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被封為「瘴癘之地」,如何達成根除瘧疾的成就?

台灣曾被封為「瘴癘之地」,如何達成根除瘧疾的成就?
防瘧疾噴藥DDT[1]|Photo Credit: 國發委檔管局檔案樂活情報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瘧疾曾經是臺灣最嚴重的傳染病之一,先民受其所苦,史跡斑斑。民國54年12月,臺灣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頒授瘧疾根除證明書,是我國公共衛生史卓越的成就,抗瘧成功經驗也分享邦交國。目前國外已研究以基因改造蚊子抗瘧,而二戰後的臺灣如何從瘧疾疫情蔓延極為嚴重的情況下,走出撲瘧之道並成功根除?就讓國家檔案將當時政府種種措施及透過國際合作共同防治瘧疾等作為,慢慢說給您聽。

瘧疾是熱帶地區常見的流行傳染疾病,感染源為瘧蚊,經由瘧蚊叮咬具有潛藏瘧原蟲的人體,再叮咬傳染他人,造成疫情危害社會。清領時期,台灣常被視為令人聞之色變的「瘴癘之地」,就與這種流行疾病脫不了關係。因此,如何消滅瘧疾,是台灣長久以來面臨的考驗。目前所知,瘧疾防治方法可劃分為「對人法」與「對蚊法」,前者指的是對人投藥,抑制人體體內瘧原蟲,消滅病原阻斷傳染;後者是透過各種方式消滅瘧蚊、斬斷傳染媒介,以杜絕瘧疾的流行。

日據時期,台灣引入西方抗瘧術,種植金雞納樹以提煉奎寧,並透過行政與衛生監控系統尋找瘧患,投藥抑制瘧原蟲,即透過「對人法」漸次控制瘧疾感染率[2]。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悉將奎寧送往南洋支援戰事,也荒廢防瘧工作,致使瘧疾再度爆發。另一方面,台灣遭到美軍轟炸,醫療院所倒塌,衛生環境惡劣,台灣總督府遂令民眾疏散至鄉村避難,並令家家戶戶都要儲蓄消防用水以共體時艱。熟料,民眾儲水卻孳生大量瘧蚊,疫情一發不可收拾[3]。戰爭結束後,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特別提醒來台軍隊必須隨身攜帶奎寧以求自保,即可見證瘧疾疫情之嚴重。

民國(以下同)34年10月,台灣光復後,因食物短缺、居住環境不佳以及醫藥物資困乏,加上各項公共衛生落後,更加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控制瘧疾的困難度。根據統計,全台灣人口總計600萬人,竟有120萬人罹患瘧疾[4],人人聞瘧色變,社會氣氛緊張。值此之際,台灣獲得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抗瘧藥物與滅蚊藥劑,採用「對人法」抑制瘧原蟲、降低威脅,並組織DDT噴射隊,試圖撲滅瘧蚊,斬斷傳染媒介,以抑制瘧疾的流行。

台灣也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協助,在屏東潮州成立台灣瘧疾研究中心,陸續在基隆、台中水里坑(今南投水里)設立野外研究站,投入新藥物的試驗(圖4),冀以提升「對人法」的功效。另外,工作人員同步進行DDT野外噴射、家屋噴射以及河川自動沖流法等「對蚊法」的試驗,企求歸納出最有效的防疫模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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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發委檔管局檔案樂活情報提供
圖1:防瘧人員輔助村民服用藥物

36年,台灣省政府成立後,防瘧業務逐漸開展,亦將瘧疾研究中心改組為台灣省瘧疾研究所,隸屬於衛生處,由首任處長顏春輝兼任所長,洛克菲勒基金會駐華代表保羅擔任副所長,獲得該會之資金、藥物以及器材等援助,在基隆、台中(圖2)、屏東進行藥物作用實驗與瘧蚊調查作業;並選送防瘧人員赴國外進修(圖12),厚實瘧疾知識,也透過國際技術交流,強化撲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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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發委檔管局檔案樂活情報提供
圖2:台灣省瘧疾研究所人員駕車準備至戶外進行清毒

38年,隨著國共戰爭激烈化,洛克菲勒基金會撤出駐華人員、減少援助,台灣潛藏瘧疾復發的危機。適逢中國農村復興運動委員會撤至台灣,關切農村衛生問題,扶植衛生院、衛生所,並與台灣省瘧疾研究所通力合作,共同訓練防瘧人員,落實瘧原蟲檢測作業,強化DDT噴射實務,以及加強防瘧教育宣導(圖3),為撲滅瘧疾而努力。韓戰爆發後,台灣獲得美國援助,投入防瘧實務。41年,瘧疾研究所遷至潮州,先後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四年防瘧計畫、全球瘧疾根除計畫,澈底落實瘧蚊撲滅與患者監控服藥作業,完成根除瘧疾的目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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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發委檔管局檔案樂活情報提供
圖3:衛生所製作防瘧疾蛔蟲海報

過國家檔案資訊網可查詢國家檔案,探究光復初期台灣傳染病橫行的景象,除了瘧疾之外,民眾亦飽受鼠疫、霍亂[7]、天花的侵擾,由於政府的種種措施,並與國際合作進行防治,才能控制疫情,尤其54年瘧疾根除,代表傳染病防治邁向新的里程碑。

註釋

[1] 檔號:0052/0027/1,案名:1949-1951農復會專輯,來源機關:行政院新聞局,管有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 是項方法,可參見顧雅文,〈日治時期台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台灣史研究》,第18卷第3期(民國100年9月),頁47-91。

[3] 連秀美,《蚊子博士連日清》(台北:遠流出版社,民96年),頁55。

[4]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編,《抗瘧實錄:瘧疾根除四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民94年),頁22。

[5]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撲瘧我最棒——得來不易的「台灣地區瘧疾根除證明書」〉,《檔案樂活情報》,第3期(民96年9月17日)。

[6] 許峰源,《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瘧疾的防治,1950-197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民104年12月)。

[7] 趙家臻,〈霍亂止步——台灣的公共衛生成果〉,《檔案樂活情報》,第94期(民104年4月16日)。

本文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檔案樂活報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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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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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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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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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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