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民主派的三股「反勢力」:激進伊斯蘭力量、軍方與寡頭政治精英

印尼民主派的三股「反勢力」:激進伊斯蘭力量、軍方與寡頭政治精英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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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正處於十字路口。有些問題仍然難解:穆斯林佔全國人口85%,他們當中,支持國家伊斯蘭化主張的是否佔多?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相容的是否佔多?專家相信,穆斯林似乎逐漸傾向支持國家伊斯蘭化。民調顯示,儘管支持者不多,但人數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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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維信(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要論證印尼並非民主政體,其實不難。學術文獻早已指出,阻礙印尼這個島國成為民主政體的各種障礙包括:國內族群與宗教極為多元、人口以穆斯林為主、國家發展程度不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四千美元)、 天然資源豐富、貧窮差距日益擴大、行政機關不太受制約、鄰國(例如泰國、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或中國)不熱衷於民主政治。聯邦主義、 殖民主義、威權主義的後遺影響,是其他更難被量度的印尼民主進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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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全球民主退潮,對印尼守護民主並無助益。不過,這波退潮其實也多少說明,奮力延續民主政治的印尼人並非孤軍作戰。如今東南亞也普遍受政治兩極化現象影響。於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意外落敗之前,勢力曾根深蒂固的執政黨巫統(UMNO),一直透過撩撥族群與宗教矛盾手法贏取國會多數議席。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的政治崛起、為求消滅毒犯與其他「國家敵人」而發動的殘暴戰爭,亦令菲律賓社會分成兩派——一派支持杜特蒂強悍治理風格,另一 派對杜特蒂踐踏得來不易的人權與自由嗤之以鼻。菲國的威權陰霾已變得厚重。泰國數十年來的城鄉對立一直令國家撕裂。曼谷中上階層傾向支持保守的泰國皇室與軍方,泰國北部和東北部鄉村則多半支持主張重新分配財富的前總理塔克辛(Shinawatra)家族,兩大陣營矛盾有增無減。城邦國家新加坡看似政治穩定,但近年國內外來人口增加,亦已令社會本土意識愈趨高漲、對移民問題看法兩極。執政黨人民行動黨被迫積極安撫本土意識,以防民眾轉投他黨或組織社會運動。

在此背景下,值得疑問的是,印尼民主路還有多長壽命?是否已近終點?若然印尼民主最終被激進伊斯蘭力量、寡頭政治、或軍方勢力終結,那或會證明,學者不無先見之明。印尼民主運作確已出現疲態,畢竟在印尼漫長歷史中,印尼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並非常態。不過我們仍可猜測,就算印尼民主真有一天消失,印尼人應能重新集結力量、恢復國家民主,屆時這將與泰國在威權與民主之間搖擺的國家政治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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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前印尼雅加達省長鍾萬學因在公開場合錯誤解讀可蘭經,引發印尼穆斯林11月4日上街頭抗議。圖為當時抗議現場的祈禱畫面

如果印尼民主真的消失於世,誰將成為印尼民主終結者?第一個可能,是寡頭政治精英。如果過去學者看法準確,寡頭政治精英能從印尼不健全的初生民主體制得到莫大好處(例如透過控制媒體與資源,影響選舉結果、確立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與制度),照理他們不會主動摧毀國家民主政治、改變現狀。如果寡頭精英真的團結一致,矢志要扼殺印尼民主進程,那某程度上,印尼民主政治成熟程度已高於外界想像,以至於寡頭政治利益受損、繼而對民主政治感不滿。

軍方是另一能夠威脅印尼民主的力量。於民主化時期的印尼,軍方政治地位並不超然,這多少是刻意為之的策略佈局。軍方不再保留國會議席、不能再出任政府文職,都可被視為權宜之計,這類計策的作用,是令方免受公眾注意、方便軍方在幕後維持影響力。如此一來,就算西巴布亞等地人權受侵犯問題仍然不斷,屆時中央政府文官將需分擔社會輿論壓力,軍方再非唯一眾矢之的。事實上,在民主化時期,軍方仍能在全國各地保有指揮系統與各種生意、仍然活躍於印尼政壇、仍然不時能夠獲取重要國家權力。軍方大概已從泰國政治吸收足夠教訓,明白進行政變與治國是兩回事,政變並非政治難題的良好解方,這多少解釋,何以特別是在後冷戰時期,軍政府大都壽命不長。這都是說,軍方與寡頭政治精英一樣,同樣能夠受惠於民主政治。

