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囪之島》後記:科技下的風險失明症

《煙囪之島》後記:科技下的風險失明症
六輕廠區下班時間。(攝影:吳逸驊)|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嫌惡設施先是隱蔽於偏鄉,繼而隔離於海外,正代表台灣也走向發達國家的步途,這是終能置身事外的可喜之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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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慧真

後記:科技下的風險失明症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出版於一九八六年的《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首次提出「風險社會」概念。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工業時代的特徵,然而,風險卻不是現代的發明,在前現代,哥倫布揚帆出海,探索新大陸,無疑也須擔負風險,但那是個人性的,不是如核災、地球暖化、化學工廠毒氣外洩這類全體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危險,「危險本身是隨現代性而產生並擴大的。其中的內在動力不是惡意,而是市場、競爭和分工。」

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人們自覺掌握「科學理性」,能夠計算出災害可能發生的機率。為了提高工業的生產力,有些次風險是可忽略的,兩權相害取其輕,將災害控制在允許的範圍內,這個範圍稱為「極限值」。

空氣、水和食品中「允許」的微量汙染物和有毒物……極限值允許有限制地排放毒物,並使之合法化。誰為汙染設定限制,誰就是在贊成汙染。不管危害有多大,社會總是有機會定義「無害。」極限值固然阻止了最壞狀況的發生,但同時它也是一種開脫證明,以便稍稍毒害自然與人類。「稍稍」是多少成了這裡的關鍵。動植物和人類是否可以稍稍承受一丁點份額或稍大份額的毒物,這裡的「稍稍」是多大,「承受」指什麼。……規定的主旨不是阻止毒害,而是在允許的範圍內加以毒害。

「在允許的範圍內加以毒害」,充斥在台灣隨著工業開發而來的健康風險評估,以中油三輕擴建案為例,二○○八年環評有條件通過,附帶條件是政府必須幫在地的林園人補做健康風險評估,二○一二年結果出爐,林園人的致癌風險在10-4(萬分之一,指一萬人當中,將可能有一人因為排放有害物質而致癌)到10-5(十萬分之一)之間,遠高於健康技術風險規範的10-6(百萬分之一 )。

為了不要阻撓二○一三年新三輕的投產上路,經濟部工業區召開專家學者的閉門會議,結論是萬分之一到十萬分之一的致癌風險是「可接受範圍」。中油的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認為,致癌風險在百萬分之一以下是「可忽略」風險,新三輕的致癌風險雖然大於百萬分之一,但還在「可接受」的合理範圍內,工廠製程可採取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從源頭控制汙染,以此補強。一位林園人說:「可接受聽起來很好聽,在我看來根本已經有癌症疑慮了。癌症這種東西就YES或NO,還有在可接受?不可接受?裝肖耶!我們去看醫生,難道還問醫生這個病情還可以接受嗎?」

可接受風險,實則令當地人不可承受。那麼如果做出來的健康風險,符合百萬分之一(10-6 )的健康風險規範,就可以安枕無憂了嗎?杜文苓在《環境風險與公共治理:探索台灣環境民主實踐之道》書中,探討從美國引入的健康風險技術規範,美國的標準制定,是從實驗室裡的白老鼠而來,硬生生套入台灣,缺乏本土參數(風向、水質、生態、既有汙染)的修正,空有外殼,卻缺少靈魂。

一位曾參與風險評估的學者說:「你想想看在六輕那邊你聽到你阿姨什麼你……得到癌症,你的印象絕對不是一萬個人裡一輩子才一個(10-4),你可能是一萬人每年一個可能都還嫌少,對不對?……二十個親戚裡面就聽到誰得癌症了,絕對是percent等級的,絕對不是萬分之一的……我想講的是,專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按照技術規範來button-up,你再怎麼算都是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這跟民眾的認知差很大……」

六輕北邊的彰化大城鄉,和南邊的雲林台西鄉,在地居民不約而同用了同樣的疾病修辭方式:「村子裡得癌症好像感冒一樣普遍。」因為汙染所以人口不斷外流,村子裡原本有七家雜貨店關到一家都不剩,取而代之的是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的葬儀社。民眾實際的感知、病痛、死亡,和技術規範數字之間,有著光年般的遙遠距離。

工業文明的風險社會中,貝克認為,實驗室外的一場持久的人體實驗,正在進行。這場實驗有著高門檻、顛倒的舉證責任,人們只能自己去找答案,蒐集他們自身所累積的中毒症狀。但對於實驗室裡從白老鼠算出極限值的科學家而言,對「人體實驗」的非理性說法毋須理會。貝克說:「科技理性眼中只有生產力優勢,因而患上了受系統制約的風險失明症。」

科學技術官僚的風險失明症,造就了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所說的「犧牲的體系」。高橋哲哉在福島出生,而後到東京求學、生活。二○一一年福島核災事件,讓高橋回頭檢視犧牲的體系。福島核電廠隸屬於東京電力公司,偏鄉核電廠的發電,提供給東京新宿六本木二十四小時霓虹不滅、燈火通明的繁華生活。核災之後,從福島撤退的人被貼上標籤,受到歧視,留在原地冒著高輻射危險善後的「敢死隊」,都不是東電的正式員工,而是派遣的非正規員工,其中有八成是福島當地居民,讓高橋感嘆:「核能事故的災民,竟然要自己擔任收拾善後的殘酷基層勞動。」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但這個犧牲的體系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做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

