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英九到韓國瑜,為何「反智粗俗的草包路線」再度獲得青睞?

從馬英九到韓國瑜,為何「反智粗俗的草包路線」再度獲得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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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對韓國瑜的核心支持者而言,韓國瑜不了解市政的這種無知屬性,並不構成扣分的要件?我們可以從蔣經國以後外省藍的兩大政治明星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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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打油詩人

韓國瑜日前接受專訪,說自己根本不懂市政,當了市長以後發現選前的承諾根本做不到。而韓粉的反應是,拱他選總統。

這個在許多人看來完全不合邏輯的發展,其實是有它的道理的。

首先,對韓國瑜的核心支持者(如外省中老年選民)來說,韓國瑜不了解市政的這種無知屬性並不構成扣分的要件。

我所認識的眷村長大的長輩,心裡總是有兩個男人:一個是王伯伯家裡考上省中又考上台大、聰明正直品學兼優的大哥哥;另一個是李家嬸子寵壞的老么,翹課打架,不愛讀書但是鬼點子一堆,不守規矩但是很講義氣的小太保。

不同的人物設定(簡稱「人設」)當然帶來不同的期待。考上省中的大哥哥如果留級了就叫「人設崩塌」,如果還抽煙被教官抓那就更崩更塌。相反地,小太保草包沒關係,他有血性和機靈;小太保抽煙是當然,就是偷搶拐騙也不意外,甚至打了人拘留所蹲一蹲也沒多大關係,他仍然是個好人,在大事上他會為你兩肋插刀。

蔣經國以後外省藍的兩大政治明星,馬英九和韓國瑜,就是這兩種人物設定的體現。過去幾年的台灣政治,對外省藍來說,就是王家的聯考狀元太講道理、人太善良,在外面被欺負了,沒關係,我們還有李家二狗子打回去,他可不跟你們講什麼規矩,要動手還是耍詐都不會輸。

到了這個時候,跟他們說李二狗是個草包或者壞胚子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就是要這樣的人來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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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講,除了從個人生命經驗形塑的認同以外,這些人中老年以後的政治經驗也展示出了一種反智化過程:從不在乎系統性的知識,到逐漸敵視系統性知識。

今天那些聽到韓國瑜的金句就激動不已;聽到有人分析韓國瑜政見行不通,就說你們那些都太理論了不接地氣;在爭辯中動輒「書讀那麼高卻不懂做人道理有什麼用」的人,在二十年前其實不是這樣的。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約1990年代),他們之中的很多人跑到了新黨,欣賞的是技術官僚王建煊、旅美歸國的趙少康、留美博士賴士葆和龐建國這樣的形象。而當時他們心目中的民進黨是什麼樣子呢?全民計程車,不跟你講道理只會用拐杖鎖打人。

在此同時,他們的主要敵人陳水扁,一般是被當成反智、操弄民粹、利用中下階層無知群眾製造對立的壞人來理解的。陳水扁三級貧戶的出身對他們來講絕不是一個勵志故事,而是「窮山惡水出刁民」的階級/文化歧視基礎。於是,馬英九2008年的勝選,對他們而言除了「正直與善良回來了」,也代表著理智、客觀的知識精英風格戰勝了反智粗俗的草包路線。

然後故事就開始反轉了。整個馬政府的八年,基本上就是以一個年輕、名校、高學歷、社會科學專業為基調的學運史:野草莓、反旺中、送仲丘、太陽花,康乃爾的法學博士被稱為戰神而崛起、台大清大的學生變成新聞焦點,他們上電視的時候,一不小心還會從嘴邊滑落艱深的社會科學術語。這些人操持著一種在年長藍營選民眼中過度象牙塔風格的語言,猛烈地抨擊馬政府、抨擊社會政治結構的現狀。

不論他們自己願意與否,這些年輕學者及學生在幾年內生吞活剝地把知識精英的光環給搶了過去,反襯得年長的藍營支持者像是被民粹操弄的無知大眾──而這正是當年他們貼給民進黨、陳水扁的標籤。到了最後,一個LSE的法學博士、一個在政策辯論時會從大前提、小前提一步步講到結論的人當了總統。

另一邊呢,馬英九當選的時候跟著自己一起歡呼的晚輩,十年的時光從中學生變成大學生研究生了,現在每天在家族群組裡使用各種拗口難解的語言,告訴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你假新聞、你漏數據、你去脈絡、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

馬英九到韓國瑜,十年的時間,王大哥變成了李二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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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以及本土進步勢力奪取知識精英標籤的速度之快固然令人驚訝,藍營切換成反智路線的速度又何嘗不是?而我認為,透過王大哥/李二狗的二元生存文化,這個現象會比較容易理解。

這種生存文化的兩端,循規蹈矩、溫和理性的王大哥和小奸小惡、不走正路的李二狗看似對立,卻並存於多數五六十歲外省人的思維模式深處。王大哥或李二狗終究是某種典型,或者極端案例。大多數的人都活在這兩種典型中間,一生中遭遇過各種王大哥或李二狗的劇碼,經歷過各種正直努力或投機取巧的時刻。這兩種文化取向,對他們來說不是互斥的,而是平行並存,可以隨時在兩者之間自由切換的雙軌。


過去十幾年,在美國文化社會學界有個很流行的概念叫作「文化是『工具箱』」。在此之前的社會學理論,一般認為文化決定了個人內心深處不可動搖的價值取向,而價值取向引導著人們社會行動的目的。與此相反,「工具箱」的理論認為,文化觀念是一種用來理解個人現實處境、正當化(而非指導)人們行動目標的工具。一個工具箱裡可以並存各種看起來相互矛盾的觀念或價值,而工具箱的主人可以在生活的不同情境中,視需要隨意拿出不同的價值觀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

這樣的理論,與我們看到的王大哥、李二狗角色模型若合符節。對於2008年的馬迷、2018年的韓粉來說,當初用王大哥視角鄙視民進黨,今天用李二狗視角繼續鄙視民進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一般來說,他們甚至不會發現自己悄悄切換了視角。

其實對他們來說,只要結論都是鄙視民進黨,不管用什麼視角,自己的世界都是很一致的吧──在急劇變動的社會情境中,不自覺地取用不同、甚至相反的世界觀來解讀周遭環境,因而反而得出相同的結論。事實上,這正是社會學家Ann Swidler提出「文化是工具箱」時,對人類與文化的關係做出的根本判斷。

只是,在她這套理論的奠基之作《Talk of Love》裡面,她分析的是中產階級的夫妻如何在描述不同境遇時,更改對愛情的定義,以支持自己對另一半的愛情宣言。而在我們現在的例子裡,這些人貫徹的卻是鄙視與憎恨。

似乎講得有點遠了,不過,「越不懂,越要選總統」,在這些人的世界裡,難道真的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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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打油詩人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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