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包曼《重返烏托邦》導讀:我們(全世界人類)該如何共同生存?

齊格蒙包曼《重返烏托邦》導讀:我們(全世界人類)該如何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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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歷史的天使之所以回轉、逆行,渴望回到(想像的)過去,這也就意味著,如今人類無能於面對全球化激烈發展所帶來的全球互依、共存的問題。因此,《重返烏托邦》一書其實也就是在問:我們(全世界人類)該如何共同生存?

文: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於二〇一七年辭世,享壽九十一歲的他在晚年仍有令人驚嘆的學術生產力。這本書正是包曼在人生最後幾年關注議題的結晶。如同包曼在二〇一五年某次訪談中的自我定位,作為某種意義之下的「異鄉人」,他的社會學總是一種「批判的」社會學。 因此,不論是早期針對現代性的反思,或是其後關於液態現代性的分析,以及如今讀者們可以在這本書看到的,對於當代某種「懷舊」的拆解,都可以看到包曼一貫的姿態,嘗試去問:哪裡出了錯?

迴轉的歷史天使

對於身處於當代的我們,要說哪裡出了錯,恐怕就是如今時常浮現在人們想像與渴望中,那弔詭地對於「過去」的憧憬。不需說得太遠,光是近幾年台灣社會不時就會冒出的,關於「還是以前的社會比較有秩序」、「台灣現在太亂了」等等言論,就令人匪夷所思,難以理解何以有人會懷念過去的威權統治。當然,包曼在本書中指向的是更全球性的現象,那種普遍瀰漫在每個社會中的保守主義、退縮氛圍與相互敵視。

因此,在包曼看來,這猶如保羅.克利(Paul Klee)的「歷史天使」如今呈現為一種迴轉、逆行的姿態。天使不再是望著過去被拖向未來,這次狂風自未來吹來,將其推向逆行的過往。未來似乎不僅不再令人期盼,更像成了恐懼的風暴之源。這也是為何本書名為《重返烏托邦》(Retrotopia)。相對於烏托邦乃是一種投向未來的期望,「重返烏托邦」卻是一種雙重否定——亦即,否定「烏托邦的否定」——是一種回歸與逆行,轉身將希望寄託在「想像的」過去。

但,請注意,那終究是一個「想像的」過去。甚至,在包曼看來,這恐怕還是被有心人士利用、操作的過去。在包曼的上一本書Strangers at Our Door中,同樣也提及了,這幾年來歐洲的移民問題如何被操作成一種「危機」,進而導致一種可供利用的道德恐慌狀態。在本書第一章中,包曼則是以歐盟為例,引述索拉納(Javier Solana)的評論主張,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對歐盟各國導致的衝擊,實際上變成了某些人恢復保護主義與民族主義壁壘的藉口。

這一本在包曼辭世後才出版的小書,要討論的正是這一問題:何以這種「重返烏托邦」的現象會出現?以及這樣的轉變又意味著什麼?當讀者們開始閱讀這本書,應該不難發現這本書的核心論述是建立在包曼關於液態現代性的診斷之上的。也就是說,延續著他對於晚期現代社會生活不再有穩定的生活軌道、確定的成功標準的診斷,包曼在本書中進一步說明此一「液態化」所導致的更深遠的效應。

未來何以成為夢魘?

那麼,首先我們得知道,何以未來成了夢魘?除了導言與結語外,本書一到四章分別以「回到霍布斯?」、「回到部落」、「回到不平等」、「回到子宮」為題。而在第一、三章中,我們特別可以清楚看見包曼對於「重返烏托邦」現象根源之診斷。大體上,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可以說是「國家」角色的失靈。當然,這個失靈的脈絡是晚近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用包曼自己的話來說,即是「權力從領土解放出來,是遠未結束的全球化進程迄今對霍布斯描述的利維坦常設功能最沈重的打擊……」(頁25〔原書p. 22〕)。也就是說,以「回到霍布斯」作為隱喻,包曼指出了今天「國家」不僅未實現「安全」的契約承諾,甚至更可能是帶來暴力與恐懼的始作俑者。這裡指的不僅是缺乏管制的全球武器交易,也指向了國家如今也藉由操弄著「恐怖主義」的威脅來維繫自身的地位。

