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馬欣導讀:通往地獄之路,常由自命良善的人所鋪成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這疏離社會下的附魔狀態,一如書名本身就是個提問,我們與惡的距離比你想像的近,因為我們往往假善惡之名,行自我證明之實。只要是快意恩仇都是充滿了一念無明,哪裡來的善惡。
文:馬欣(作家、影評人)
通往地獄之路,常由自命良善的人所鋪成
《我們與惡的距離》要說的不是如何分辨善惡,而是如果不睜開眼睛看清楚這個世界,人將無從善也無從惡。
記得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說過:「一味地『排除惡』,恐會引來更大的惡。」畢竟排除惡是方便的,因為幫助我們最早有社會化的常是童話,但也是誤導我們對善惡的標準。童話中通常引導我們生來是一個主角,這幸運的本位讓我們看事情充滿盲點。
許多童話中「主角」的證明是他對善惡一無所知,無論是灰姑娘或是小紅帽等,彷彿對惡的無知是我們以為「好」的正統性。這類建構出自戀視角的故事,使得我們對惡很容易呈現歇斯底里的反應,我們經年累月的受害者情結也開始產生,以為那是自我純潔的象徵。善惡說穿了,在沒有好的教育基礎下,在當代無疑是各種自戀形式的裹腳布。
對加害者丟石頭,更能成全自己的自戀
當我們論述善惡時,只要意識有人在觀看,我們就有種亟欲表態的衝動,像猴子當街表演一樣,沒有比對加害者丟石頭這件事更能滿足自己的自戀感。這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書裡的眾生相。
裡面的多數角色,都有著跟人群向惡人丟個石頭便感到滿足的潛意識,生怕這世上沒有好事之徒,隨時等待著下一波熱鬧,並非因為正義感,我們對善惡的沉迷,更多是我們的自戀有了更多的表述出口。
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固然以為死刑犯辯護的律師王赦被群眾潑糞為爆點,但人物線眾多,它的主角其實是廣大群眾,當然包括煽風點火的鍵盤俠與記者,一起連結出一串人形蜈蚣,成為一種集體附魔的狀態。

對惡的著迷與追打,是疏離社會的附魔群像
一開始或許有人是善意上網留言,但陷入群體狂熱後,常會陷入一種道德亢奮的狀態而不能自己,不斷會關注那個犯人、不斷搜尋著那人的傳聞,而成為一種成癮狀態。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盲目人群的觀察:「這些群眾的主要特質不是殘酷和落後,而是孤立以及缺乏正常的社會關係。」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這疏離社會下的附魔狀態,一如書名本身就是個提問,我們與惡的距離比你想像的近,因為我們往往假善惡之名,行自我證明之實。只要是快意恩仇都是充滿了一念無明,哪裡來的善惡。
在集體失格的時代,家庭可能不失格嗎?
故事的主線為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中間連結的則為律師、心理醫生與記者,不過真正帶出這故事主情感的是隨機殺人犯的妹妹李曉文,從她必須要改名、在網路上也被罪名連坐、家人躲逃、無法選擇工作的小心翼翼等,讓人想到東野圭吾的《手紙》,一個有重罪犯的家庭,他的家人是否有重生的機會?
亞洲一直以家為單位,只要小孩犯罪,直接追討的就是家長的教育方式,接下來挖出的就是嫌犯在校生活與平常雞毛小事的曝光。我們急著要找一個理由來讓自己心安,急於將他人人生簡化為兩句話,大量專業用語,如「反社會分子」被情緒化操弄,而忽視這時代「失格」這件事的氾濫。各專業領域都逐漸失格的狀態,如何奢談「家」仍能像八○年代經濟起飛時有一定的約束效用。
老實說,八○、九○年代被高估的典範家庭,是因為它曾經是個穩固的經濟單位,在經濟平穩時才能發揮它的作用,一旦階級與經濟風向混亂時,家這艘船如果太小,就在風雨中失去了定錨的力量,人們只能以浮木來抓住「家」這概念,人們對於追索家長失格這件事有種過時的觀念,家這單位之於社會,已非以前的度量,整體翻轉的價值觀,讓我們忘記我們都在一個集體失格的年代而不自知。

