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睛公式》:《紐約時報》的謊言——恐懼與憤怒是最政治性的情感

《吸睛公式》:《紐約時報》的謊言——恐懼與憤怒是最政治性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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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這件事我們了解到,即使在現代民主主義體制下,恐懼與憤怒情緒依舊被當作策略來使用,尤其當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活躍時,效果越明顯。然而恐懼與憤怒也會讓派系嚴重的群體更為偏激,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我認為這個策略是民主主義發展的阻礙者。方法雖然有效,但並不正當。

文:吳正浩(오정호)

《紐約時報》的謊言

2014年秋,我開始關注1964年3月發生在紐約皇后區的一起殺人事件。我找遍了資料,重建案發當時的狀況,調查動機源自於我小小的好奇心,我天真地猜想,被稱為世界上立場最客觀的報紙《紐約時報》是否也曾為了引起恐懼和憤怒而刊登不實報導呢?查著查著,我就找到50年前發生的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兇殺案。這起案件證實了我的猜測。

1964年3月,紐約皇后區的裘園(Kew Gardens),時間大概是凌晨3點多,在酒吧當服務生的凱蒂.吉諾維斯正準備下班,她把自己的紅色飛雅特停放在自家附近的長島鐵路站停車場。突然間,她感到背後有人,緊接著就被這名歹徒從背後猛刺數刀。歹徒聽到對街公寓7樓傳來「放開她!」的喊叫聲後匆忙逃逸。然而,即使凱蒂大聲尖叫尋求幫助,卻沒有人出來街上幫她,她忍痛爬行到某戶人家的玄關求助,卻慘遭折返回來的歹徒姦殺。凱蒂被攻擊超過30分鐘後警察才趕到,38名目擊者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出面協助,也沒有人積極向警方報案。

事件發生2週後的1964年3月27日,《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報導,標題是「37位命案目擊者,卻無人報警」(37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內文提及38人)。報導出來之後,所有的報紙、雜誌,還有宴會、學校、教會……任何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在討論這件事,凱蒂案成為了全世界熱烈關注的話題。大眾媒體到處打聽這38人是誰,情緒激昂的民眾也要求公開名單,甚至有部份居民發起反冷漠運動(Anti-apathy campaign)。凱蒂案的影響也蔓延到學術界,1968年在心理學家畢伯.拉塔內(Bibb Latane)與約翰.達利(John Darley)的研究下,誕生了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這個新的社會心理學名詞。案發地點的裘園後來成了危險地區,該地區居民也被冠上無責任感的污名。直到現在,凱蒂案仍是社會心理學的教材。

瞬時間,凱蒂案讓紐約市民與全世界陷入一片恐懼與憤怒之中。人們對鄰居的不信任感、失去守望相助的挫敗感越來越深。大家最憎恨的不是犯人溫斯頓.莫斯里(WinstonMoseley),而是明明在現場,卻袖手旁觀的38名旁觀者。既然我們已經無法再信賴他人,只好要求更安全的社會系統了。凱蒂案後,路燈變得更明亮了,政府也推出911報案系統,並且制定了「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Law),將緊急救助列為法律義務條款。如果只看結果,凱蒂案之後的美國似乎比以前更美好了。

問題是《紐約時報》的報導內容並不符合事實。3月27日《紐約時報》發佈獨家新聞之前,前編輯長羅森索(Abraham Rosenthal) 和紐約市警察局長麥可. 莫菲(MIchael Murphy)曾在紐約某餐廳聊天。

莫菲:對了,皇后區那件事,都可以寫成書了。聽說目擊者多達38人。
羅森索:38人?
莫菲:是啊,38人,這區我都混多久了。話說回來,這可是個大消息。

4年前榮獲普立茲獎的羅森索直覺認為,這起事件有機會寫成大篇幅的報導,於是命令後輩記者馬汀.甘斯伯格做後續的追蹤採訪。3月27日見報後,凱蒂謀殺案對社會造成極大影響,1965年羅森索更將此事件寫成《三十八名目擊者》(Thirty Eight Witnesses),並創造了「冷漠症」一詞。但是2014年,記者凱文.庫克(Kevin Cook)再次關注此案,指出《紐約時報》在沒有確切證據之下,讓38位居民背上壞撒瑪利亞人的指責。

「我認為當時《紐約時報》主編羅森索應該是在找能夠顯現都市生活問題的題材。他想讓大眾思考,大都市的生活是否讓我們變得對求助者視而不見、在窗前眼睜睜看著受害者垂死掙扎⋯⋯(中略)然而所謂的事實,卻比我們想像的更錯綜複雜。生活遠遠比這些問題複雜多了。我認為《紐約時報》想利用凱蒂案的機會,來顯現當時他們認為必須被重視的社會議題。」

