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夏》:大英帝國是如何輸掉了在北美殖民地的戰爭?

《革命之夏》:大英帝國是如何輸掉了在北美殖民地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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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很清楚的是,傑曼對於親英派情緒的估計是嚴重誇大的。我們現在知道,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北美人口是親英派,但是豪的支持者宣稱幾乎所有的北美人都很支持這次叛亂,同樣是一種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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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瑟夫・艾里斯(Joseph J. Ellis)

與解釋勝利的原因相比,解釋戰敗的原因總是一項更為困難的事情。但是《巴黎條約》的出臺給英國造成了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因為其中的條款表明的是,英國永久性地失去了在北美的領土。所有的流血犧牲和財力消耗——四萬人的傷亡和五千萬英鎊的軍費——都打了水漂。隨著這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徹底的失敗被人瞭解,一種集體的沉默像烏雲一樣籠罩著這個話題,就好像它是晚餐聚會上一位不受歡迎的來客,如果不去管他,他最終會離開。約翰・亞當斯在一七八五年曾不幸擔任了美國第一位拜訪聖詹姆士宮的公使。他報告說,無論他什麼時候走進房間裡,英庭的官員們都轉過頭不想看他,因為他總是讓他們痛苦地想到他們不願承認的沮喪的現實。阿比蓋爾聲稱,由於受到流亡親英派的妄想故事的影響,倫敦新聞界大範圍報導說大部份美國人開始重新考慮獨立問題。他們還說,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從巴黎回去的時候差點被費城的工匠們用石頭打死,因為他們很氣憤他將大家帶入了歧途。

這些人傾向於否認事實,而不是坦率地評判這次慘敗,因為那樣將會讓英國政府面對某些讓人極度不快的事實。這些事實一起埋葬了承托起整個大英帝國基業的核心理念。因為令人沮喪的真相是,有幾位英國大臣從一七六三年開始就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北美對於英國議會在殖民地的權力擴張的抵制。這幾位大臣滿不在乎地認為,一七七四年英國的大軍壓境將會迫使殖民地屈服。他們一直都錯誤地理解了北美人民抵抗的程度。他們還錯誤地認為,英國軍隊的優勢地位將為一七七六年的叛亂迅速畫下句號。

從各方面看來,歷史都已經證明了他們的錯誤。北美殖民地人民給了他們許多次改變路線的機會,有好幾次提議甚至讓人隱約看到一個重組後建立在主權共用與相互承認的原則之上的大英帝國。英國拒絕了所有這樣的提議,他們這麼做的憲法基礎是,主權不容分割且必須歸於一處(也就是英國議會),但其中也有根植於對掌控殖民地臣民的需要的深層心理因素。這種傲慢的想法在他們看來是不容談判的原則,正是因為它帝國才得以確立。它超越了政治和體制的具體意義,而直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這種感覺讓他們將美國的表親看作低等生物。但是隨後導致的戰爭相當確切地展示了,英國無法控制結果,他們的優越感只是一種幻想。有一個疑似虛假但具有歷史意義的說法是,戰敗後走出約克鎮的英軍上演的是「世界顛倒過來」這一幕。

另一種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人們感受到戰敗的全部含義之前就開始在撫平戰敗的傷痛了。在一七七九年春天——從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的這段時間裡,英國下議院啟動了全體會議模式,以討論被稱為「北美戰爭行動」的這次事件。這一極為不正常的要求是由威廉・豪提出的。他最近才被從美國召回,現在即將被封為威廉爵士,這個騎士封號是為了獎勵他作為英國國王軍隊的指揮在北美戰場的表現。但是,儘管有這個榮耀的封號,豪一回來就遭遇了倫敦新聞界對於他在戰爭中表現的廣泛批評。這些批評主要指責的是,他做出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都是在拖延而不是結束叛亂。豪利用自己議會成員的身份要求下議院召開特別會議——而不是通過審判或軍事法庭——來回應他的批評者並澄清他的名聲。

