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世界的倫理課》:為何史太林比希特拉相對「可以接受」?

《真實世界的倫理課》:為何史太林比希特拉相對「可以接受」?
喬治亞哥里的史達林雕像,已於2010年6月被移除|Photo Credit: Smerus@Wikimedia Common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史達林的道德紀錄有任何「含糊」,或許是因為共產主義吸引了我們某些人的高貴本能,尋求眾人平等與終結貧窮。納粹主義就沒有這種普世的渴望,即使在表面上,它也不在乎什麼對全體人民最好,而是什麼對一個假設的族群最好,動機顯然是對其他族群的仇恨與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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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間諜遊戲

多虧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現在我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在監控我了。它利用谷歌、臉書、威訊(Verizon)及其他網路跟電信公司來收集大量的數位資訊,無疑也包括我的電子郵件、手機與信用卡的使用資料。

我不是美國公民,所以這麼做完全合法。即使我是美國公民,很多關於我的資訊還是可能收集到,只是或許不是監控行動的直接目標。

我應該為如此侵犯我的隱私權生氣嗎?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世界推遲了三十年之後,終於來了嗎?老大哥在看著我嗎?

我不覺得憤怒。根據我迄今所知的範圍,我不太在乎。不太可能有人偷讀我的email或竊聽我的Skype電話。國安局收集的數位資訊數量,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樣。

相反地,電腦程式搜尋出可疑活動模式的資料之後,情報分析師希望藉此找出恐怖分子。許多企業都會收集資料加以分析,好讓廣告更有效地瞄準顧客,或是提供我們最想要的網路搜尋結果。這個流程沒有什麼不同。

問題不在政府或企業收集什麼資訊,而是他們如何使用。舉例來說,如果有證據顯示美國政府用收集的私人資訊,勒索外國政客服從美國利益,或是這類資訊被洩漏給報社,以抹黑批評美國政策的人,我會非常憤慨。那才是真正的醜聞。

然而,如果沒發生過這種事,如果有有效的安全機制確保不會發生,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這麼龐大的資料收集工程是否真的保護我們免於恐怖主義,我們的錢是否花得值得。國安局宣稱二○○一年以來,通訊監控預防了五十幾件恐怖攻擊。我不知道如何評估這個說法,或是我們能否用其他方法預防那些攻擊。

物有所值的問題就更難以評估了。二○一○年,《華盛頓郵報》寫了篇重大報導「最高機密的美國」。動用十幾名記者調查兩年之後,該報判定沒人曉得美國情報運作花了多少錢,甚至美國情報單位雇用了多少人。

當時,《華盛頓郵報》報導有八十五萬四千人持有「最高機密」的安全許可。現在這個數字據說成了一百四十萬人(這麼多人不免讓人懷疑,是否難以避免個人資料會被濫用於勒索或用作其他私人用途)。

無論我們認為國安局的監控計畫本身如何,美國政府顯然對事情被踢爆的反應過度了。他們撤銷了史諾登的護照,行文各國政府,要求他們拒絕他可能提出的庇護申請。最異常的是,美國政府似乎在幕後指使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葡萄牙,拒絕讓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里斯(Evo Morales)的飛機從莫斯科路過他們的領空飛回國,因為史諾登可能在飛機上。莫拉里斯最後只好降落在維也納,拉丁美洲的領袖同仇敵慨,視之為對他們尊嚴的侮辱。

支持民主的人在控告朱利安.亞桑奇(Julian Assange)、布萊德雷.曼寧(Bradley Manning)和史諾登這種人之前,應該努力深思。如果我們認為民主是好事,那我們必須相信,人民應該盡量多知道民選政府在幹什麼。史諾登說過,他公布內幕是因為「民眾必須決定這些計畫和政策是對是錯」。

他說得對。如果一個民主國家不知道這種計畫存在,要如何判斷是否應該有國安局正在進行的那種政府監控?確實,史諾登的洩密內容也揭露,在三月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中,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普(James Clapper)關於國安局監控行為的證詞,誤導了美國國會。