國家角色的失靈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經濟上的。包曼在診斷我們如今「退化的」暴力行為時指出,這恐怕與那越來越不穩定並供奉著競爭主義的勞動市場脫不了關係。在包曼看來,「回到不平等」指的也就是,本來應該在終結貧窮之戰役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卻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中,倒向了資本家,助其解除了各種守護勞動者的防禦工事。這一描繪恐怕對這幾年的台灣社會來說再熟悉不過。而當勞動市場變得要不是根本難以進入,就是極度不穩定時,包曼認為,這種逐漸積累的挫折正是憤怒與暴力的根源。換言之,暴力其實源自於一種想要紓解自身屈辱的衝動,或者更極端地,那種自毀性的暴力正源自於喪失了「值得活」的尊嚴的生命。

未來之所以成了夢魘的第二個因素,與如今勞動市場愈加劇烈的不平等處境相關,在包曼所謂的液態現代處境之中,人們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做選擇。這種「個人化」的生活政治伴隨著競爭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發展,一方面讓人們不再對任何「社會願景」有所期待,另一方面也讓人「回到霍布斯」,亦即要不是冷漠地對待彼此,就是直接地將對方視為敵對的競爭對手。同時,這兩者之間還交互作用,放大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恐懼。亦即,我們越是自求多福,就越可能陷入對抗彼此、難以合作的狀態。

因此,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我們不僅需面對「國內」的競爭者,那些湧入我們鄰里間的「異鄉人」更加劇了上述個人化生活政治的焦慮處境,並使得未來的前景更加不穩定。同時,一方面,那些「比我們弱」的異鄉人,便成了我們發洩怒氣的對象;另一方面,至於那些享有著我們無法得到的優勢、特權的人們,則加劇了我們的「相對剝奪感」,進而導致更深沈的無力感。

回到過去,逆行的烏托邦

於是我們渴望「回到(想像的)過去」,一種倒轉的、逆行的烏托邦想像隨之而生。一方面,我們「回到部落」,亦即,積極地畫下邊界以區分「我們」與「他們」。包曼在此的討論直接讓我們聯想到這幾年兩個重要且相關的現象,一個是社群媒體加劇的「同溫層」問題,另一個當然就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所代表的那種民粹主義的張揚。

如同包曼很直白地引述的,「部落的功用是決定挺誰和殺誰」(Rozenblit 2008)。因此,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同溫層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如同包曼引述了羅森布列(Bruce Rozenblit)的話所主張的:「在此情形下,沒有人聆聽任何人。任何資訊,只要抵觸任何一方的論點,都被忽視……」(頁57〔原書p. 50〕)。甚至,更極端地,我們傾向將「外部落」成員的低劣性視為是必然的、是永遠擦不掉(或是不得擦掉)的印記。唯有如此,在這個異鄉人充斥且滿佈不確定性的生活處境中,我們才似乎能保有那一點點的安全感。

而對於川普,包曼更是直言他「只是龐大和持續擴大的『憤怒政客』(politicians of anger)類型的一個樣本」(頁76〔原書p. 69〕)。他所代表的民粹主義之所以成功即在於能夠不斷地維持、刺激人民的怒火。包曼指出,「被排除者和被遺棄者的憤怒是一個特別豐富的礦,從那裡可以挖掘源源不絕的大量政治資本……」(頁77〔原書p. 69〕)。在這裡,我們也看見了包曼早年對於全球化現象觀察的延續。

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全球化:對人類深遠的影響》(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一書中,包曼即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將導致自由移動的全球菁英與被迫留在地方上的人之間,新的階級分化與對立。而川普的當選作為一種「回到部落」式的民粹主義與保守主義,正是隨著這一階級分化不斷擴大——或是說隨著前述所謂「相對剝奪感」不斷加深——所導致的結果。就像包曼說的,「『回到部落』政策,及其築牆、加強邊防和引渡異族……這些政策事實上預示的是,給一些人(「我們」)庇護,對其他人(「他們」)憎恨」(頁77〔原書p. 70〕)。

倒轉、逆行的烏托邦想像,除了回到部落外,包曼指出的另一種現象則是「回到子宮」。所謂的「回到子宮」當然不是一些網路鄉民們經常開玩笑地說的「砍掉重練」,而是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回歸自我」的隱喻延伸。或者,同樣用時下的流行語彙來說,也就是企圖(或甘願自溺於)透過一個又一個「小確幸」的追求,來掩蓋、消除那令人恐懼、難以忍受的未來不確定感。就像包曼說的,「先撤退到自我中心和自我參照的虛假安全庇護所,然後降低抱負和期待」(頁133〔原書p. 121〕)。

