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設計》:公共空間的私有化與縉紳化

《城市與設計》:公共空間的私有化與縉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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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縉紳化改善了營造環境,刺激了新的零售活動,並導致在毋須大量倚賴公共資金的情況下,擴張地方的稅基,因此,對意識形態自由主義者而言,縉紳化成為都市變遷的重要象徵和願景。

文:保羅.納克斯(Paul L. Knox)

公共空間的私有化

1980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房地產景氣,為城市添加了引人注目的新空間。1970年代中期經濟衰退後的最初期間,由於其他地方的獲利前景不佳,大量資本投資進入了營造環境。著眼於未來服務產業的擴張,大部分這類投資都流入了核心城市的辦公室開發。短期結果就是許多城市的辦公室空間供過於求。隨著經濟復甦發揮力道,開發商開始認定消費——及消費經驗——是關鍵的部門。在北美,郊區購物中心與市中心的拱廊商場迅速擴增;而且,購物商場越多,後來的商場就得越蓋越大、越壯觀才行(Knox 1991)。在歐洲,也出現了郊區購物中心和零售綜合大樓,儘管與北美相比,顯得比較侷促,因為土地成本較高,而汽車持有率較低。

在大西洋兩岸,房地產開發的競爭,結合城市政府漸增的企業主義取向,以及流行文化的日趨物質主義,意味著開發計畫的規模越來越大,還有混合使用的綜合大樓及水岸再開發,往往以公私夥伴關係的方式興建,為相互支持、產生報酬和稅收的零售業、辦公室、住宅、旅館及娛樂功能的套裝組合,提供整合型的環境。這個脈絡裡的一項原創性發展,是位於巴爾的摩(Baltimore)內港(Inner Harbor)的港區(Harborplace),於1980年開闢,成為港灣地區廣泛改造的第一個部分。

消費、規模、奇觀和主題化擬像,是這些開發案的共通點,還有晚近以「生活風格中心」形式現身的房地產開發套裝產品。這些是2000年代初期蓬勃發展的消費商品市場驅動的「利基」(niche)零售概念,規模比傳統購物中心小,沒有賴以支撐的百貨公司。相反,它們模仿舊式的大街環境,有綠樹成蔭的人行道和街燈柱、修剪整齊的灌木、虛構的街名,以及大量免費停車位。除了無所不在的連鎖零售商店,它們也提供電影院、高檔餐廳、健身俱樂部、露天咖啡館和街頭表演。

根據國際購物中心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2002年美國只有30間生活風格中心,到了2007年卻有超過160間。聖坦納街包含95間特色商店和餐館,還有周日農民市集。這個開發區延伸了1500英尺,相當於三或四個城市街區,是理想的閒逛距離,散步則稍嫌不足。商店賣場上方是三樓住宅單位的鍛鐵陽台。生活風格中心有廣場、噴泉和街道家具,還有室外熱燈讓流連到深夜的人抵禦寒意,有利於隨意瀏覽,以及觀看人群。

這些開發案,伴隨著廣場、「街道」、門廊、美食廣場、雕像、花園和停車場等,其經過設計的都市效應,模糊了公共與私人空間之間的傳統區分(Low and Smith 2005)。有一種假設認為,商店、辦公室、電影院等空間以外的空間,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像是街道、人行道和公園等傳統都市形式。但它們其實屬於私人,而公眾唯有在不破壞或威脅該空間的開發商、擁有者和管理者所塑造的空間想像氛圍時,才會受到歡迎。實際上,這意味了這些環境裡,有許多正常都市活動和行為舉止會遭到刪除。

通常發生在名副其實的公共空間裡的各種其他活動,如發傳單、工會糾察、行動主義者發起的示威與集會、募集資金或徵求簽名、銷售自製餅乾和街頭表演,同樣遭到新的消費空間禁止。例如,亞利桑納州鳳凰城(Phoenix)邊緣一處「城鎮中心」開發區沙漠嶺(Desert Ridge),有著公布在店鋪指南下的嚴謹言行守則。禁止活動清單包括「非商業性表達活動」、「過度盯視」和「針對任何商店、產品、員工、客戶或主管拍照、錄影或錄音」(Blum 2005)。

