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中國精心建立的「東亞巴勒斯坦」

新疆──中國精心建立的「東亞巴勒斯坦」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疆恐襲真的是由極端主義份子一手造成的嗎?真正的原因是維吾爾在中共加諸新疆的經濟發展模式中,被徹底長期邊緣化累積出悲憤,伊斯蘭教義或是分離主義頂多扮演了催化角色。

文:趙君朔(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3月13日美國國務卿在發表年度人權報告的記者會上,公開點名中共的惡劣人權紀錄「無人能比」,而新疆可能多達百萬人被拘禁在以「去極端化再教育」為名的集中營便是這個指控的核心。

其實從2018年開始,便陸續有維吾爾人在中共境外控訴本身曾遭遇的不人道待遇或是有親人下落不明,國際媒體和知名國際組織也開始有類似的報導出現,雖然中共官方屢次否認有違反人權的大規模非法關押,強調這只是一種培育維吾爾人技能以防止宗教極端主義影響的「職訓中心」,但本文將會援引參考了中共官方文件的嚴謹學者研究來質疑這種官方說法,並簡要回顧中共治理新疆長期以來產生的種種問題和探討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極端高壓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後會和長期佔據國際新聞版面的以巴衝突和近來在西歐引起極大憂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興起做一些簡單比較,來凸顯這種盲目粗暴的壓制政策也許極短期內有讓維吾爾人噤聲、服從的效果,但這只是埋下更多反抗的火種,絕對會是中共近期內的一顆不定時炸彈。

到底在新疆有沒有大規模的非法關押現象?根據中共官方在3月18日為了反制美國的人權報告而出的《新疆反恐白皮書》,過去五年來逮捕的暴力恐怖份子只有1萬2995人,但德國歐洲文化與神學院(Europe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的研究員Adrian Zens在仔細閱讀了新疆政府公佈的預算和政府的招標公告後,發現:

  1. 和建造安全維護設施有關的預算在2017年增加了人民幣200億,增幅達213%;
  2. 職業訊練的經費從2016到2017實際上是下降的;
  3. 建造監獄的經費從2016到2017也增加了一倍;
  4. 在維吾爾族聚集的縣,建拘留中心的經費翻了四倍,表示大規模監禁的形式不只是再教育;
  5. Adrian把所有的官方文件匯總,發現共有73個和再教育設施相關的標案,總金額達到人民幣6.82億。

的確,在2017年2月在和田市發生三名維族人砍傷五個平民的事件後,新疆自治區的書記陳全國就在北京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出現,雖然沒有公開的紀錄,但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會議上,習近平認可了這個所謂的「再教育」新戰略。而在陳全國鐵腕地執行這個以再教育為名的關押政策後,雖然沒有任何被關押人數的數據被公佈,Adrian指出從各種資料來估計人數應該從數十萬到100萬之間,而百萬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從一份地區性公安機構流出的文件上揭露的,而推估到整個新疆,那就是高達整個區域11.5%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成年人口。

那麼為什麼中共會在重大恐怖襲擊發生(2013汽車撞擊天安門城牆引發爆炸、2014年昆明火車站維吾爾人隨機砍人,造成31人死亡)後的三年多才開始這種大規模的高壓政策呢?第一個直接的原因便是,新疆一把手的換人,在2016年末由在西藏就以強硬風格治理的陳全國取代前政法委書紀,已經落馬的周永康愛將張春賢。陳上任的演說中便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與「擴大新疆穩定的基礎,維穩更成為首要目標和所有幹部、機構的責任。」他在城市的街頭設置了數千個警察派駐點,並派遣超過百萬幹部到偏遠地區去「結對認親」,這樣的作法一改張春賢時期偏向交差了事的「去極端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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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以張主政時的兩份政府報告為例,吐魯番政府指出被負責安全工作的人員指認為3152名具有維安風險的人員,到了2014年8月有3078人已被宣佈為改造成功。在伊寧2435名被點名為需要再教育的份子到了2014年10月有近2400名被認為已改過自新。第二個比較深層的原因是中共的民族政策在2008拉薩和2009烏魯木齊暴動後,知名學者胡鞍鋼和他的學生胡聯合在2011年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張要將重點從以往強調少數民族的自主、身份和權利轉向融爐式的思維去打造一個更緊密團結的「中華民族」。

在中央層級,實現這種政策思維的具體措施是在2018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家宗教事務委員會,都置於統戰部的管轄之下,而胡聯合本人更擔任統戰部新疆局的副局長。最後一個促使強硬政策出現的原因是和中共的一帶一路計畫有關,因為新疆是連結中亞各國的古絲路經濟帶的重要通道,中共必須確保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沿線不能有任何安全隱患。

然而前述的這些恐怖襲擊真的是由極端主義份子一手造成的嗎?回顧新疆納入中共統治的歷史可以發現,除了80年代改革開放後和巴基斯坦的貿易來往增加使得主張較為激進的瓦哈比派思想在這段時期曾流入外,維吾爾的伊斯蘭教組織和教士一直在國家的嚴密監控下,不像西歐的穆斯林國家移民二代在清真寺的聚會或是在不受管制的網路上輕易地能接觸到各種激進的伊斯蘭主張,因此這恐怕不是主因,真正的原因在於維吾爾在中共加諸新疆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中,被徹底長期邊緣化累積出來的憤怒與不平,伊斯蘭的教義或是分離主義的思想頂多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自從中共開始開發新疆以來,擔任發展經濟的主力便是鼓勵漢人移民,以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形式,1954到1966年大約有40萬人加入兵團,1959到1961年的大躍進饑荒期間還有兩百萬難民前往新疆,到了1990年代,兵團以及新疆主力經濟部門的採掘業最顯著的特色是儘管它們都是國有企業,但並未提供少數民族就業配額,兵團九成以上是漢人;而石油產業的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塔里木盆地的兩萬名工人中,只有非常少量的工人不是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