為了回應那些指責他在紐約戰役中過分謹慎的批評者,豪提供了一份概括性的解釋:「我要履行的最重要職責是,我不希望讓國王陛下的軍隊在達成目標的條件尚未充分的情況下行動。我十分清楚的是,軍隊所承受的任何重大損失都無法迅速輕易地得到復原。」豪並不承認他和他哥哥有過充當外交官的想法,也不承認他們希望通過和談結束衝突。相反的,他找到的理由是他作為英軍軍官所做出的判斷。實際上,他成功實現了自己所宣稱要實現的目標,那就是讓英軍以最小的傷亡佔領紐約市及紐約港。

他最為激烈的批評者將他們的抨擊集中在他未能在長島乘勝追擊、進攻逃散的美國士兵這一事件上,因為果斷出擊的話也許本可以讓整個大陸軍投降。豪承認說,當時他的士兵們已經熱情高漲,如果得到允許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攻佔布魯克林的堡壘。但他堅持認為,這樣一場勝利要靠英軍付出極大傷亡才能換來,他認為那毫無必要。他沒有料到的是,華盛頓會想方設法從伊斯特河撤走他戰敗的隊伍,那是一場違背了所有現代戰爭傳統戰術的、奇跡般的抽離行動。他暗示說,他的批評者們只是在對一個戰爭決策進行事後評判,而這個決策是在緊急時刻出於正確的戰略考慮而做出的——也就是說,決策者並不擁有他們那種事後之見的英明。

到那時為止,豪的防守依靠的是對那些針對他的指責的狹隘定義。他辯稱說,他在長島和曼哈頓的幾次行動中的戰略謹慎是嚴格地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而大眾和政治家都缺乏對此進行批評的能力。但是這場爭論的事態急劇擴大,幾名英國軍官被傳去代表豪出庭作證。他們認同了豪的說法,認為他推遲對布魯克林高地的正面進攻的決策在戰術上是正確的,這樣的進攻的確可能會成為「輕率之舉」。但是他們隨後繼續對豪所面臨的更大的戰略困境進行了描述:

派軍隊去北美絕不是意味著這片土地的臣服——而是因為那裡人民的敵意和怨恨,他們幾乎清一色地憎惡著英國政府;這也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自然環境,此處是最難也最不適合開展軍事行動的地方……這使得軍隊不可能隔著距離在離開艦船的任何地方發動進攻。

這番證言迅速引起了這場戰爭的兩位傑出批評者的注意,他們是查理斯・福克斯(Charles Fox)和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這兩位善良的輝格黨人從一開始就反對喬治三世和他手下那幫大臣們的壓迫政策,這種政策達到頂點的標誌是一七七六年夏天傑曼決定出兵進攻紐約。福克斯特別直言不諱地維護著豪,他宣稱豪是被人當成了替罪羔羊,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英國政府裡真正的罪人的譴責:「我們損失了兩萬五千人。我們為這場遭天譴的北美戰爭消耗了三千萬[英鎊]。誰才是這次錯誤決策的罪魁禍首?問題難道不是在這裡嗎?誰將我們引入了戰爭之中?」因為譴責國王幾乎是叛國之罪,也違背了議會討論中大家默認的行為準則,福克斯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個更為安全的譴責目標之上:應該接受審判的不是豪而是傑曼。柏克也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向豪這名令人尊敬的軍官表示了真誠的謝意,認為他在一場既不必要也無法獲勝的戰爭中很不走運地被任命為了總司令。

包括豪在內,沒有人曾預料到事情會發生這樣的轉變,甚至連那些對於豪對國王陛下的軍隊的掌管抱有嚴重質疑的議會議員們現在也呼籲結束這種討論,因為它已經變成不計後果地對政府的批評。但是豪堅持認為應該繼續進行討論,他聲稱沒有什麼比他的名譽更為重要,而他覺得自己還未被完全洗清罪名。能夠有機會貶損傑曼名聲的福克斯由衷同意的是,這場討論無論如何也應該繼續下去,因為威廉爵士已經成為在議會多年的粉飾和否認之後促使真相浮出水面的人物。