因此書中舉出幾個家庭為例子,都以過往僵化的價值面對現在社會,出現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世代脫節問題,無論是裡面追八卦求即時的記者無法身教於孩子、身處富裕嚴重脫節於現實與其他階層的父母、忙於營生無暇他顧的父母,都像是在大海中失去座標的父母,無法掌握新時代的風向而自亂陣腳。書中男女老少都在這大景幕中,出現了集體迷失的狀態。
新聞業的老鳥與菜鳥一起迷失,成為一個表演者而非產出者,雖然失去了新聞業的公信力,但仍創造了一個過度吵雜且語焉不詳的世界。
眾聲喧譁的世界,你能分辨哪一句是真實的嗎?
故事中的角色們每日在這些真假輿論的回聲中無法思考,包括自媒體的本身就容易有一種過於自曝的躁鬱情態,以至於故事中新銳導演思聰出現幻聽、李曉明跑到戲院隨機殺人、一個學生模仿著李曉明在街上傷害路人,這三個加害者都呼應了這社會太多的回聲,每個人聽到的話語雖多但都處於無法入心的封閉迴路。也就是漢娜.鄂蘭說的「孤立」,並非沒有朋友,而是這吵雜世界裡人人隨時會感受同異的孤立。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把這個雜音密室呈現給你看,惡從哪裡來?善從哪裡生?環境造就的眼瞎心盲更接近當代真相。
裡面無論好人與壞人都在這些巨大的回音與噪音中無法思考,包括人權律師王赦的生活是崩壞的,也包括心理醫生的大量病患負荷,整個故事裡的每個成年人在巨大的重複噪音中,都無法冷靜思考,只能從蚌殼的迴聲中找尋近似自己想法的重複說著,或是更清醒者最後能找出一條比較接近良知與平靜的道路。
從眾太容易 它卻是更巨大的惡
有趣的是,裡面令人最有印象的台詞:「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我們在留言板上最常看到的回應是:「這種爛人不用跟他囉嗦」、「亂世就只能用重典」、「如果發生在誰家,誰能平靜看待」等,這些你我都聽過上百次的話,也是這齣劇力圖呈現的,當每個人都接力說出一樣的話,當我們聽到的聲音不斷重複到能背誦時,你,身為一個人,有自信在長期喧譁中,不學人做一隻學舌鸚鵡,而是觀察除了受害與加害者外,其他人的群像又是如何?自己從四方雜音中聽到了幾分真實?智者尋因,愚者問果,從眾太容易,但它卻是更大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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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之路,玉山安永科技論壇剖析企業投資再生能源及財務策略計畫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減碳淨零時代,公司面臨的最新挑戰,就是該如何轉型成為綠色企業,這不僅牽涉企業的減碳藍圖,更需要滾動式調整財務策略,因應日後可能面臨的能源風險及成本議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共同舉辦「玉山安永科技論壇:淨零時代的國家競爭力與企業能源策略規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的深度探討,共同尋求台灣永續成長的下一波契機。
台灣經濟以外貿為大宗,能源轉型勢在必行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童子賢首先指出,台灣2022年GDP達7,626.7億美元,同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9,071.2億美元,意謂台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作為經濟成長引擎。面對歐盟CBAM、美國CCA碳關稅的衝擊,攸關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必須針對產業的能源策略做縝密規劃,在淨零減碳的路上,期許台灣成為各國學習的優等生。

事實上,碳排放與地球暖化的關聯性,最早回溯1970年代就有學者進行研究,但近五、六年因異常氣候造成大規模災難,促使全球各國、企業、乃至於個人,對減碳議題更為關注。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騰龍表示:「淨零碳排不只是口號,絕對是需要落地。特別是台灣在2023年一月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證明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企業須思考再生能源的投資可行性,以及對企業財務的風險影響並及時擬定因應之道。」

