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最嚴重訴訟案」初判結果:入會18年,中國恐仍無「市場經濟」地位

世貿「最嚴重訴訟案」初判結果:入會18年,中國恐仍無「市場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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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地位對於中國而言非常重要,除了隨之而來的聲譽和地位外,最重要的能減輕各國針對中國貿易的抵制和反傾銷關稅。

世界貿易組織(WTO)近日傳出通過一項重大裁決,認定中國並未如其自稱在2016年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這項裁決除了讓歐盟和美國能在有關爭端中取得重大勝利,WTO成員國也將被賦予更大的裁量權,能針對低價傾銷的中國產品課徵關稅,對中國將造成一大打擊。

《彭博》報導,消息人士透露,WTO通過一項臨時裁決,中國並未如其自稱,在2016年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這項裁決將允許各國有更大的餘地,能依個案對中國低價或傾銷產品課徵關稅。不過這項決定目前尚未公開,在判決公布之前,中國仍可尋求和解。

WTO發言人、歐盟,以及中國在WTO的代表團的代表,都拒絕針對這項消息發表評論。

中國渴望取得完全市場經濟的地位,以避免更多的反傾銷案。中國堅稱在2001年加入WTO後,應在15年後(也就是2016年)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此後WTO成員在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案件中,不應再以第三國相同產品的價格,取代中國產品的價格。這將降低他國抑制低於成本的商品的能力,因此未獲得美國、歐盟及日本等成員國的承認。

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體」,中國企業在遭遇反傾銷調查時,不是以中國國內產品價格與出口價格對比,而是選取第三國的產品價格與中國產品出口價對比,來確定傾銷幅度。

2016年12月,中國向WTO提告歐盟和美國違反相關協定,在反傾銷調查案中未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採用第三國價格,導致中國業者被課以較高的反傾銷稅。

沒有「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損失多少?

市場經濟地位對於中國而言非常重要,除了隨之而來的聲譽和地位外,最重要的能減輕各國針對中國貿易的抵制和反傾銷關稅。《大紀元》引述《華爾街日報》的估算,中國因為被美國和歐盟視為「非市場經濟」,製造商在出口方面損失數十億美元,部分商品要繳納遠高於100%的關稅。

不過,如果各國把中國認定為「市場經濟國家」,就只能以中國國內產品價格與出口價格對比,那麼對中國進行反傾銷訴訟的難度將大大增加,中國製產品將獲得更大優勢,占據海外市場。

歐、美政府與中國之間,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爭論已近3年,中國政府在2016年向WTO貿易法庭提出針對美國和歐盟的申訴,要求美國和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依據的理由,是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款,在中國加入WTO滿15年後,中國應自動被成員國給予市場經濟地位;屆時,各成員國將終止對中國反傾銷的「替代國」做法。

不過,歐美認為15年前沒有人能預測15年後中國市場是否會完全轉型,所以也不可能約定15年後,不管中國情況怎樣,就得是市場經濟。

美國在2017年11月,對中國提告歐盟的爭議中,提出第三方文件,指出「很明顯的,中國尚未完成(市場經濟)轉型」,並稱「如果中國希望生產商或出口商的價格或成本,被用於反傾銷案的價格比較,中國應該完成經濟轉型,確保市場經濟條件在經濟裡占有優勢」。

而歐盟則在2017年修改其反傾銷法規,取消歐盟此前對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假設,但歐盟仍加入新規定,針對某些國家政府干預國內市場,造成國內價格「嚴重扭曲」時,調查機關仍可以第三國價格取代該等國家的國內價格。

WTO這項新裁決,將對中美的其他爭訟產生連鎖反應,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曾表示,這宗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爭議案,是WTO「最嚴重的訴訟案」,該案已成為美中貿易談判籌碼。

美國3個月內第2勝,WTO判中國對美穀物關稅「管理違規」

外界認為中、美雙方在WTO爭端上的反應顯示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貿易關係越來越緊張。不過中國最近在WTO的爭端調解中,屢次遭到打擊。

WTO在本月18日,就奧巴馬政府在2016年底的投訴做出裁決,判定中國針對美國稻米、小麥和玉米等穀物實施的「關稅配額」(TRQ),已違反入會承諾,判決中國敗訴。美中雙方最多在60天內得提出上訴。

這次事件可回溯至2016年12月,美國宣稱中國非法限制美國米、麥和玉米進口,向WTO提告,指中國使用所謂的關稅配額制(TRQ)「既不透明又不可預測」。

《聯合報》報導,關稅配額是兩階段關稅,允許特定進口貨物在限定的進口額度內,課較低的配額內關稅稅率,額度外的進口則採較高配額外稅率。美國估計,若正確使用關稅配額制,這些美國穀物可多出口約35億美元(約台幣825億元),指控中國違背國際貿易規定之下的承諾。

WTO「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成立的專家小組今天裁定,中國沒有遵守2001年加入WTO的承諾,未「根據透明、可預測及公平基礎」執行關稅配額制。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將大部分較低關稅的配額,分配給自己國家的貿易商,在小麥進口上,甚至高達90%分配給國有的進口商,導致許多民間經營的進口商和外國公司,無法進口穀物。

報導指出,中國在去年12月,首次宣布允許美國稻米進口中國,不過北京當局一直密切關注糧食進口,習近平主席表示,中國的「飯碗」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味著中國主要依靠國內供應來養活13億人口,中國的糧食進口總量在2018年僅為60億美元,僅佔中國總進口額2兆美元的3%。

針對WTO於18日做出的判決,美國表示歡迎,預計美國農民將向中國出售更多穀物。而這項裁決是今年以來,美國第二度在農產品貿易紛爭當中贏了中國。今年2月,WTO才剛裁定中國不公平地對境內穀物生產者提供補貼。

美國於2016年9月向WTO提出這項申訴,認為中國在2012年至2015年間,對該國小麥、水稻農民提供了過多補助,補助金額超出WTO規定上限近1000億美元,讓中國農民得以用低價進入市場,進一步影響市場公平競爭,而最終WTO判決美國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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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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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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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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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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