擁抱民族主義的激進伊斯蘭力量,或許是印尼民主進程真正的威脅來源。有別於軍方與寡頭政治精英,這些激進份子更重意識形態與信仰而非物質利益。我不是說,這些激進份子都必然能夠清心寡欲。重點是,基於信念,激進伊斯蘭運動幾近徹底否定選舉政治、世俗統治、宗教平等。 伊斯蘭教作為宗教,能與民主相容,激進伊斯蘭主義卻非如此。

印尼正處於十字路口。有些問題仍然難解:穆斯林佔全國人口85%,他們當中,支持國家伊斯蘭化主張的是否佔多?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政治相容的是否佔多?專家相信,穆斯林似乎逐漸傾向支持國家伊斯蘭化。民調顯示,儘管支持者不多,但人數在增加。印尼至今仍可被視為世俗國家,激進伊斯蘭力量在此當中能走多遠、少數族群與不滿保守信仰的穆斯林的民主自由地位能持多久,仍是未知之數。歸根究底,於民主化時期,印尼國家認同的意涵仍在伊斯蘭化與世俗化之間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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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印尼總統佐科威挑選的競選副手馬魯夫(Ma'ruf Amin)為伊斯蘭學者理事會(MUI)主席,被視為安撫強硬派伊斯蘭勢力的選擇。

民主化時期印尼的自我追尋,不一定能以美好結局告終。蘇哈托下台後,首都雅加達的政治精英合力修改國家憲法,為此後二十年印尼國家民主化奠下根基。二十年後,國家未來政治路向再非只由少數政治精英決定,全國各島、各市、各鎮、各村印尼民眾都可思考伊斯蘭教於國家之中位置、參與辯論,這種集體議論,將會決定印尼未來二十年的民主進程軌跡。印尼民主支持者最為擔心的情景,是激進伊斯蘭力量、軍方與寡頭政治精英合組強大的反民主聯盟。若真的如此,多說再也無意義。

對於未來印尼民主進程,我們不妨多作猜想。有違民主精神的政黨勾結合謀行為,會否反而有助守護印尼民主?我們不要忘記,在全國選舉中,表現最好的政黨都只取得20-25%得票率。(在 2014年立法機構選舉,非伊斯蘭政黨共取得約73%或84%得票率,實際數字視乎我們是否將普拉伯沃的大印尼運動黨歸類為伊斯蘭政黨)這為各黨相互結盟提供了誘因。就算印尼再無真正的世俗政黨,各黨仍否能夠共同合作守護民主選舉政治?在1950年代末,面對印尼共產黨的威脅,各黨曾經選擇放棄延續國家民主政治、屈服於總統蘇卡諾與軍方的威權統治。不過,今天印尼的國家政治脈絡已大不相同,昔日經驗未必再有助預測未來。當下印尼民主更有發揮空間,印尼民主政府亦比過往更具管治力與更穩固。在此脈絡下,各黨若然再向威權力量屈服,會代價不菲。

作為印尼民主進程支柱,分權已被證明是有效的國家融合機制。分權會否同樣有助守護民主?普拉伯沃與其盟友曾嘗試廢除地方直選,但不成功。如果他們捲土重來,會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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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無法預測印尼民主還有多長壽命。不過可以說,專注觀察後蘇哈托時代的各種發展(本書所作分析是為拋磚引玉),會比研究蘇哈托時代的後遺影響更有意義、更有得著。蘇哈托時代沒有令一切後續發展變得命中註定,後蘇哈托時代有自己的生命力。若要回答「印尼往何處去」這個問題,便需要認真分析後蘇哈托時代的核心政經思想與各種政治角力。研究題目之一,可以是印尼民主化時期的制度革新或尤多約諾時代的各種滯緩如何導致今天印尼的政治兩極化。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1998-2018)》,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作者: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翻譯: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在《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1998-2018)》聚焦於印尼民主化時期的各種動態轉變,梳理印尼龐雜民主實驗的政治得失。2019年4月17日印尼大選在即,《印尼模式》既是閱讀印尼極其複雜國情不可多得的簡明入門讀本,於全球民主退潮當中,《印尼模式》對亞洲乃至世界民主進程亦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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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李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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