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的政治主張從不是中華民國的初衷

「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的政治主張從不是中華民國的初衷
Photo Credit: Militaryace@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前余杰的文章把袁世凱從「竊國大盜」,「洗白」為「國父」,而最不可避過的是「摘桃子」和「稱帝」兩個「罪狀」。這兩方面,洗白起來都很困難,尤其他當上第一任正式總統之後,背叛民國的理想和憲法,重返帝制。而這點是無論如何也「洗不白」的。

關鍵評論網刊出余杰的文章〈「竊國大盜」是百年之冤,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認為袁世凱一直被冤枉為「竊國大盜」,認為應該他是「中華民國國父」才對。

在傳統的評價中,袁世凱一直被認為是竊國大盜。這裡說的傳統評價,是指從反袁的護國戰爭就開始的評價,經歷了(袁世凱之後)的北洋時代、大革命之後的國民黨時代、以及中共建制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總之,在袁世凱身後,就沒有一種主流評價,認為袁世凱不是竊國大盜。因此,這種傳統評價是真正的「傳統」,不是經歷民國和共和國對更古代的歷史人物事件進行「現代化再解釋」之後的「偽傳統」。後者實際上是對真正「傳統說法」(即古代的評價)的修正解釋。

余杰評價這個問題,不是他自己的首創。他搬用了很多(正如他自己也引用的)中國學者張永東2006年出版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一書的材料。但很可惜,他沒有具體說出哪些是他自己的看法,哪些是書中的看法。筆者也沒有時間一一分辨(那本書很長),姑且就一起討論了。

張永東的書雖然出版在2006年,但草稿在十年前就寫下了(見其序言)。這正是中國興起「告別革命」之風的時候(見1995年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簡而言之,《告別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否定辛亥革命,主張「要改良而不要革命。」應該承認,在當時中國政府和主流社會依然肯定革命(和農民起義等)的時候,此書打破思想禁區,有引領風氣之先的作用,難怪出版之後就引起極大的反響。一時間,「翻案文章」紛紛湧現,晚清和民國的人物紛紛被重新評價。袁世凱自然也不例外。張永東幫袁世凱的翻案就出自這種背景。

要推翻一種主流評論「翻案」,需要舉出比傳統評論更有力更詳細的證據。可惜張的書沒有做到這一點。

傳統評價對袁世凱有五大貶斥。第一,戊戌變法時告密;第二,辛亥革命時「摘桃子」;第三,指示刺殺宋教仁;第四,〈二十一條〉「出賣中國」;第五,稱帝背叛民國。

站在不同立場,還有其他貶斥。比如清朝遺老就指責他欺負「孤兒寡母」,對清朝不忠。朝鮮民族主義分子會指責他企圖吞並朝鮮。中國民族主義分子會指責他甲午戰爭中不戰而逃。以前中共還會指責他鎮壓義和團等等。

這些指責有的是「屁股決定腦袋」,有的是見仁見智,有的考慮到現實環境確實是「冤枉」了。但要把袁世凱從「竊國大盜」「洗白」為「國父」,最不可避過的是「摘桃子」和「稱帝」兩個「罪狀」。而這兩方面,洗白起來都很困難。

首先,袁世凱在20世紀初是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的主要人物,但不是張(和余杰)所言的開創性人物。

從政府方向自上而下推動新政最初始於康有為、梁啓超在1898年搞的戊戌變法,它部分由於袁世凱「告密」的原因而失敗了。《辛丑條約》之後,清朝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發佈上諭,宣佈要實行新政,但無具體内容。

在野的梁啓超不久後發表《立憲法議》,此後又在一系列報章中提倡立憲。要說立憲的設計師,梁啓超當之無愧。

在體制内,李鴻章(1901年任督辦政務處主管)、張之洞、劉坤一等「老一輩」漢人已要求新政。張劉二人在1901年提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要求改革科舉、建立新式學校、改革軍事制度。

張謇是立憲的積極推動者。在草擬上述奏摺時,他已經提出仿照明治維新設立議會的構想。只是張劉二人認為太激進沒有采納。此後,他到日本考察遊歷,進一步成為立憲的積極推動者。逢見官員友都不斷勸解和宣傳立憲問題。他在日後被視為「建制内」 立憲運動的領袖,能主持成立國内最早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工會」及發動三次國會請願,是一早打好的基礎。

1904年,張謇和其他人為兩湖總督張之洞和兩江魏光燾草擬《請立憲奏稿》,本想上奏。只是老成持重的張之洞希望要得到直隸總督袁世凱支持,袁世凱認為「尚須緩以俟時」,才沒有上奏。

受日俄戰爭刺激,各地漢人總督在1904至1905年也相繼奏請推行立憲,袁世凱正是這一波加入立憲大軍的,一起推動的還有各漢人總督和巡撫(如岑春煊、周馥等)。以正式上奏要求立憲而言,雲貴總督丁振鐸與雲南巡撫林紹年是最先奏請全面變法的(1904年1月),駐法大使孫寳琦是最先明確提出「立憲」二字的(1904年4月)。慈禧太后召見端方,端方向太后推薦立憲,這才有袁世凱、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聯名奏請「立憲」之事。

袁世凱以直隸總督之職,推行了不少新政,也贊成立憲。這些當然也是進步,但稱不上新政和立憲的「第一人」。說袁世凱「首倡立憲」、「中國近代政治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師」,實在是誇大其詞。

Ztysk_(2)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各國駐華使節覲見合影|Photo Credit: 襄樊一夜 @ Wiki Public Domain