不消說,特定類別的個人,像是五顏六色的怪人、大聲喧嘩者、窮人、三五成群的年輕人、鬼鬼祟祟的人、無家可歸的遊民等,他們僅僅現身在場,就經常遭到準公共空間的擁有者與經營者厭惡。雖然可能沒有明令禁止他們,但通過巧妙的設計特色(如麥可.戴維斯〔Mike Davis 2006〕描述的,位於洛杉磯,中間突起的「防流浪漢」長椅),他們不樂見的這些群體,將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若有必要,將由私人保全人員予以驅離。因此,諷刺的是,許多這類新型消費空間越來越藉由設計來重現老舊市中心的氛圍,但它們也有效限制了令20世紀中葉的市中心,擁有氣氛及活力的市民活動、多樣性與機緣巧合。

縉紳化

新自由主義時期都市變遷的另一項特點,是特定內城鄰里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縉紳化涉及較富裕的家戶湧入,尋求沒那麼貴、但地段良好住宅的特色與便利,促使位於老舊市中心區低收入鄰里的房屋翻新。一般而言,移居的家戶以從事「新經濟」的年輕專業人士為主,還有教師、律師、設計師、藝術家、建築師、作家和廣告公司的創意人員。

這些新進者往往使用「血汗產權」(sweat equity)——也就是他們自己動手做,而非聘用契約工人——來整修和改良房產。以布迪厄的話來說,他們通常富有文化資本,但經濟資本有限。他們的到來取代了較貧窮的家戶,辦法是驅逐、提高房租和房價、逐漸提高地產稅,以及促使專營廉價貨物與產品的商店停業。在此同時,移入的縉紳者有助於實質翻新或修復老舊且通常屋況極差的住宅,並扶持諸如高檔餐廳、咖啡館、熟食店、酒吧、藝廊、服裝精品店和書店這類新商業。

如雪倫.朱津(Zukin 1991)所言,由此產生的新社會生態,成為文化變遷的「關鍵基礎設施」:縉紳者的習慣、品味和美學,有助於界定可接受的言行規範、「良好品味」與都市時尚,這些經由討論食物和家居改善的週日報紙副刊、生活風格雜誌及電視節目,都變得商品化了。同時,縉紳化鄰里的時尚與喧囂感,增加了它們的吸引力,吸引更多(更富裕的)家戶,以及更多商業資本投資。蓋瑞.布里基(Gary Bridge 2006)俐落地描述了這種轉變過程:

縉紳化過程一經鞏固,隨之吸引高收入專業人士。以縉紳化風格改裝房地產的小型建商,取代了血汗產權的縉紳者。街坊鄰里「建置」完備後,大型開發商可能涉足其中,令這個過程的美學面向成為慣例。縉紳化美學的文化資本,被納入房地產及其所在鄰里的整體「價格」中。(Bridge 2006: 723)

由於縉紳化改善了營造環境,刺激了新的零售活動,並導致在毋須大量倚賴公共資金的情況下,擴張地方的稅基,因此,對意識形態自由主義者而言,縉紳化成為都市變遷的重要象徵和願景。因為縉紳化促進資本積累、迎合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模式,並導致弱勢貧困家庭遷離,因此對自由主義者而言,縉紳化成了都市重建的象徵與都市變遷的預兆。

關於縉紳化的學術爭論,向來圍繞著各種不同詮釋及重點而架構起來(Lees et al. 2008)。第一種詮釋強調,職業、社會與文化變遷在影響需求模式上的重要性。從事新經濟的專業、行政、管理及技術勞工越來越多,加以西方文化中消費的強化與分化,產生了不斷擴張的潛在縉紳者群體。由於許多潛在縉紳者於市中心工作,而且他們的審美感受使他們偏好帶有一點歷史、人性尺度,以及具有族裔與建築多樣性的環境,排斥市中心公寓或郊區土地的現代住宅,所以他們覺得舊內城鄰里很吸引人(Ley 1996, 2003)。

第二種解釋主要與尼爾.史密斯(Smith 1996)的著作有關,認為主要行動者是房地產經紀人和開發商,他們回應了內城鄰里「貶值」導致的租隙(rent gap)。老舊鄰里房地產的潛在利潤,經常比從既有建築物及商業獲得的利潤來得多,這些鄰里的破敗狀態還可能抑制鄰近企業的獲利能力。有三種類型的開發者利用了這種情況:專業開發者,購買房地產,加以再開發,然後轉售牟利;居住開發者,購買並整建房地產,完工後就住在裡頭;以及,地主開發者,修復房地產之後,出租給房客。