傑曼在這一點上什麼也沒有說,但是他現在感覺到有必要回應那些對於他在戰爭中的行為的批評。他十分痛苦地表達了他一直以來對於豪的尊敬,並且他十分不贊同豪的名聲被「造謠者、傳舌者和咖啡館政客們」四處傳播的方式。但是他也堅定地相信,他讓豪氏兄弟擁有了壓倒性的軍事優越地位。在這一點上,他沒有絲毫疑惑或是猶豫:「從這個國家派遣出去的軍隊都是完全有能力通過徹底撲滅叛亂以及收復殖民地來實現自己目標的。」傑曼並沒有明說,但是他的話清楚地暗示,不管有什麼理由,豪氏兄弟都未能完成他們的任務。

尤其令他深感沮喪的是,他聽說豪和其他的英國軍官都將大眾對北美叛亂的支援錯誤地描述為「幾乎是全體支持」。他自己的消息來源主要是流亡的北美親英派,他們向他保證說,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殖民地人民是堅定的叛亂者;其餘的人要麼是親英派,要麼持中立態度。為了澄清自己,傑曼拿出了證據,那就是「參加我們軍隊的北美人比叛亂領導者麾下的北美人要多得多」。他還援引了困擾著大陸軍的徵兵問題,那就是「他們想要六萬人,但是從未能召集齊兩萬人的部隊」。

豪要求提供對傑曼的資料進行反駁的機會,但是被駁回了,因為當時下議院在六月二十九日投票決定結束這次討論。回過頭來看很清楚的是,傑曼對於親英派情緒的估計是嚴重誇大的。我們現在知道,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北美人口是親英派,但是豪的支持者宣稱幾乎所有的北美人都很支持這次叛亂,同樣是一種誇大。

從豪的角度來看,這場質詢的結果是模棱兩可的。一方面,他的批評者得到了回應,沒有人提議說他應該被剝奪爵士身份或是受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他的行為在更大的關於戰爭的理智與可行性之間的爭論中成為一種政治獎賞。在他身後的支持者們所堅守的理由是,他被賦予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無論怎樣施展軍事力量都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對於議會中一貫反戰的人來說,他是受害者。對於大英帝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擴張行動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回答一個尷尬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輸掉了這場戰爭?


也許可以被我們稱為「豪對戰敗之解釋」的事件從未獲得過官方認可。關於這一點,英國政府從未認為對這次重大潰敗的原因進行官方質詢是合適的。與此相反,他們更傾向於給整個事件擋上一層沉默的幕布,他們將它視為一道隨著時間流逝可以自行癒合的傷口。

這種強制遺忘政策的一個例外情況是亨利・克林頓,他一七八二年從美國一回來就伺機動筆寫自己的回憶錄了。克林頓在一七七八年從豪手中接掌英軍,所以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己在戰爭後期的決策辯護。他聲稱,一旦法國介入這場衝突,他就面臨著不可逾越的障礙,康沃利斯的軍隊在約克鎮的投降並非他的過錯。但是在他的回憶錄的前面部份裡,克林頓回顧了紐約的行動。在向作為總司令的豪致敬過後,他接著講述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暗示豪在戰爭一開始就錯過了一個獲勝的絕好機會。

克林頓講述了豪三次拒絕了他的提議的經歷。他宣稱,激勵他的「並非任何其他原則,而正是盡自己最大努力以迅速撲滅這場叛亂」的意願。從一開始他就提議對曼哈頓北端發起進攻,因為這樣可以將紐約群島上的大陸軍團團圍住,讓他們沒有逃生的希望。他也曾爭取過在布魯克林乘勝追擊大陸軍的機會,他們在戈溫那斯高地戰敗後正處於逃跑狀態。他還建議過在國王橋而不是基普灣發起進攻,因為那樣可以將大陸軍困於曼哈頓。每一次,豪都拒絕了他的提議。儘管克林頓還特意表明了對豪作為總司令的權威的捍衛,然而他卻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十分明顯的印象,那就是在紐約的行動中本來是有數次機會可以殲滅大陸軍的,如果事情真的那樣發生,這場戰爭也許早就結束了。

克林頓的回憶錄可能反映了英軍的軍官團體內部某些人對於豪的決策的批評性評價,但是他們對於那場關於「誰為英國戰敗負責」的持續的(如果私底下進行也算數)討論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克林頓在完成回憶錄之前就離世了,這些回憶性文字一直未能出版,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然而,似乎比較清楚的是,直到克林頓去世為止他都相信,要是在紐約的時候是由他而非豪來指揮的話,北美獨立戰爭也許結局會完全不一樣。

