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以安全為名的剝奪,誰與「惡」更為接近?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安全為名的剝奪,誰與「惡」更為接近?
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賺人熱淚的一幕,是應家一家人來探望應思聰,而他從醫院走出來,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姊姊思悅告訴他,等你穩定下來就可以回家了。他卻只是一直重複:「我不會再打人了。對不起。我要回家。」然而,就算誠心悔改或是予以承諾,他仍已被關住了──在醫院裡,在新聞的標題裡,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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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輿汝

(本文含部分劇透)

近日,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題材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視上播出後迅速竄紅。這部電視劇除了寫實地刻畫了加害者、被害者與犯人辯護律師的心境外,更血淋淋地揭露這整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包括媒體給予精神病患的那些與「暴力、變態」有關的定位和連結、一般民眾對精神疾病患者「一脈相傳」的刻板印象、站在「正義」那方的人們以「安全」為名向精神病患的剝奪等問題。

媒體給予的標籤與建構

在本劇中,寫實地呈現思覺失調患者的病發經過。無差別殺人事件犯案者的妹妹李大芝,與房東兼同居人的應思悅原本相處良好,有天卻來了一位沈默又焦躁的新房客,原來是思悅的弟弟應思聰。應思聰原是一名前途無量的年輕導演,卻因女友輕生與導演一職被替換等事,讓他性格驟變,甚至出現幻聽與幻覺。某一天下午,他提著兩大包攝影機前往社區的幼稚園拍攝先前未完成的電影,卻被誤以為是附近康復之家的精神病患持槍狹持幼稚園班級,引起軒然大波。最後情緒難以穩定的他被警方逮補,並在後來被證實罹患思覺失調症。

此一事件卻是在劇中新聞媒體的大肆渲染下,才變為這麼大的一場烏龍。應思聰在未經警方證實的情況下,各家媒體便已將其報導成闖入幼兒園的變態,甚至直接現場連線。原因是應思聰站在幼兒園外自自言自語的行為,已與附近居民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不謀而合。

而在普遍大眾的印象與媒體的設定裡,「神經病」站在幼稚園外,除了拿槍狹持幼童,似乎不能再做出任何合理的事情了。於是在未採訪到當事人,僅採訪路人的狀況下,那兩袋攝影袋就成了槍袋,儘管應思聰口裡聲聲嚷著他在拍片,儘管他並沒有傷人,卻仍是個倘若被釋放便會危及社區安全的「神經病」。在此反映出台灣的新聞媒體為求快速而未落實謹慎,甚至為求標題聳動,在報導精神疾病患者時總傾向將其與暴力事件做連結。

劇中的精神科醫生便說:「精神患者被污名都是你們這些媒體造成的。」這樣說或許過於誇大,卻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是在劇中或是真實的社會裡,精神病患在媒體裡多半呈現負面特質。研究顯示,在1991年至2003年這13年間,《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精神病患的報導內容中,暴力犯罪的出現頻率最高。佔整體比例約三分之一,遠超過其餘主題。相較之下,較為中性的疾病知識主題,僅佔整體報導8.3%。雖然媒體運作的邏輯著重於報導異常事件,特別是社會新聞多半都是負面訊息。然而,媒體這種為精神病患貼上標上「暴力」標籤的方式,往往會強化讀者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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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一脈相傳」的刻板印象,社會對精神疾患的「期待」

在本劇的第二集,便以「居民抗議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之家在社區興建」的報導為開頭,理由各式各樣:「我們不是歧視,這麼熱鬧的地方,根本不適合他們啊!」「如果看到他們的話,還是會希望他們和小孩子保持距離啊。」在公設辯護律師王赦協助應思聰獲釋後,其妻子竟向他表示要替小孩換幼稚園:「因為不安全啊!你不是讓那個神經病被放出來了?」而就連思聰自己的父親,也將思聰的病發歸因於「挫折容忍力不夠」,甚至叮囑女兒千萬不要將這件事告訴未來的婆家,因為不會有父母會答應自己的兒子去娶一個家裡有精神病史的女人。這種對精神疾病者不堪的想像,已不再只是老一輩的思想,竟已是一個「一脈相傳」的觀念。而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負面聯想,也不再只有暴力。

