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Photo Credit: Rio V. De Sieux@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尤其稱帝之舉堪稱袁世凱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錯誤。然而,袁世凱並非獨裁者,甚至還對反對他稱帝的張一麐說:「我糊塗,沒能聽你的話,以至於此。」其人品遠高於孫文、蔣介石和毛澤東這些真正的獨裁者,

西儒恆言:立憲國重法律,共和國重道德。顧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今將使吾民一躍而進為共和國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輔道德之用。——袁世凱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

中共奪取政權,一半靠武力,一半靠文宣。中共的筆桿子陳伯達以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就讓國民黨執政集團聲名掃地乃至成為全民公敵,更以一本《竊國大盜袁世凱》為袁世凱和北洋政府蓋棺論定。顛覆了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和真實的歷史地位之後,共產黨就能粉墨登場了。不過,陳伯達不曾料到自己也會迎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主狗烹」的那一天,一生追隨毛澤東、一度高升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到頭來卻被毛澤東以「反黨分子」的罪名下獄。自以為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卻身不由己地成為登上旋轉木馬卻下不來的悲劇人物。

長期以來,「竊國大盜」四個字幾乎成為袁世凱的另一個名字,「賣國賊」、「大獨裁者」、「復辟狂」等惡名緊緊跟上,袁世凱堪稱近代史上的「百年罪人」。然而,在甘肅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張永東,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致力於「替袁世凱翻案」的工作,在北美出版了五十萬字的專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張永東認為,就個人對中國的貢獻而言,百年來無人趕得上袁世凱。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創造第一最多的人」。在洋務方面,袁世凱創建了第一支新式軍隊、第一支新式警察、第一家近代銀行、第一條自來水管線、第一家發電廠、第一個電報電話公司、第一個電車電燈公司、第一條環城馬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科舉、舉辦新式學堂、建立巡警制度、實現直隸和天津地區民主普選的清帝國高級官員。袁世凱更是第一個提出引進西方憲政制度,第一次和平結束兩千年皇權專制並建立共和制,第一個倡導國會選舉並建立國會制度,第一個建立多黨制度和西方三權分立制度,而他自己則成為第一位由國會選舉出來的正式總統——其權力基礎及合法性超過此後所有的總統、主席、委員長和總書記。

作為改革者,袁世凱比李鴻章走得更遠。洋務運動與清末新政在時間上間隔三十年,時代背景有相當差異,李鴻章和被視為其事業傳承人的袁世凱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差別甚大。李鴻章是科舉正途出身,儒家思想是其不言自明的信仰和價值,無論怎樣支持變革,也不願踏過「中體西用」之紅線,就像鄧小平所謂的「理論」,萬變不離其宗,死死抓住「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故而其改革的成就有限;反之,袁世凱雖出身官宦世家,但青年時代屢試不中,憤然將所學儒家經典付之一炬,並表示「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棄文就武,投靠伯父的生死之交、淮軍將領吳長慶,從此開啓嶄新的人生。

正因如此,袁世凱所中的儒家毒素較輕,沒有太過沉重的意識形態包袱,對他來說,包括「祖宗之法」在內,什麽都可以改。他率先推動朝廷廢除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引入西式教育體系。又如,他不顧頑固派的反對和滿族親貴的猜忌,不遺餘力地倡言立憲。清末旅居中國和朝鮮三十年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在為袁世凱所作的傳記中稱讚說,西方各國由專制政體而變為立憲,大都是人民顛覆舊政府而成立新政府,幾經挫折,斷幾許頭顱,才可達成目的,若由專制國大臣而倡立憲,考世界各國改革歷史,罕有其倫:

袁世凱處支那專制政體之下,身為大臣,充最重要之機關,握種種之大權,而又系出漢人,竟不畏滿漢之嫌,及其他各種之障害,一意為國家謀生存,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憲,以一身為怨府,苦心孤詣,為開明專制之預備。

以此而論,袁世凱才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癡迷於憲法,即便後來稱帝,年號也是「洪憲」,也就是「洪揚憲法」之意,依然堅持立憲制。

世人對袁世凱的負面印象,來自於歷史教科書上列出的一系列罪狀:出賣戊戌變法、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暗殺宋教仁、簽訂賣國二十一條、復辟帝制等。但「盡信書,不如無書」,張永東窮三十年光陰,爬梳典籍、辨析史料,指出對袁世凱的種種負面看法是「中國百年最大之冤」,袁世凱對中國的進步、變革,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都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真正國父。

袁世凱是清帝遜位和南北和解的第一功臣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佔據武漢三鎮的民軍的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乃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佔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佔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說:「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說:「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的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