針對目前國際減碳現況,台灣淨零路徑有哪些明確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分享,全球目前有151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以及越來越多國際大廠宣示,2050將使用100%再生能源。台灣方面,從2021開始有目標宣示,一路經歷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制定,接著推出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再到2023年法案三讀通過,代表台灣淨零的里程碑,正式邁向法制化施行。
龔明鑫接著提及幾個關鍵數據,預估到2030年前政府將編列近9000萬預算,打造四大供應鏈:光電、風電、電動車、儲能等產業生態系,帶動民間4兆投資,預估可創造5.9兆產值及55萬個就業機會。另外,台灣發展再生能源將主力聚焦在太陽能、風電、氫能、碳捕捉封存技術(CCUS)這幾項重點項目,可望降低台灣的能源進口依賴度,目標要從2021年97.4%,下調到2050的50%以下。

淨零與永續畫上等號,企業如何因應挑戰調整資本策略
台灣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當中,有一項計畫是「發展綠色金融」,顯見金融與淨零的密切關係,運用融資及金融工具,引導企業落實碳盤查並制定減碳目標及策略。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馮熾煒就提到,全球淨零趨勢與企業永續策略緊密相連,在此脈絡下,金管會宣布2026年資本額達到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必須接軌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藍圖。
「這項主管機關要求,代表台灣企業未來要定期向投資人揭露永續報告,透過國際通用標準方法來比較永續相關資訊,同時也避免可能漂綠的情事。」馮熾煒表示,為了達到淨零減碳,越來越多企業選擇購買綠電做為最終解決方案,也可從源頭的角度同步解決碳稅的問題,而目前台灣取得綠電途徑的可行方法,主要以「綠電直供、綠電轉供、再生能源憑證」三種方式為主。
對此,馮熾煒提到,企業可依據自身用電模式,以及未來綠電用量期程,設計出不同綠電採購的方案來評估潛在效益及風險,並進一步優化資本配置,制定出企業中長程且高可行性的淨零減碳計畫。

企業擬訂永續策略,不可忽視財務永續
本次論壇最後的座談環節,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曾于哲擔任主持人,邀請馮熾煒及兩家業界代表:GE Vernova政府暨公共事務總監王珮馨、Ørsted沃旭能源亞太區資產管理總監楊雅雯,一同分享彼此觀點及作法。
首先曾于哲提到服務企業客戶過程,觀察到永續投資趨勢的三大面向。第一,減碳不再是單打獨鬥,勢必讓供應鏈夥伴願意買單,而且搭配不同解方來執行計畫;其二,企業董事會盤點高層次的淨零願景,相關資本支出計畫必須有配套的具體方案;第三,全台金融機構分行與企業做融資貸款業務時,相當關注企業的淨零進度,若不做轉型,未來勢必拿不到最多訂單。
由此觀之,企業展開永續轉型過程,財務議題是重中之重。企業代表又是如何從財務角度,協助策略有效執行?王珮馨指出,GE身為設備商,除了把碳盤查的範疇一、二、三的每個減碳路徑擬定出來,同時財務長及執行長也積極與各地政府對話,搭配當地獎勵措施政策,幫助企業淨零轉型過程獲得更充沛的資本挹注。

楊雅雯對此議題回應,目前台灣除了自發自用綠電,大部分採用「電證合一」綠電購買模式,也就是將綠電跟憑證綁定採購,因此建議財務長盤點自身企業的用電量,藉此掌握不同再生能源方案的實際成本,協助公司擬定適切的購電策略。馮熾煒也補充,未來綠能與傳統能源的成本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黃金交叉,建議財務長持續掌握能源成本趨勢,協助企業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標。
最後,曾于哲再次強調,「擁抱再生能源實現企業永續成長」的重要性。企業未來談生意的過程,若期待不需再費心思關注再生能源的挑戰,相關做法包含從源頭減量及實際的財務計畫,安永會持續協助企業邁向永續之路,根據具體計畫來逐步執行,確保企業擁有永續成長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