3年前留下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便自殺的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在她的婚禮上便發表過一段有關「精神病去污名化」的演講。她表示,身為一個台南人,在台南生病,她不明白為什麼需要去沒有人認識她的台北做治療。而她於中文系就讀時,因受不了解離的痛苦而將她的重鬱症診斷書寄給各個教授,系主任與助教卻不相信她,甚至認為她在用一張診斷書逃避期末考──因為她的行為看起來很正常,沒有哭鬧,口齒清晰,甚至打扮得體。讓她不禁質問:「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期待』是什麼?」是否她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60天沒洗澡去找教授,教授便會相信她真的有精神病了呢?

有一種無知是可怕的。而在大眾扁平的想像裡,與「神經病」相連結的,當然不只暴力與變態,還有自殺、自殘、污穢、不治之症。除此之外,對精神疾病產生的原因,也總是家族遺傳、想太多、抗壓性低等解釋。

以「安全」為名的剝奪,誰與「惡」更為接近?

與精神疾病污名化相呼應的,還有對精神病患的「排除」。在劇中,社區居民建議康復之家「搬到山上,比較清幽可以靜養」。律師的妻子也咆哮:「神經病就是要關起來!他們這樣四處亂跑,我日子還要不要過啊?」立委接受採訪時甚至說:「尤其是不能容忍有這麼多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在都會區居住。治亂世用重典,應該要集中管理,不能讓他們四處流竄。而且,這個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的門檻太高了!」

在我們對精神疾病患者貧瘠的想像裡,他們總是需要一個遠離社會的環境,且是會危及社區、孩童安全的危險因子。近年來精神醫學界的的共識卻是:對絕大多數精神疾病病患來說,社區型治療和照顧,遠好過「隔離」。劇中的精神科醫師也表示:「在殺人的事件中,只有5%的犯人有罹患精神疾病,且極少數是會攻擊其他人的,大部分是攻擊自己的家人。」然而,大部分民眾卻以這種以「安全」為名的、以對孩子的「愛」為後盾的方式,要求精神病患被隔離。

現行精神衛生法對精神病患強制住院的規定是:「要有傷人或自傷之虞。」可怕的是,有時候,警方竟然可以因為輿論、或是立委的擔心,就把一個沒有自傷、或是傷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強行住院。事實上,3年前發生的「政大搖搖哥事件」,便與劇中所提到的「哈哈哥事件」類似。

搖搖哥時常出現在國立政治大學校園內,但從無自傷或傷人,只是經常搖頭、揮舞手臂及自言自語。2016年,在內湖發生隨機殺人案件後,台北市政府無預警將其強制送醫──儘管過程中搖搖哥不斷反抗並大喊:「我沒有犯法」、「我有傷人嗎」。這不禁讓人疑惑:倘若世上定要有善惡之分,那拿精神病患的自由來成就安全,進而剝奪他們與社會接軌機會的我們,與未曾傷人,卻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究竟是誰更接近「惡」?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賺人熱淚的一幕,是應家一家人來探望應思聰,而他從醫院走出來,詢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姊姊思悅告訴他,等你穩定下來就可以回家了。他卻只是一直重複:「我不會再打人了。對不起。我要回家。」然而,就算誠心悔改或是予以承諾,他仍已被關住了──在醫院裡,在新聞的標題裡,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

無疑地,我們的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是刻薄的。或者應該說,我們在自認對他們富有同情的想像裡,填滿了名為「危險」的恐懼,自己卻渾然不知。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是隱晦而長久的問題,它的成因複雜,包括媒體的建構、人們的欠缺了解。《我們與惡的距離》硬生生地扒開這個根植在社會中的病徵,皮開肉綻地,但也沒有告訴我們何為對、錯。去除污名化非一蹴可幾,但破除恐懼的方法之一是嘗試了解──我想這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試圖給予我們的,也是對精神疾病患者最好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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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