是一個目標,但是對政治組織的一致運作而言,有一些限制依舊是必要的。

容忍是有限的,超越此一限度的代理政體就會有運作上的風險。相反地,因為真正喜愛民主政體,才會有分寸且仔細地點綴以禁令;真正的支持,就是渴求一個相對的民主。民主會毫不留情地驅逐反民主的舉止;一項行為不會因可以自由執行,就是完全合理的。民主並非絕對的,而是最大程度或是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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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主運作方式也值得分析。為了不屈從於暴力,我們現代人將衝突儀式化:在沒有縮小歧異的狀況下,將暴力化為和平力量的示範。罷工、遊行、靜坐、佔據場所、杯葛(boycott)、張貼布告、連署、癱瘓交通,這些顯然都是真正的制度化儀式,規則清楚或具有象徵性。透過這些系統化的暴力衝突替代品,抗議者展現了他們的數量和凝聚力。示威遊行者尋求被理解並試圖展現如下:「看啊!我們人數眾多且團結一致!」其意圖顯然不是使用暴力,而是象徵性地暗示他們能這麼做!政治遊戲找到抗議群眾自發性暴力的替代品。當預期之外的暴力傾向出現,或是相互毀滅的能力過度發展時,此一自發性暴力就會被儀式化。

要區分民主與暴力,就必須探討合法暴力。在什麼範圍內,公正可以使用暴力來結束暴力?司法懲處的效果何在?

從消滅到監禁

公正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令人生疑,因為使用暴力的司法機構應該是結束暴力的典範。涉及死刑時,司法強制權就變得非常敏感,懲處權和司法制裁的本質一般而言亦然,因為所有的判刑都會使人異化。貝卡利亞(Beccaria, 1738-1794)的《論犯罪與刑罰》(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揭開了法治思想的革命。儘管同時代的人一致捍衛死刑的威懾作用,但貝卡利亞卻質疑此一影響:對犯錯者有威懾作用的不是懲戒的暴戾性,而是其確實性。因為可以確定的是,罪犯害怕的是系統性地應用罰則,而非刑罰的恐怖特性。制定有損名譽且殘暴的刑罰(包括長時間折磨和酷刑)是無用的。這是死刑遭批判的第一個缺點,秉持的是刑罰效果最小的人道主義原則:儘可能以最不暴力的方式對待罪犯,來獲得對群眾的威懾效果。在此,我們看到萊布尼茲(Leibniz)統御自然的原則:最小的肇因引發最大的效果。

反對死刑的論點不少,其中最明顯的是死刑遠遠無法達到威懾和嚇阻作用,因為暴怒之中的罪犯不會想到死刑,罪行通常是危機造成的。憤世嫉俗的死刑也代表對人類感到失望。我們無法改變必然是暴力的人:我們只能擺脫他們與其難以矯正的邪惡。私下或個人的司法概念(如私刑、大眾制裁、報仇、「自己伸張正義」的行動)充滿辭彙上的矛盾,因為司法是一個公共制度,以眾人(而非私人)之名進行判決。黑格爾指出懲罰和報仇是不同的,認為復仇性正義的執行「輪到它建構了新的冒犯」,會使情況更為惡化,而非解決之,而且只會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個人行為」。根據聖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同態復仇法(loi du Talion),報仇可以是「應得的」,但這也無法安撫心靈,只有當法定機構還以公正,報仇的憤怒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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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一位名為Will Brown的黑人遭殺害後被以私刑焚燒。

但是,司法暴力也有其歷史,傅科(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中對以下三個階段有非常出色的敘述:

直到十八世紀,死刑都是真正的「懲罰派對」(fête punitive)。在大庭廣眾之下,受刑者的身體徹底遭到支解與分散。蒙受痛苦的強度與持續時間和罪行的輕重成比例。達密安(Damiens)的弒君企圖罪大惡極,是無法抵償的,引發了上演國王「充分權力」的戲碼,透過活生生地肢解罪犯和對他的無情解剖來展示、證明與修復此一充分權力。

十八世紀末出現了斷頭台,我們不再展示與分解犯人的身體,而是清晨在監獄的中庭裡,迅速、匿名、乾淨地執行,既未公開亦無觀眾。這種懲戒模式的功能就像法律一樣「抽象」。事實上,由於刑罰明顯人道化並帶有某種「廉恥」(pudeur),司法機構笨拙地掩飾消滅人類的羞恥行徑。匆促且無證人的祕密處決,看起來更像是一場謀殺。司法機關不再自傲於以殺害來對抗罪行。跟不上腳步的政治機構感到愧疚或有罪惡感,這顯然是有效廢除死刑的前奏。死刑已然失去所有的意義。這個已作廢的程序自此毫無道理可言。

緊接而來的是監獄禁閉的系統化。監獄遠非道德的軟化結果,而是所有罪行和不法行為的答案,這是因應社會整體變化而產生的策略轉變。新目標是社會控制和紀律。一方面承認個體的個人身份,另一方面壓制、監督、編列、分類這些個體,並以圓形監獄的方式分配身體:

整個程序都是為了分區、控制、衡量、訓練個體,使其順從並有用處。監督、訓練、操縱、標記、等級與地位、排名、檢查、登記,這一切都是使身體屈從、掌控人類多樣性、操縱力量的方法,並於古典時代在醫院、軍隊、學校、團體和工作場所發展起來:這就是「紀律」。

懲罰權不再是一種合法暴力,而是異化權的授與:現代司法的運作基礎是節制暴力,以有效的規則及行為預測網絡來取代之。此一複雜計畫的目標是確保公民的服從性。懲罰就是監督。其餘的就是司法的現代挑戰:不以暴力來脫離暴力,也不以粗暴強制的方式來懲罰。

相關書摘 ▶《什麼是暴力》:社會如何制止私刑或個人暴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什麼是暴力?》,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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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
  • 譯者:李沅洳
  • 繪者:陳沛珛

從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社會就充斥著對暴力概念直覺上的譴責,好似任何事與暴力牽扯上關係都是絕對邪惡或是泯滅人性的,暴力這個概念一開始就被視為一種不法的行為。相較於多數人純粹相信的單一性,其實暴力在多重語意的變換下,它已變成一個過於廣義的欄目,也就是說,從不同角度切入下,暴力一詞已變成模糊且是可多重定義的。暴力無所不在,暴力是力量的錯誤運用它存在於人性的一部分,是人不可被切割的本質。暴力是誘人的,暴力是脆弱的,暴力是連續性的,暴力與理性的關係是什麼?它和侵略性和惡又有什麼差異?

政治暴力、網路暴力、性暴力、甚至是言語暴力⋯⋯你說,在這暴力的時代為什麼還要探討它?但就是在生處於這樣的年代,才更需要去思索、去理解暴力的本質,才能真正的處理它。本書展開了一連串哲學的辯論,引用各學家來分析暴力其本身的特性。《什麼是暴力》一書將帶你打破迷思、抽絲剝繭思考暴力的本質,並試著對暴力的影響做省思,讓讀者與暴力來一場哲學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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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