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雲沒有回答》：盡可能拯救多一點因不安、恐懼水俁病所苦的人

文：是枝裕和

為「環境廳」設在代代木新廳舍裡揭牌的山中貞則，初代環境廳長之後，就被名為「水俁病告發會」的三十人團體包圍，接受了申請書。整個事件，象徵了環境廳多災多難的前途。

此時，水俁病的狀況極為紛亂。自從一九五九年厚生省的調查結果石沉大海後，新日本窒素工廠廢水完全沒有相關對策，任憑繼續流放出去。該年十二月，水俁工廠在排水設施中加裝了淨化裝置，以示解決問題的態度，但後來得知，淨化裝置對有機汞完全不具任何功效。工廠方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件事，卻為了矇騙漁民和媒體竟做出這種掩飾行為，實在卑劣。

一九六五年，未從水俁記取任何教訓的企業和行政，在新潟縣阿賀野川沿岸的昭和電工乙醛製造工廠廢水又引發了水銀中毒，也就是所謂新潟水俁病這種新的疾病。

政府對於熊本水俁病和新潟水俁病的見解受到通產省等抵制，一直無法對外公開，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才終於透過厚生省與科學技術廳發表出來。距離官方發現熊本水俁病之初，其實已過了十二年又四個月。

水俁病是因長期且大量攝取水俁灣的魚貝類，所引起的中毒性中樞神經疾病。官方公認，原因物質為甲基水銀化合物，是由新日本窒素水俁工廠之乙醛醋酸設備中生成的甲基水銀化合物於廢水中排出，汙染了水俁灣內的魚貝類，當地居民攝取體內保有濃縮甲基水銀化合物的魚貝類而引起。

一旦認定原因在於CHISSO的工廠廢水後，水俁病相關問題就被侷限在兩點上。其一，是補償金額問題。

自從受害者家庭互助會在一九五九年經低額撫慰金打發後，就再沒有任何激烈的行動，而隨著政府提出見解，他們也開始新的補償交涉。只是，互助會經過內部反覆討論的結果，分成了交由厚生省決定補償金額的完全委託派（六十五歲世代），以及想以裁決有所了結的訴訟派（二十八歲世代）這兩派。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CHISSO針對完全委託派的補償金做出決定，死者慰問金從一百七十萬日圓調到四百萬日圓，生者由八十萬日圓調到兩百萬日圓，年金也由十七萬日圓調整到三十八萬日圓。然而，只相當於重大事故支付死者補償金的五分之一而已。

另一方訴訟派的一百一十二人對此低額補償表達抗議。同年六月十四日，他們向熊本地方裁判所提出總額約六億四千萬日圓的起訴，水俁病問題正式進入訴訟抗爭的時代。

另一個問題，就是水俁病的認定制度。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熊本縣為了判定水俁病而設置「水俁病受害者審查協議會」，由協議會負責診斷患者與判定水俁病的住院、出院事宜。一九六一年九月協議會接受厚生省的改組，成員從七人增加到十人，重新成立「水俁病受害者審查會」。往後，由該審查會負責審查水俁病的補償領取資格。然而，此一認定制度的判定基準相當嚴格，造成被駁回申請者為數眾多。在設置環境廳的一九七一年彼時，水俁病的認定基準出現大動搖。被駁回申請的受害者聯合起來，要求行政不服審查。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第二任環境廳長官的大石武一就任。經歷一年的長官職務後，大石親自展現了新設環境廳的執行方向。

大石於八月七日向熊本、鹿兒島兩縣知事要求撤銷駁回處分，並以事務次官身分針對水俁病受害者認定要件提出所謂的「四十六年度事務次官通知」。該通知認為救濟受害者之路應該比過去更寬廣，可說是打破醫學與各省廳之間派閥主義的一項決定性決斷。

當透過認定申請人截至目前的生活史，以及其他與該疾病有關的疫學資料等判斷，無法否定是因該地區水質汙染所造成的影響時，必須承認該人的水俁病是因受到該影響，並立即進行認定。

就這份通知，大石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參議院公害政策特別委員會上也提出以下說明。