「此篇報導所帶來的間接傷害就是讓裘園居民被標上『冷漠現代社會』的標籤。我相信裘園居民到了別的地方,一定常被問「你也是在窗邊眼睜睜看那可憐女孩遭殺害的其中一人嗎?」我並不認為《紐約時報》有意這麼做,這只是報導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它讓被害者和殺人犯被模糊,反而是目擊者成為了話題的焦點。」

裘園居民們一夕間變成了旁觀者,然而他們對案發當時的印象卻與《紐約時報》的說法相差十萬八千里。住在對面公寓2樓的山姆.霍夫曼表示,他曾向警方報案,且兒子麥可也對犯人尖叫。住在4樓的法國女孩安德烈.皮克則說,她曾試圖報案,但因為自己不諳英語所以把電話掛了。也有人以為是情侶在吵架,或是誤以為凱蒂喝醉酒站不穩。不過,當時並沒有人出面積極為自己洗去冷漠旁觀者的污名,因為輿論已經過度關注裘園地區,居民深怕又惹來誤會。就在居民保持沉默的時候,凱蒂案已經成為了旁觀者效應的經典案例,以及黑暗的都會傳說。

2015年4月,作家孫美娜與我們採訪小組來到了紐約市近郊的威徹斯特墓園(Westchester Hills Cemetery)。當初獨家報導凱蒂案的前《紐約時報》主編羅森索就安葬在此。我們在刻著「A.M.Rosenthal」的墓碑前獻上一束花。裘園居民果真如他所言,是卑鄙的旁觀者嗎?羅森索在離開人世之前,始終沒有揭開這個秘密。雖然想問他真相,但周遭只聽得見春風時而拂過的聲音。在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一句話:他維持了紐約時報的中立客觀。

恐懼與憤怒是最政治性的情感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恐懼與憤怒是最好用的燃料,只要一點火它們就會自己燃燒。林登.貝恩斯.詹森在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以一則恐懼訴求的敘事政治廣告,一舉打敗了對手貝理.高華德(Barry Goldwater)。詹森創下了美國選舉史上壓倒性勝出的紀錄。這則敘事廣告雖然只在NBC電台播出一次,但它的政治威力已達百萬噸級。

「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一邊數數,一邊摘下小雛菊的花瓣。就在女孩數到9的瞬間,突然傳來飛彈發射時不祥的倒數聲。女孩被嚇得愣住了,她凝視前方。攝影機鏡頭對著女孩的瞳孔慢慢拉近。數到『零』時,核彈射向天際,接著蕈狀雲掩蓋了整個畫面,隨即傳出候選人詹森的聲音。『這是一場賭注。讓所有上帝的兒女都能生存,或是讓一切歸於黑暗。我們要互相友愛,或是面對死亡。』」

「這時旁白接著說:『11 月3日, 請投給詹森總統。』」

恐懼訴求策略在戰時也非常有效,這點從洗腦宣傳的歷史來看就能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戰率先運用恐懼策略的國家並不是德國,而是英國,事實上,美國參戰主要也是受到英國宣傳策略家的影響。他們杜撰假的報告書,指稱德軍將加拿大士兵綑綁在十字架上,用刺刀猛刺後,再把他們固定於門板上。報告中栩栩如生描述著德軍殺人、強姦少女、虐殺嬰兒等暴行,這些行為自然變成了以戰止戰的正當理由。另外,英國海軍還破壞德國連接美國的跨大西洋海底纜線,讓美國不得不依賴英國來獲得歐陸戰況。希特勒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北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洗腦宣傳戰敗給了聯軍,因此他投入更多心力在宣傳活動上,用以對抗聯軍。1990年代初期,在美國決議出兵波斯灣戰爭之前,喬治布希總統發言譴責薩達姆.海珊軍隊恣意妄為的殘暴行徑,布希表示他們當下處決戰俘、嚴刑拷問、殺害嬰兒,因此基於人道立場,美國應立即參戰。然而這些暴行事實上都是偉達公關公司(Hill & Knowlton)捏造的謠言,而媒體在未經求證下,就將該發言報導出去。

憤怒很容易伴隨著恐懼而來。舉例來說,傳染病爆發時,若政府未能做好防疫措施,對傳染病的恐懼將會演變成對當局負責人的憤怒。即使這群人的年齡、居住地、社會地位都不一樣,只要出現一個明顯的出氣對象,他們就會集結起來,變成一群偏激的公眾。在網路世界裡,很容易發生這種團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現象。人們在網路上互相搜查,辨識同盟者,尤其是當這群人有了共同憤怒、埋怨的對象時,就會產生某種歸屬感與同值性。從這點來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韓國的Ilbe也都有類似的情緒結構。凱斯.桑斯汀曾說:「國際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結構與網路的結構越來越相似。」這句話就好像桑斯汀早已料到IS的出現。IS的精神力量除了靠古蘭經之外,也來自於網際網路。