這些開發者的努力,獲得市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外推式」倡議支持,包括了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為混合用途開發組成的公私夥伴關係、水岸再開發與節慶環境;以及,老舊工業及商業建築的再利用,辦法是將它們改建為音樂廳、藝廊、劇院和零售空間——大衛.哈維(Harvey 1989b)稱其為都市化資本主義的「狂歡節面具」(Carnival Mask)。

此外,雪倫.朱津(Zukin 1998)和羅莎琳.德意志(Rosalyn Deutsche 1988)這些作者,則強調前衛的角色,以及邁向「奇觀社會」的脈絡轉變,時尚唯物主義(stylish materialism)在這種社會裡越來越重要。政客、投機者和開發商,開始將先鋒藝術與文化視為任何新計畫的關鍵要素。藝術家和設計師本身(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持有的生活方式,很注重認同、外表、自我呈現、時尚設計、裝飾和象徵主義),不僅在開拓破敗的低租金區的「再定居」上十分重要,也在同步提供這些地區基進風尚的「設計師」筆觸上攸關利害,這些地區要能被新興的富裕且美學化的專業服務工作者另眼看待,這種筆觸不可或缺。大衛.雷伊(David Ley 2003)提供了引自一位加拿大溫哥華藝術家的話:

藝術家需要真實的地點(authentic locations)。你曉得的,藝術家痛恨郊區。它們太侷限了。每個藝術家都是人類學家,揭露了文化。老舊區域,社會組成形形色色,包括貧困群體,有助於他們在不共享所有文化前提的環境中,與這種文化保持距離。(Ley 2003: 2534)

在比較平凡的層次上,許多藝術家也因為早期縉紳化鄰里的低廉租金而被吸引來到「真實地點」。誠如理查.勞埃德(Richard Lloyd 2005)指出的,藝術家早早來到縉紳化鄰里,提供了一種新波希米亞氛圍,而這一點很能吸引較富裕且有良好教育的寰宇主義者,他們受雇於後工業化社會中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媒體技術等成長部門。

對縉紳化的其他影響,包括階級、性別與性欲特質。例如,莉茲.彭帝(Liz Bondi 1991)和亞倫.沃德(Alan Warde 1991)指出,對於已婚的中等收入女性與從事高薪工作的男性而言,雙薪家庭定居於內城地點,是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往返通勤,結合支薪和無酬勞動的解決之道。當然,這種發展與其他更廣泛的社會人口統計趨勢有關,包括家庭生活的再結構,反映於生育延遲、家庭規模縮小,以及子女生育間隔較近上。這些變化導致小型富裕家戶願意支付高價來購置熱門住宅,因為他們從內城居住地點導致通勤成本降低而獲得的利益,大於只有一名成人在市中心工作的家庭。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城市與設計》,群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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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羅.納克斯(Paul L. Knox)
譯者:徐苔玲、王志弘

好設計打造好生活
好生活活出好城市

城市原本是製造業年代的產物,卻按照消費社會的形象徹底改造。富裕家庭之間相互競爭的消費支出,強化了風格與設計在各領域的重要地位。設計崛起形成一種專業,更在規模上急速成長,一方面反映了獨特的地理形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注意到,設計業大都落腳於與全球關鍵企業服務系統連結最緊密的城市。設計與城市血脈相連。

《城市與設計》即以社會科學的視角,凝視設計在當代城市的經濟與文化脈絡,探討設計與城市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本書首先追溯都市設計的知性根源,針對設計專業在塑造都市環境上的印記與效能,提出批判性的評價,檢視設計在當代城市之物質文化中的角色,並且具體剖析了當代城市中設計者、生產者和分配者之間的複雜關聯:例如,紐約的時裝和平面設計;倫敦的建築、時裝和出版業;米蘭的家具、工業設計、室內設計與時裝;巴黎的高級時裝等等,不一而足。

2006年是個關鍵年,地球上超過一半的人口落居於城市。城市為設計、設計服務,以及與設計相關之「情感」所繫的場景。相對的,設計也進化為行銷城市——當前台灣政治亮點——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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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