以我們的立場，在面對水俁病時，還是希望盡可能進行大範圍的救濟。可以的話，當然必須要有正確的診斷，但對於有所疑慮的對象，只要多少認為和水俁病有關，我們也要盡量處理。

（中略）確認為水俁病，毋庸置疑！這種從原因、結果上來看都是水俁病的案例自然不必多說，不過被認定多少與該有機汞有些關聯的案例，我希望也懇請再做考量，盡可能給予處理。

（中略）譬如，除了單純的水俁病以外，還出現了其他症狀，好比曾攝取所謂的有機汞，或是長時間攝取有機汞之類的情況，我們也很難斷定有機汞不是可能性之一。我的想法，是希望包含這樣的情況，從更多方面進行判定。

縱使醫學上有些疑問，也要盡可能拯救多一點因不安、恐懼水俁病所苦的人，大石的出發點在於人類的良心。那是個用良心推行公害管理的理想主義時代。至少大家期望這麼做。

環境行政搭上輿論的順風車，度過了短暫的豐裕期。一九七三年爆發石油危機後，高度經濟成長的神話隨之崩解，公害政策預算在企業合理化之下被削減，公害管理不利，而正因為有過這短暫的順風時期，通產省、運輸省等所謂經濟掛帥的省廳對環境行政的壓力才會如此之大。

一九七二年二月，就發生了這樣一件象徵性的事件。

環境廳披露了大氣保全局汽車公害課長榊原孝（四十一歲）留下了家人，從一月二十八日失蹤。榊原當時是制定廢氣排放法的負責人，因而媒體大肆報導他的失蹤。

近來，課長似乎對家人說了「自己很疲累」的話，長久以來面對連日徹夜編列預算，以及因限制基準與運輸省斡旋、對汽車業界動向感到憂慮等，不僅感到疲勞，甚至變得有些神經質。

妻子香代子小姐表示：

「去年年末在預算編列時，他一直連續熬夜，一月以後每回到家都晚上九點、十點，總像口頭禪念著『好累』、『好累』。去年夏天接獲任職命令時，他曾說過『這是很辛苦的工作』，不過他是個在家絕對不談工作的人，所以我完全沒有頭緒。原本以為他很想得開，顯然新的省廳工作太過辛苦了吧。他很喜歡喝酒，每晚都會小酌，最近量是稍微少了點。他的身體很硬朗，幾乎從來沒有因病請假。」

當時的新聞上寫著這篇報導。

一九五三年，榊原於名古屋大學工學院畢業，進入運輸省汽車局整備部車輛課，直至環境廳運作之前都在處理車輛整備關係。環境廳開始營運，他就任汽車公害課長，著手制定柴油引擎的一氧化碳相關規範，並於三月中提出結論。

對此法律的制定，汽車業界與運輸省以當前技術水準成本過高為由，強烈反對大量生產。由於出身的運輸省意向與環境廳態度不同，他被夾在中間，因此曾向同事訴苦，也曾對家人說過「如果無法完善，我就要辭職，也會去找工作，妳和孩子就回老家吧」。據說有天晚上，他突然在深夜叫醒妻子，拿出圖表一面說明新法律所制定的排放廢氣規範，一面囁嚅著「麻煩了、麻煩了」，簡直完完全全陷入神經質的狀態。由於制定法律的負責人失蹤，環境廳下達嚴密的封口令，隱瞞失蹤的事實。

越是認真思考問題，負責的人就會越痛苦。環境行政從運作的那一刻起，就有著這般複雜的背景。

七○年代前半，厚生福祉行政與環境行政同樣飛躍地前進。不過，也有很多部分什麼政策都沒有，就這樣擱置不管。其中一項，即是癲癇患者政策。癲癇在法律上屬於精神疾病，因此與身障者等區分開來，不做福祉對象考慮。松友了（「日本癲癇協會」常務理事）因自己擁有癲癇的孩子，對此提出質疑，與十多位癲癇孩子的家長組成「家長會」，拿著陳情書向當時的厚生大臣（齋藤邦吉）陳情，請求政府把這些人列為福祉對象。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接受這份陳情，把松友引見給大臣的就是山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