回顧歷史,恐懼與憤怒也是法西斯主義最強大的政治力量。比較特別的是,法西斯主義是向內部消弭敵人。他們認為,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傳染病帶原者、遺傳疾病病患、邋遢不潔者,甚至是外國人、社會主義者、前衛藝術家、知識份子……都應該剷除。法西斯黨不同於社會主義政黨、中產階級政黨用階級來區分,他們營造出不分階級的美好幻想。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黨員大部份來自於中產階級,其思想最能反映出中下層人民的憤怒。

那麼,現代民主主義社會應該不再有人利用恐懼與憤怒了吧?當然有。讓我們來看看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凱瑞的例子。2004年5月4日,18名越戰參戰老兵出現在國際新聞大樓的記者會上。這是一場沒什麼賣點的記者會,沒有名人站台,老兵們也都不擅言談。他們成立「快艇老兵說真相」(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組織,要揭發凱瑞的越戰功勳不實的真相。他們在2004年8月推出電視廣告,開始打擊凱瑞陣營。6、7月的廣告費用主要由南部地區的富人集資,但廣告播出後,全國所有憤怒的保守主義人士也都紛紛出資贊助廣告費。

大選結果如何呢?小布希擊敗了凱瑞。其中我們必須了解,這所有計劃的背後,其實有個幕後的媒體公關鬼才―瑪麗.史貝斯(MerrieSpaeth)在操控。她在聯邦通信委員會負責媒體關係時,曾取締過直效行銷業者,因此她相當了解人際行銷的優點。她認為想要擊退凱瑞,就必須煽動保守派,因此她將火力集中在全國右派傾向的廣播上,主攻那群原本就會相信她的人。

媒體人法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用選擇性曝光(selective exposure)來解釋這個現象。簡單來說,人們傾向相信自己想要、想聽到的東西,並且忽略那些否定我們既有信念的資訊,這也是史貝斯主攻保守派策略會見效的原因。那麼,又該怎麼解釋2004年保守派對凱瑞的憤怒呢?共和黨支持者不太認識凱瑞這位獲得功勳的民主黨候選人。共和黨善於戰爭領域,但是共和黨候選人小布希卻沒有作戰的經驗。這下可矛盾了。因此當快艇老兵質疑凱瑞的戰功時,才觸怒了保守派「凱瑞竟敢欺騙我們!」

10年後的2014年1月,高喊還原真相的快艇老兵又舉辦了一次記者會,要給凱瑞一個清白。根據調查結果,凱瑞的確是實至名歸的越戰英雄、政治領袖,應恢復凱瑞的名譽。老兵們到頭來沒有任何損失,他們只不過在2004年用叛徒的污名拉下凱瑞,10年後又把他吹捧成英雄罷了,老兵就是大贏家。從這件事我們了解到,即使在現代民主主義體制下,恐懼與憤怒情緒依舊被當作策略來使用,尤其當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活躍時,效果越明顯。然而恐懼與憤怒也會讓派系嚴重的群體更為偏激,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我認為這個策略是民主主義發展的阻礙者。方法雖然有效,但並不正當。

不過這並不表示所有恐懼與憤怒都是不對的。當城市出現了連續殺人犯,當然會引發社會的恐慌,在獨裁者控制下的人民必然感到憤怒,這些都是自然出現的情緒。法國作家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的《憤怒吧!》為什麼在韓國這麼受歡迎?共用匿名帳號為什麼在推特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陷入MERS恐慌的國民為何憤怒?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靜下心去思考。就如我前面所說的,由大眾自發性產生的恐懼與憤怒,其實是帶有政治性的情感,必須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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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吸睛公式:誘惑大眾的技術:你以為的主見,其實是行銷媒體政治人物精心計算後的結果》,一起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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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正浩
譯者:袁育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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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書,了解政治、新聞、媒體,公關活動如何誘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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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是為韓國教育電視台EBS「Docuprime」節目特輯——「韓國人的集體心理意識?我們We」第一、二集的內容,主題即為「誘惑大眾的技術」,是韓國首度正式探討廣告、PR、宣傳活動等傳媒機制的紀錄片。節目製作時,於美、法、泰、奧、德、日等6國進行45天的當地採訪,訪談對象包括諾姆·杭士基、麻省理工名譽教授、史都華.艾文、紐約市立大學教授、Laurent Gervereau(法國)文化評論家、Claudia Schmolders(德國)等世界級學者。並系統性的介紹說明各式各樣的媒體、政治操作手法。

而這本書想表達的核心概念是:大眾絕對不是一開始就失去理性。正確地說,大眾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操控,那雙手可以把我們變成牲畜,也可以變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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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找回自己真正的主見,不讓自己變成受誘惑的普羅大眾一份子,你一定要深入了解其中的手法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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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起來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