被犧牲的那方在遠離政經中心的窮困偏鄉被隱蔽起來(雲林麥寮的六輕),或者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旗下「尊貴的被犧牲」(一九七○年代十大建設的大社、林園石化工業區)。在台灣石化業的發展脈絡中,發號施令、制定政策的在台北,而被鑲嵌進犧牲體系中的環境難民,位於台灣的中、南部。貝克認為,風險似乎不是廢除而是鞏固了階級社會,「財富在頂層積聚,而風險在底層積聚……就連應對、規避或補償風險的機會和能力也會因收入、教育的分層差異而分配不均。」

風險並且有全球化的趨勢,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的《大驅離》書中提到「榨取的地理」(geography of extraction),全球化貿易擴展了人們榨取的能力,全球北方發達國家的菁英階層,掠奪南方未開發國家的豐富天然資源,留給當地居民大片的死土和死水。

八○年代台灣的環境公害運動者,時常提到印度的一個例子,促使他們起身保衛自己的家鄉,那是發生在一九八四年,印度博帕爾的毒氣洩漏事件。美國石化大廠聯合碳化物公司設在博帕爾的一家殺蟲劑工廠逸散了四十五噸的氰化物毒氣,化工廠設在人口密集的貧民窟旁,釀成史上最嚴重的工業災害,有三千八百人於睡夢中被毒死,傷害久遠綿長,日後導致了博帕爾數目奇高的畸形兒。

輕裂廠、化工廠這樣的嫌惡設施,從已開發國家驅離到開發中、未開發國家,在冷戰下依賴美援的台灣,也曾被迫接受美國不要的化工廠。如今,台灣也晉身為驅離者,在台灣擋下的國光石化(八輕)投資案,曾有一度考慮到馬來西亞設廠。二○一五年底五輕關廠,中油曾考慮將已運轉二十五年的五輕設備賣給印尼,後來因故作罷,但中油更進一步,在二○一八年十月與印尼政府簽署MOU(合作意向書),中油將與印尼共同投資六十五億美元,合建年產乙烯一百萬噸的輕裂廠。

嫌惡設施先是隱蔽於偏鄉,繼而隔離於海外,正代表台灣也走向發達國家的步途,這是終能置身事外的可喜之事嗎?

貝克提醒我們風險的「迴旋鏢效應」,富有國家用產業轉移國外來擺脫風險,但同時又從窮國進口廉價的食品,殺蟲劑附著在水果、茶葉和可可豆上,返回了它高度工業化的老家。風險的急劇增長使得世界收縮成「危險共同體」,無論是富國、窮國;富人、窮人皆無法豁免。

相關書摘 ►《煙囪之島》:一種汙染各自表述——六輕二十年之環境難民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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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房慧真、何榮幸、林雨佑、蔣宜婷、余志偉、許震唐、林聰勝、吳逸驊

我們離不開石化,也為石化付出代價,石化業不該是犧牲的體系。
首部揭開半世紀以來台灣石化地帶變遷的圖文調查報導。
它完整追蹤從一輕到六輕,台灣社會、經濟、民主、環境與科學發展的歷程,
以及未來石化與土地共存的機會。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灣社會才步入解嚴,高雄後勁居民在中油五輕廠展開長達三年二個月的圍廠行動。一九九四年,台塑六輕在雲林濁水溪出海口動工,台灣出現大型離島工業區。二○一一年四月,原定設於彰化大城鄉的國光石化,在全台關心環境人士的串連下由總統宣布停建。二○一四年高雄地下管線丙烯外洩造成石化氣爆,造成三十二人死亡,三百二十一人受傷。石化業在台灣歷史記憶處處留下難以抹滅的記號。

從一九六八年在美援支持下開始有第一座石化廠以來,石化業在台灣的近兩萬個日子,每一個轉折都說明石化業是一個特殊而複雜的產業,它的誕生往往帶來龐大經濟利益,但也如一條巨蟒綑綁在煙囪下生活的人民,讓他們窒息,淪為環境難民。

報導者從二○一五年後勁五輕關廠開始,針對雲林與高雄的石化地帶進行超過三年的追蹤調查,以兼具歷史縱深與前線發展的報導,全景式地勾勒石化業交纏的國際政治經濟、黨國體制、產業路線、民主化與環境運動、公共安全,甚至是最新的空汙與健康風險關聯之辯的科學戰爭。

我們的日常生活仍舊充斥大量石化產品,石化地帶沒有隨著後勁五輕關廠縮小,而是繼續往南移動,遭八九一根煙囪包圍的大林蒲成為新一代煙囪之島的代表。本書企圖提問,石化汙染難道只能是大風吹的選擇題,還是應該改成是非題,成為可以兼顧人民健康、土地保育與經濟發展的產業?所有生活於台灣土地的我們,都要共同面對與思考,石化業未來不必然是犧牲的體系,而是催生不斷前進的產業轉型、科學新標準與公民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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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