其次,我們談論的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選舉的共和制政體,而不是一個君主立憲制政體。

是君主立憲更好,還是共和更好,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辯論的話題。而這個話題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前,已經由梁啓超為主立憲派,以及以孫中山和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辯論了十多年。大概沒有誰說服誰的結果,但越來越多人支持以成立共和制為目標的革命,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

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到袁世凱稱帝前的《臨時約法》、《天壇憲草》、《民三約法》(又稱袁記中華民國約法)都規定中華民國是共和體制,而非君主體制。因此,中華民國就是民主的「共和國」,而不是君主國,無論專制君主國也好,立憲君主國也好,都不是中華民國的初衷。

因此,僅憑袁世凱曾推動「君主立憲」,就之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實在是張冠李戴得奇怪。

第三,袁世凱可能被稱為「國父」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在中華民國成立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並且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位正式的總統。而傳統評價中「袁世凱摘桃子」的指責,也與之相關(但不是最重要,見後)。

在民國成立的過程中,袁世凱確實起到積極作用的。這表現在:第一,革命黨的力量單獨不足以推翻清廷。第二,雖然在地方立憲派的支持下,多省相繼相應革命宣佈「獨立」,但若軍事上失敗,他們很可能取消獨立。第三,袁世凱指揮的新軍是清廷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袁世凱不進攻革命軍,反利用革命向清廷施壓,是決定清朝命運的關鍵因素。第四,袁世凱是當時外國最認可能穩定中國局勢的人選,由於中國的經濟命脈(特別是關稅)由外國人操控,外國取向至關重要。第五,在袁世凱的安排下,清廷和平退位,作用值得肯定。

在承認袁世凱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第一,袁世凱在整個過程中一直謀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第二,袁世凱的個人政治主張,依然和民國的理想(以及憲法)格格不入(雖然他接受了這套憲法)。第三,沒有革命黨持之以恆的宣傳和起義,特別是革命黨發動的辛亥革命,袁世凱也不會得到復出的時機。

所以,說袁世凱「摘桃子」並不恰當,但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他「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這顯然是「屁股坐歪了」的結果。

Picture_of_Emperor_Yuan_Shih-kai
袁世凱前往祭孔|Photo Credit: Unknown @ Wiki Public Domain

第四,平心而論,如果沒有後來袁世凱稱帝,「竊國大盜」的名頭一定不會加在他頭上。「竊國大盜」,不是指他當上了第一任正式總統時候「摘桃子」,而是他當上第一任正式總統之後,背叛民國的理想和憲法,重返帝制。而這點是無論如何也「洗不白」的。

張對此長篇引用古德諾等人的說法「中國人素質低下,不適合共和,只適合君主制。」張更強調,中華民國是「專制共和」,引用英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比較,認為袁世凱提倡「君主立憲」反而是一個進步。「人民素質低就不適合民主」,這是中國政府反對民主與共和的理由(現在不這麽說了)。張也是這種理論的粉絲。

張的理論則更錯在把袁世凱的「君主立憲」和英國的君主立憲等同起來,認為英國的君主立憲是民主,袁世凱的「君主立憲」也是民主。

不錯,君主立憲也可以是民主的,但袁世凱式的君主立憲絕對沒有半分民主的意味。以袁記約法為例:

  1. 大總統總攬統治權。
  2. 大總統召集立法院開會、停會、散會,可解散立法院(六個月内重選)。
  3. 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和預算案(由立法院通過)。
  4. 大總統可發佈命令(不需通過立法院,立法院也無權否決)。
  5. 大總統制定官制、任命所有官員(無需立法院通過)。
  6. 外交權、宣戰、媾和、締約都歸大總統。
  7. 大總統有緊急命令權和緊急處分權,可宣布戒嚴。
  8. 法官由總統任命。
  9. 參政院是總統的咨詢機構,參政由總統委任。
  10. 立法院只有四個月的會期。
  11. 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大總統有否決權,即便立法院再推翻大總統的否決,大總統也可以不公佈(即不實施)。
  12. 立法院沒有制憲權,制定憲法由「參議院」提出和審定,總統另外召集組織「國民會議」通過。
  13. 隨後公佈的《大總統選舉法》及其修正案規定,總統每任十年,可以無限連任,繼任人由前總統推薦。

簡而言之,一切重要權力均歸大總統,立法院形同虛設,總統可以永續,只要足夠「不要臉」,還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子孫孫。這還是總統制之下的憲法,變成帝制之後自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君主立憲」,豈可與英國的虛君式的君主立憲相提並論。

張強調袁世凱被「說服」了,又認為袁世凱稱帝是「民心所向」,又認為袁世凱屢次「推遲」表明他是「不得不稱帝」。對中國歷史有基本認識的人都清楚這就是「勸進」的遊戲,張自稱歷史學家,何至天真至此?

余杰倒承認稱帝是「最大錯誤」,卻反過來贊揚袁世凱「敢作敢當」,勇於「承認錯誤」。其實,他舉出那句袁世凱「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的話,是袁世凱臨終前對幕僚張一麐的私下談話。如果這也算「敢作敢當」,以前皇帝做錯事,還會下「罪己詔」呢,余杰為何只找一個崇禎來襯托袁世凱的「光明磊落」?

正如該文網友留言的那樣:「也許袁世凱有做好事,問題就是他做的壞事污點壓過了好事」,袁世凱稱帝,背叛了中華民國的憲法與理想,由此說他是竊國大盜,是最正確不過了。這樣的人,如何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父」?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