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燈泡到鄭捷,「我們與惡的距離」 有多遠?

從小燈泡到鄭捷,「我們與惡的距離」 有多遠?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鄭捷是加害者、小燈泡是受害者、高姓男子曾經是旁觀者,每個角色完整重疊在一起,加害者是從前的旁觀者,因為成為體制的受害者,而漸漸轉變為加害者,三隻鳥來自於同一片森林。鄭捷這個名字,也漸漸成為另外一個嶄新名詞,也就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惡」。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讓我們距離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

如果一對父母用10、20、30年養育一個孩子,我們透過網路新聞,只花1分鐘的閱讀、30秒的瀏覽、1秒鐘的想像,我們就決定了它的模樣,腦海閃過一些對方的現實狀況、網路病理資訊,就「自認為」已經理解過對方,當我們僅以少量資訊判斷,這一刻我們都是「社會體制的共犯」,卻忽略社會結構底下,永遠都有一個看不到的盲點,存在看不見的故事,訴說著「我們只是認識了,我們以為的認識」。

新聞媒體報導的形式,有它呈現事物的「侷限性」,這個侷限性恰恰是讓我們與那些悲傷情節、真實人生故事有一段「必然存在的距離」,新聞媒體業有存在於社會公共性、必要性,透過電子與平面媒體,系統性報導發生在社群內的事物,但是這也讓社會大眾與真實保持在似近又遠的狀態,讓我們跟真實,有那麼「永遠的一步之遙」,我們對事物侷限的認知,也讓我們間接成為「社會體制的共犯」,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而,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多遠、多近,在於『我們為了更貼近真實,保留了多少空間』,給那些我們永遠接觸不到的悲傷故事、永遠看不到的黑暗角落,讓我們在評論判斷或價值取捨時,能夠留下更寬敞的空間給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永遠錯誤的答案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看一部電視影集,如果只追求結果,為何不能就看第一集與最後一集,只需要知道它的開頭和結尾呢?這就像台灣社會討論廢死議題,鼓勵你拿起A4鉛筆填寫「請問你支持廢死或同意死刑」,這道選擇題答案只有1跟2,社會只需要你的表態,卻沒讓我們思考這件事情能否這樣表態。

數字背後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真實人生,不僅僅是一道選擇題那麼簡單,這個問題「無法用這樣的方式」去填寫答案,它過度簡化剃除重要細節,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填寫答案,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注定是「永遠錯誤的答案」。

流離的燈泡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一個媽媽親眼目睹自己女兒(小燈泡)慘死歹徒刀下,媽媽在當日情緒悲痛中受訪「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兇嫌基本上在當時是沒有理智的,這不是靠立什麼法,怎麼做處置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還是希望能從根本,從家庭、從教育,來讓這樣的人,消失在社會上面。」這一段話,讓網路輿論如海嘯襲來,引發廢死議題爭論,鄉民無情的評論:「為什麼一個媽媽目睹女兒離開,可以那麼冷靜。」

她在人生重要的時刻,「選擇」用不同的方式態度,面對眼前悲傷,但那些悲傷分毫未減。

小燈泡媽媽這番話,訴說著兇嫌是加害者;同時,也是社會體制的受害者,我們無法讓這些人直接消失,相反需要透過「完善社會體制」避免產生更多受傷破碎的人,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淚流滿面的受害者、也可能是失去理智的加害者、更可能是體制共犯的旁觀者,無論那一個角色,每個人手腕都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緊緊連結著彼此,共同支撐彼此的重量。

小燈泡
2016年內湖「小燈泡」案後,民眾為受害者獻上花朵與布偶。|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尋岸的鄭捷
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

2014年5月,一名21歲少年,持刀在捷運上隨機攻擊砍殺乘客,見人就砍,導致4死24傷慘劇;那一天,鄭捷手中的那把刀,劃開了一道不會消失的傷口,台灣社會至今依然疼痛。鄭捷父母親也在頭七於江子翠捷運站下跪道歉,鄭捷被捕後判了四個死刑,2016年4月三審定讞並在5月執行槍決,那段時間社會上有另一股反對槍決聲音瀰漫,「我們都在意受害者,正因為我們在意,我們才更在意鄭捷。」

但台灣社會的傷口,有因為鄭捷的離開治癒嗎?

2019年3月台鐵區間車一名高姓男子揮刀高喊「我要當下一個鄭捷」,一邊癲狂大叫、一邊大哭,最終倒坐在樓梯痛哭遭捕,再次震驚台灣社會。我看見的並非他想要成為鄭捷,而是他在求救掙扎,繼續這樣下去他只能成為鄭捷,沒有人敢說還會不會有第三個鄭捷、第四個鄭捷…等,只要這道傷口沒有治癒,它就會像瘟疫持續蔓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下一個鄭捷,成為瘟疫犧牲者。

還願
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還願》是台灣赤燭公司製作一款恐怖驚悚遊戲,故事講述民國80年代,一位精神出狀況的父親,為了讓摯愛女兒身體康復,繼續歌唱夢想,迷信偏方,親手帶走妻女的家庭悲劇。

為什麼叫做《還願》,當遊戲最後一幕父親打開有女兒屍體的廁所門,製作團隊用音樂呈現這段「執著愛的悲劇」,歌詞中已逝女兒溫柔唱著,對爸爸說道:「下輩子,爸爸還願意做我的家人嗎?」我想,還願不是一個恐怖驚悚的故事,而是渴望、執著尋找愛的故事。

人有一種自然能力,可以把身旁事物從悲傷的框架中抽離,重新賦予它另外一層意義,讓我們重拾期盼、再次擁抱希望,這種能力叫做「愛」。每一起社會事件,都是一個獨特故事,盡管故事內充滿破碎的悲傷,讓生活像似廢墟;有時候,大霧瀰漫不盡人意,我們依然期盼瓦礫堆內,藏有光亮永晝的花朵,在人生某一刻我們都會看見。這種以「愛」為底蘊,去理解事物的想像力,是同理心的展現,更是每個人潛藏的能力,它也決定我們如何對待悲傷與之共舞。

流離尋岸

鄭捷是加害者、小燈泡是受害者、高姓男子曾經是旁觀者,每個角色完整重疊在一起,加害者是從前的旁觀者,因為成為體制的受害者,而漸漸轉變為加害者,三隻鳥來自於同一片森林。鄭捷這個名字,也漸漸成為另外一個嶄新名詞,也就是整個台灣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惡」。

至於「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影集,揭開台灣社會一層又一層的紗布,喚醒深埋的回憶傷痛,觀影群眾也隨著影集,重新理解傷痛背後「看不見的故事」,無論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他們都是同一個「人」是你也是我,一個人要多奮力才能重回陽光底下;讓生活繼續,那些故事都是「我們共同的傷痛」,如何能夠釋懷、如何重拾勇氣、如何繼續往前,才能讓流離的燈泡回家、尋岸的鄭捷靠岸。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