克林頓的記錄很明顯是為了自己,但是一七九四年出版的一部從英方視角全面記述這場戰爭的兩卷本著作支援了他的記錄。這部著作的作者是查理斯・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一名戰爭期間的英軍參謀。儘管英軍失敗了,但是他還是想要寫出一些積極的東西。「儘管這場戰爭的運氣很不好,」斯特德曼解釋說,「我的同胞們並不想展示武力,或者愛國熱情。」斯特德曼的主要觀點是,英軍已經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作戰十分勇敢,他們不應該為戰爭的最終結果而受到批評或是責備。

唯一的例外是威廉・豪。斯特德曼對紐約行動的敘述遵循著與克林頓的批評相同的思路,他將豪在長島和曼哈頓的決策描述成是「難以理解的」。因為斯特德曼在理查・豪的部隊中任職,他肯定意識到了豪氏兄弟的軍事決策都極大地受到了他們的和談願望的影響,但是他沒有提及這一事實,而是更傾向於將豪的決策形容為「戰術錯誤」。他重點批評的是,豪在一七七六年十一月未能在華盛頓潰敗的隊伍穿越紐澤西撤離的時候乘勝追擊,他認為那是最後也是最合適的殲滅大陸軍的時機。

根據斯特德曼的講述,最關鍵的時刻一旦過去,英軍取勝的可能性就已經消失,原因有三。第一,華盛頓採取的是偏防守的戰略,被稱為「據點戰」(a war of posts),這使得決定性的交戰變得相當不可能。第二,大陸軍有了更多的戰鬥經驗,尤其是打造了一批更具職業水準的軍官隊伍。第三,一七七八年的《法美條約》(the Franco American Treaty of 1778)為美國提供了財力和人力支援。總的來看,這些情況的變化使得對於英國而言很難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儘管他們的海陸軍隊有著英勇的表現。

斯特德曼這個版本所記載的歷史提供了一條受到英國政府和英國軍隊認可的故事主線,因為它反駁了柏克、福克斯和皮特(Pitt)這些反對派領袖的言論。他們認為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錯誤的行動。但是必須要以一次致命攻擊迅速贏得戰爭,這正是傑曼在一七七六年夏天所提議並策劃達成的目標。當這種努力失敗的時候,英軍也還是英勇戰鬥著,苦苦支撐著這場註定要輸掉的行動。

這種解釋的高明之處在於,它回避了「英國政府那些導致戰爭的政策是否明智」這個問題(很明顯它們是不明智的),而且它認為英國失敗的根源在於一七七六年夏這個微妙的時刻以及威廉・豪這位錯失殲滅大陸軍大好時機的英國軍官。這樣就不必再引起人們對大英帝國基業背後的核心理念的根本性質疑了。人們會想,要是豪氏兄弟的行動能夠更為主動一些的話,大陸軍應該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樣的想法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正確的,而且大陸軍的覆滅也會讓這場戰爭早早結束。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如果那樣結局會如何,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學界所發揮的平衡作用已經讓它成為一個問題重重的假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革命之夏:美國獨立的起源》,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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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瑟夫・艾里斯(Joseph J. Ellis)
譯者:熊鈺

1776年關鍵的夏天
發生了影響深遠的一系列事件,見證了美國建國的故事。

十三個殖民地走到了一起,紛紛贊成從大英帝國分離,而英國則派出了有史以來龐大的艦隊,打算橫跨大西洋將這場叛亂扼殺在搖 籃之中。大陸會議和大陸軍被迫接二連三地做出決策,臨時的舉動卻讓他們造就了歷史。

作者艾里斯以生動而流暢的敘事手法,詳細地考察了在這個進展順利的時刻中大部分的重要人物,包括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托馬斯・傑斐遜、本傑明・富蘭克林,以及英國方面的海軍上將理查德・豪勛爵和威廉・豪將軍。他將政治的和軍事的進展作為一個故事的兩條線索編織在了一起,向人們展示了這些事件之間的前後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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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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