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與帝國》:18世紀歐洲殖民,建構起「熱帶特別不衛生」的想法

《醫療與帝國》:18世紀歐洲殖民,建構起「熱帶特別不衛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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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熱帶疾病」這個名詞本身可能就是個誤稱,很多歸類為熱帶疾病的傳染病,像是瘧疾、霍亂、痲瘋與登革熱,在歐洲與北美都曾經是地方疾病。在已開發國家,這些疾病大多已受到控制或被撲滅。

文: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熱帶醫學與殖民的負擔

在熱帶醫學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現代農業與大農場正在非洲擴張,礦場正在開採,道路與鐵路也正在建造。這些事情都用殖民的負擔這樣的修辭加以包裝,訴說歐洲將現代性與文明開化引進黑暗大陸。對殖民者而言,熱帶醫學連同經濟與文化的現代性,是他們贈送給非洲的禮物。

然而,錐蟲病、瘧疾以及熱帶地區盛行的其他疾病的歷史,幫助我們理解殖民主義本身的社會史與經濟史。歷史學者將疫病與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連結起來,指出疾病與現代性的關係甚為複雜。帝國認定是歐洲文明與經濟動力去除了亞洲與非洲的熱帶病痛,歷史學者挑戰此一說法,同時指出「瘧疾阻擋發展」的預設有其謬誤;然而即使到了後殖民時期,認為瘧疾疫情構成經濟成長路障的理論,仍舊形塑了開發中國家的衛生政策。實際上往往是歐洲殖民主義導致了瘧疾和錐蟲病這類疾病的散播。

瘧疾在印度的傳播加快,影響的地理範圍也擴大,這和十九世紀的森林快速砍伐、鐵路擴張與生態變遷有關。同樣地,十九世紀印度的飢荒,尤其是一八七六到一八七八年的馬德拉斯飢荒,是在更廣泛的社會變遷脈絡下發生的,涉及到食物短缺、營養不良、食用有害的「飢荒食物」、移民以及霍亂、痢疾、瘧疾與天花等流行病的傳播所構成的複雜因素。

藍道・帕卡德指出,南非史瓦濟蘭的瘧疾與整體農業政策的改變和鄉村貧窮化有關。雖然瘧疾出現在該地區已經有很長的時間,然而是季節性發生,而且只造成少量死亡。瘧疾在殖民時期的頻率與嚴重性增加可以歸因於該地區人口變遷與政治經濟局勢。由於人口的增加以及殖民政權對使用優良農地(中等高度草原)設下限制,許多史瓦濟蘭人在殖民時期遷徙到高地草原與低地草原等容易乾旱的岩石區,這導致史瓦濟蘭人越來越無法靠自己的土地維生,接著有越來越多人從事薪資勞動,其原因也和礦場的成長以及該地區引進玉米種植有關。玉米種植又連結到全球貿易與不景氣,使得史瓦濟蘭人暴露於乾旱的循環、農作物損失、經濟條件下降、食品價格上漲、飢荒以及一九二三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六年的瘧疾大流行。

不只瘧疾如此,帕卡德在《白色瘟疫,黑人勞工》一書指出,南非更廣泛的社會與經濟轉變導致結核病在非洲人口的傳播。該書研究十九世紀中,結核病如何連同工業化與勞動力遷徙等而在南非疫情升高。金礦的成長以及之後的農業擴張,吸引了不同地區大量的勞工前往城市,導致過度擁擠的住屋、低工資、不良食物與缺乏衛生設施,而這樣的條件很適合結核病的快速增加。帕卡德指出,黑人勞工由於缺乏適當的醫療照護與食物,加上可怕的生活環境,罹患結核病的情形比白人勞工更嚴重。愛滋病這個現代流行病在非洲的散播也連結到非洲的變遷,包括大農場的成長、勞工遷徙以及社會體系的動盪。

瑪莉涅茲・里昂斯指出,利奧波德國王的「文明教化使命」,在剛果發展出的大農場裡,於採集橡膠時使用的暴力剝削作法,讓勞工暴露於昏睡病的感染。大農場對勞工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要他們採集更大量的橡膠,迫使他們遠離家園在森林中一待就好幾天以採集野生橡膠。這使他們經常暴露於昏睡病病媒采采蠅的環境中。另一方面,重稅與勞力剝削促成大規模的勞工移動,不受管制的人口移動導致昏睡病的傳播,在北尼羅河盆地尤其如此。

這些著作擷取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的史學趨勢,將疾病放在更大、更長期的經濟、社會結構和生態轉變中來加以考察。這些研究也提出關於前殖民時期非洲生態體系的洞見。約翰・福德認為,英國帝國政策改變了非洲廣大區域的生態;這是錐蟲病疫情擴散的關鍵因素。福德此書是第一本將生態史與疫病史連結起來的重要著作,書中研究探討病媒、宿主與寄生蟲在東非、羅德西亞(現在的辛巴威)與奈及利亞等不同地區的關係。福德論稱,前殖民時期的非洲成功將昏睡病局限於在少數人口。更重要的是,他研究前殖民時期非洲社會如何創造出「無人煙之地」,阻礙疾病傳播。殖民農業政策擾亂了生態平衡,導致昏睡病傳播。之後有關前殖民時期坦尚尼亞生態史的研究,也支持了福德關於殖民主義到來之前,這些區域存在著生態平衡的看法。人類和牛隻透過多年來和病媒的緩慢接觸,取得了對疾病的抵抗力,也限制了昏睡病的散播。大規模遷徙破壞了這樣的平衡,使得從未受過感染的人口暴露於疾病而導致其流行。

另一本具有影響力的著作,是海格・傑克舒斯的《東非歷史上的生態、控制與經濟發展》,主張從一八九○年代起,殖民主義在坦尚尼亞帶來「生態浩劫」以及一系列環境與健康的災難,引進了牛瘟這類同時感染牛隻和野生動物的疾病。森林的砍伐也導致旱災以及舊有遊牧體系和生活方式的摧毀。

這些著作具有創意而敏銳地使用熱帶醫學的生態前提(熱帶醫學認為熱帶疾病是由熱帶氣候和環境所引起),以及「建設性帝國主義」的經濟前提,將熱帶疾病放回到砍伐森林、病媒孳生、採礦、建立大農場、興建道路、勞工移動以及地景改變等生態與經濟的脈絡。這樣做的同時,也指出熱帶地區疾病發生的增加是殖民主義的產物。這些著作成功地去除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認為熱帶地區長年充滿疾病的觀念,因此,所謂殖民的負擔其實是殖民主義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