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獨自赴約》:無論膚色是黑、是棕是白,我們最終都會被埋在同一片土壤中

《我必須獨自赴約》:無論膚色是黑、是棕是白,我們最終都會被埋在同一片土壤中
本書作者蘇雅德.梅科涅特(Souad Mekhennet)|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西方國家介入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歷史來看,我們應該學到教訓:今日所訓練、給予武器的部隊,明天很有可能就轉過身來反抗你。賦予軍事組織高權,可能會讓我們如今所知的民族國家面臨毀滅。

文:蘇雅德.梅科涅特(Souad Mekhennet)

尾聲:最深沈的報導——
二○一六年,德國與摩洛哥

(前略)

「不,不,我兒子沒死!」她不斷喊叫,用手敲著自己的腦袋。哈珊也一直嘶吼,在弟弟的懷中啜泣著:「楊!」希畢爾開始咬自己。「殺了我,」她說:「把我殺了。為什麼會有人要殺死我的乖兒子,他什麼事也沒做。」

哈珊坐在一旁流淚,他試圖摟著希畢爾,但她大吼:「別碰我!把我兒子還我。」她拜託真主讓她用自己的命換回兒子。「拜託,你們是不是在騙我,我兒子沒死。」她說:「不對,不對,我兒子沒死。他們說他會上巴士。」她不斷地哭泣,一遍又一遍喊著他的姓名。

情況就這樣持續了彷彿一世紀之久。接著我聽到站在附近的一對男女也開始哭喊,他們也剛收到家族親友罹難的噩耗。

最後我們還是想辦法順利回到哈珊與希畢爾的公寓,一夥人絕望地看著牆上那張楊的相片。希畢爾不斷哭吼、毆打自己。她似乎想讓自己從這場噩夢中醒來。哈珊走進臥房關上門,不停哭泣。

「蘇雅德,我兒子沒死,對吧?蘇雅德,楊會回來嗎?」希畢爾哭著說:「拜託告訴我你們都在撒謊。蘇雅德,拜託。」

我摟著她。「希畢爾,我希望我們真的是在說謊。」看著不斷哭吼的她,我覺得自己好軟弱無用。這時隔壁也傳來嘶吼聲,那戶人家的陽台離我們只有幾英尺遠。另一對喪子父母也在哭吼哀慟。

「他們是誰?」我問阿姨。

「他們的兒子是瑟陸克.奇里斯(Selçuk Kiliç),楊的好朋友。他們從小一起長大。」

楊的家人說楊跟瑟陸克都十五歲,感情好到像兄弟一般。他們兩家都是穆斯林,但楊是什葉派,瑟陸克是遜尼派。這兩戶人家就這樣在沉重的氣氛中度過了幾個小時,替這兩位共享童年的少年致哀。哈珊與希畢爾的公寓擠滿親友。每次門鈴響起時,希畢爾就會問是不是楊回家了。

凌晨五點時,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回飯店,一路上我帶著太陽眼鏡遮住雙眼。我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告訴爸媽、姐弟跟編輯。我本來是到慕尼黑作專題報導,現在卻因失去一位家族成員而哭泣。回到飯店房間,我打給那位在警力單位服務的聯絡人,這回他接起電話。

「你有看到我的訊息嗎?」我疲倦沉重地說:「那個少年死了。」

「我實在是非常遺憾。我在半夜才拿到罹難者名單,正要趕去做簡報。」

我將電話緊貼耳旁,避免漏聽一字一句。

「我看到楊.勒拉這個名字的時候非常震驚。」他說。

這時我眼中充滿淚水。「為什麼?你可以告訴我為何他要殺楊嗎?」我輕聲說:「拜託,我需要知道。」

我們約好馬上碰面。掛上電話後我將臉埋在枕頭中大吼、啜泣,因為剛才在照顧哈珊和希畢爾時得克制自己的情緒。

我留在慕尼黑幫忙,每天都到哈珊和希畢爾家中跟親友一起哀悼。幾天後,危機中心的員警來電:「我們已經完成解剖,想安排時間讓家人來跟死者道別。」員警問是否有人想來見楊最後一面,決定他該在何時以及如何下葬。他們邀請一位家族代表到殯儀館,看一看保存在那準備讓家屬瞻仰的遺體。

「他的父母想要準備花嗎?有些家屬會希望死者穿得特別一些。在父母來探望遺體之前,我們都可以幫忙處理這些要求。」他說:「但需要有位代表先來殯儀館。」

哈珊跟希畢爾的兩房公寓中還擠滿親友,而且大家似乎都克制不住情緒。我將警方的話轉達給哈珊時,他求我去看一看楊的遺體。希畢爾表親的室友卡德(Kader)是一名專業醫生,她願意跟我一起去。

我問哈珊是否希望楊穿什麼特別的服飾,他要求讓楊穿上他最愛的足球衣,那套藍黃相間的球衣是費倫巴治體育會足球隊(Fenerbahçe Istanbul)的隊服。我帶著球衣跟卡德開車到殯儀館,中途還停下來買了兩束黃色與藍色的玫瑰花。進到殯儀館裡我們看見一具白色棺材。土耳其裔的殯葬業者說,我們要告訴他希望何時開棺。我一句話也沒說,想著會不會這是一場誤會,躺在裡頭的不是楊。我內心希望棺材裡的死者是其他人。

「妳還好嗎?」卡德問:「沒事吧?」

「我準備好了。」

好吧,裡頭確實是楊。我看著他的臉,還有那冰冷蒼白的肌膚與長睫毛。他的嘴巴和雙眼微張,彷彿還在驚訝之中。「對不起。」我輕聲說。殯葬業者替楊套上一席白色長袍,在脖子的地方躺了一個白色領結,大概是想遮住解剖時的切口。他的雙腳光溜溜地。

我們費力將他抬起,套上那件球衣。他的身體不輕,而且四肢僵硬,但我還是能透著塑膠膜感受他肌膚的觸感。他的身體相當冰冷。上次見他已是六年前的事,如今他長高不少。我們兩家來往不算密切,我對楊的印象還停留在孩童時期,但現在棺木裡的他已是個少年。卡德和我呆呆地站了幾秒鐘,心中渺茫的希望已然消逝,裡頭躺著的不是別人,是楊錯不了。

「天啊,楊,那個人對你做了什麼?」我低語,開始用阿拉伯語祈禱。我想起我曾訪問過一些有家人在戰爭或軍事攻擊中喪生的受訪者。一直以來,我也時常需要採訪喪子失女的父母。我想起在伊拉克喪命的少年安納斯,還有他遭槍擊隔天我到他家造訪的情景。我也記得尼古拉斯.庫利什和我曾在亞歷山大港數著抗爭者的遺體數量。但這次我不是記者,沒有那道保護我內心的牆。其實,我也懷疑自己是否一直以來都能不受外來情緒影響。卡德與我走上公寓階梯,準備告訴哈珊和希畢爾他們的兒子看起來是什麼模樣時,我感到那股為人父母的痛苦在心中流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