這是可以想像的,畢竟,對於身處一個不再有未來前景的、一個充滿(想像的)敵意的異鄉人世界中的人來說,在根本不知該從何「努力」起,卻要被迫承擔努力的責任的困境中,回到「誕生之前」恐怕是唯一的渴望。包曼透過「子宮」的隱喻,將那裏描繪為一個「安全、沒有挑戰和不受干擾的地方,沒有競爭者來搶奪它的唯一居民地位,或竊取它的紅利和特權」(頁162〔原書p. 121〕)。於是,我們退回到不僅只關心自身舒適、健康的小確幸生活中,也退到與只有自己的子宮最相似的地方:只聽得到自己(或與自己相似)的聲音的回聲室小宇宙中。

解藥何在?

讀到此處,讀者們可能也會開始好奇,那麼包曼又如何為這一《重返烏托邦》的當代處境提出解方呢?這個問題也可以換個方式問:如果歷史的天使之所以回轉、逆行,渴望回到(想像的)過去,這也就意味著,如今人類無能於面對全球化激烈發展所帶來的全球互依、共存的問題。因此,《重返烏托邦》一書其實也就是在問:我們(全世界人類)該如何共同生存?

包曼在本書中提到了兩個關鍵且相關的行動。其一是他從教宗方濟各那邊得到的答案,亦即,對話的能力。這不是要重申那早已被棄置許久的「理性對話」,而是如包曼所說的,「降到我們平民百姓相遇和交談的街道、工坊、辦公室、學校和公共空間……託付給鄰居和同事日復一日的相遇……」(頁180〔原書p. 166〕)。更重要的是,這種對話的建立需要一個人們能夠彼此相互尊重、承認的基礎。

因此,第二個重要的行動便是推動「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包曼引述了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論點主張,UBI讓人們能夠真正地在有尊嚴的生活前提上獲得自由。換言之,包曼認為,如今看來,液態現代性所凸顯出的那種「自己作主」的自由,只能算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自由,亦即,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幾乎「積極無能」(頁59〔原書p. 52〕)。也正是這種不穩定、無力的自由狀態,讓人們退縮回部落與子宮。循此,包曼認為,透過UBI這個強大的武器,我們才有可能逆轉向過往退卻的可怕、危險的趨勢。

當然,不管是要重啟「對話」,還是推動UBI,在今天許多人看來,任一個都是有點不切實際的。但包曼卻主張,唯有這兩者同時實現,我們人類才有那麼點可能攜手合作,不致邁向滅亡。這樣的論點是否足以說服人,不是作為一個導讀者的我可以論斷的,就請讀者們更進一步閱讀本書後再給出自己的答案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返烏托邦》,群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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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譯者:朱道凱

在未來某個理想國家,人類可望實現幸福。五百年前湯瑪斯.摩爾想像的這種烏托邦,是與一塊土地,一個固定的地方,一座島嶼,一個仁君統治的主權國家緊密相連。如今我們早已對各種色調的烏托邦失去信心,雖然如此,造就此願景的人類渴望並沒有就此消亡,相反的,它在今日重新出現,但不再寄望猶待創造的未來,反而將希望寄託於已經廢棄卻未死亡的過去,一種逆向的烏托邦(retrotopia)。

逆向的烏托邦之所以出現,與液態現代世界的一項特徵密不可分:權力與政治的分離。也就是做事的能力與決定需要做什麼事的能力之間出現鴻溝,而在過去領土主權國家,二者合一。這種日益加深的鴻溝使得民族國家無法兌現它的承諾,隨而人類處境可在未來獲得改善的想法也喪失了魅力,人們不再相信民族國家有能力完成此目標。

逆向烏托邦仍是一種烏托邦,驅力亦來自匡正當前人類處境的渴望,儘管如今是透過復活過去失敗的和被遺忘的潛力。想像的過去,無論是真實或假想,仍是今日繪製通往更美好世界之路線圖的路標。對於打造另類社會的想法失去了信心,許多人轉向寄望過去被埋葬但尚未死亡的宏偉思想。齊格蒙.包曼在本書中,徹底拆解了當代這種逆向烏托邦情懷,並犀利批判其危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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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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