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普通話比較靈光？」

跟兒科診所上課，我們一組人要逐個訪問家長，再向醫生匯報。我們如常地按座位順序輪流問症，家長一個接一個進來，我們順利地看了三個症——「你們​​誰的普通話比較靈光？」醫生突然問道。

我對此句深刻印象，因為我們平常口語不會說這個詞語吧，一定是病人爸爸一進來，先行稟報自己聽不懂廣東話，因為自己的廣東話「不太靈光」。

雖然在所有同學面前用不熟悉的外語對答是有點尷尬，但還是有同學自告奮勇地上前問症，儘管還是因爲稍為語言不通，弄出幾個笑話。

用普通話問症和解釋

小孩和父親看完症，步出診所，我們鬆了一口氣。同時下一個家長又進來，下一個負責問症的同學趕緊坐好。

「你好，陳小朋友、陳太太，我係港大醫學生，我姓林，想同你傾幾句，之後醫生再會睇你，你介唔介意啊？」如常的開場白。

「啥？你可以用普通話嗎？」晴天霹靂，原來又要說普通話，但同學已經開了個頭，唯有硬著頭皮照問下去。

兒科問症通常要多問一點病人的生活背景，如家庭、學業等，以便更清楚了解疾病對小孩日常生活的影響。問到兩個小孩的背景，兩位原來都不在本地學校讀書，一位更不是在香港出生呢。我們私底下想，不在港出生和讀書，怎能在香港的公立醫院看病呢？

有次上課時，醫生要我們先分組在病房向家長問症，之後再聚在課室討論個案，期間要我們扮演家長，讓其他沒有參與問症的同學都能了解病人的情況。其中有一位家長本身操普通話，我們為了像真，也七嘴八舌地一起用彆扭的普通話角色扮演，最後大家都辭不達意，又常常因不懂如何把英文詞彙翻譯成普通話而笑得人仰馬翻。

課後教授才跟我們解釋，他不是想留難我們或看我們出醜，只是現在他部門裡有11%的病人都是說普通話的，如何用普通話問症和向病人解釋病情，是醫生實際需要面對的情況。

放寬資格試是偽命題

前一陣子跟同學談起輸入海外醫生的議題，才知道原來現在考醫務委員會牌照的臨床考試，沒有規定只准用廣東話問症、英文問書，原來連跟病人和考官對答都可隨意選擇用普通話。朋友看台劇看得多，普通話十分流利，還申請去當考試的翻譯員，將考生的普通話答案翻譯成英語及考官聽。大概普通話流暢的考官不多，對選擇用普通話的考生可能不公，所以才需要翻譯員。

要當翻譯員不容易，要背熟各種醫學名詞的中文，自己還要經過考試才能成功當上翻譯員呢。

旁邊的朋友問：「在香港看病的，不是九成都說廣東話嗎？那他們可以獨立看病嗎？」其實我也很好奇這個問題怎樣解決，無論是只懂說英語也好、只懂說普通話也好，需要多安排人手做翻譯嗎？而且，在這樣的情况下，這些通過考試的醫生，會留在公營醫療還是私營執業，服務他們本來最適合的受眾呢？

所以說要放寬海外資格轉換考試的合格門檻（其實本來已經不高，我最近才知道原來筆試只要過四成就當合格，臨床試的也不比本地醫學生的考試困難）來解決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其實是個偽命題。用這個途徑成功過關的醫生，真的會留在公營體系嗎？真的是我們需要的醫護人員嗎？

況且，現時已有政策讓海外正接受專科訓練的醫生通過有限度註冊免試到公營機構執業，但申請人寥寥可數。

海外醫生也是人，移民或回流返港後總希望工作環境至少不要比本來的差，這是可以理解的。香港醫委會現討論不同的方案增加海外醫生來港執業的意欲，但在此之前，也要先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吧。要嘗試處理現今公營醫療機構的爆煲問題，不能只從供應著手，也要著眼於需求的來源。

政策問題

天下的父母都想給子女最好的，這當然是天經地道。曾經我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會影響對病人的觀感，但這兩個月來，我愈加發覺自己很難對著有受苦孩子的家長生氣。在這些因為小孩生病而舉家搬到香港，或那些每幾個月買即日來回機票來看病的家長中，很多都只是走投無路，只想給孩子他們最好的治療，而因此選擇來香港。看見家長的坐立不安和難受，其實很難不感到同情。

不過醫者的專業和同理心是一回事，政府制定政策時，就理應看見更廣闊的圖畫——當公共醫療的使用者人數不斷增加，現有病人所獲得的照顧和資源就只會相應減少，這是不爭的事實。魚和熊掌、「照顧更多病人」還是「至少讓我們照顧病人的質素不要再降低」，兩者怎能兼得？

這番道理，其實不少醫生已經發過聲了。但在上位者聽得見嗎？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作者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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