《華盛頓郵報》(加上《衛報》)出版史諾登提供的資訊後,詢問美國民眾支持或反對國安局的情報收集計畫。大約五八%受訪者表示支持。但是同一份民調發現,僅四三%支持以揭露監控計畫起訴史諾登,同時有四八%反對。

民調也顯示,六五%的受訪者支持美國國會針對國安局監控計畫舉行公開聽證會。如果實現,我們會因為史諾登的爆料而掌握更多訊息。

摘自「評論彙編」,二○一三年七月五日


史達林的銅像?

希特勒和史達林都是大規模殺人的殘暴獨裁者。雖然無法想像柏林或德國其他地方會有希特勒銅像,喬治亞共和國(他的出生地)各城鎮倒是修復了史達林的銅像,還有一座要豎立在莫斯科,以紀念所有蘇聯領導人。

態度的差異也延伸到這兩人統治過的國家之外。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國立諾曼第登陸紀念碑有一座史達林半身像。在紐約,最近我在一家擺滿蘇聯時代裝飾品的俄羅斯餐廳吃飯,女侍都穿蘇聯制服,還有一幅蘇聯領袖群油畫,史達林特別顯眼。紐約也有一家KGB酒吧。就我所知,紐約沒有納粹主題餐廳;也沒有蓋世太保或黨衛軍酒吧。

那麼,為何史達林比希特勒相對可以接受呢?

在上個月的記者會,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企圖合理化。被問到莫斯科給史達林立銅像的計畫時,他指向十七世紀英國內戰中的議會黨領袖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問道:「克倫威爾和史達林實際上有多少差別?」他自問自答:「一點也沒有。」接著形容克倫威爾是「在英國歷史上扮演很含糊角色」的「狡猾傢伙」(倫敦的下議院外面有一尊克倫威爾銅像)。

「含糊」對於克倫威爾行為的道德性是個合理形容。他雖然促成了英國的國會統治,終結內戰,允許某種程度的宗教包容,卻也支持審判與處死查理一世,殘暴地征服愛爾蘭,以回應愛爾蘭天主教徒與英國保皇黨聯手的潛在威脅。

但跟克倫威爾不同的是,除了戰爭或軍事行動,史達林殺害了大量的平民。根據《血色之地》(Bloodlands)的作者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說法,有兩、三百萬人死在古拉格的勞改營裡,可能有一百萬人在一九三○年代後期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另有五百萬人在一九三○到三三年的饑荒中餓死,其中三百三十萬是烏克蘭人,因為他們的國籍或相對富裕的富農(kulak)地位,才被政策蓄意整死。

史奈德估計史達林殺害的總人數,沒有計入那些活著逃離勞改營或千辛萬苦流放邊疆的人。若納入他們,在史達林暴政下受盡苦難的人,可能還要加上多達兩千五百萬人。史奈德歸咎於史達林的死亡總數,比起經常引用的兩千萬人低,但這是歷史學家接觸到蘇聯檔案之前的估計。不過仍然是個駭人的數字,規模類似納粹的屠殺(發生在較短的期間內)。

此外,蘇聯檔案顯示,你不能說,因為納粹屠殺的受害者是依據他們的種族或國籍,就比較惡劣。史達林也據此挑選了一些被害者:不只烏克蘭人,還有蘇聯邊陲共和國的少數民族。史達林的迫害也針對不成比例的大量猶太人。

史達林沒有毒氣室,殺人的動機也疑似不是想屠殺,而是恫嚇與鎮壓在他統治下真實或幻想出來的反對者。那不是發生大規模殺人與囚禁的藉口。

如果史達林的道德紀錄有任何「含糊」,或許是因為共產主義吸引了我們某些人的高貴本能,尋求眾人平等與終結貧窮。納粹主義就沒有這種普世的渴望,即使在表面上,它也不在乎什麼對全體人民最好,而是什麼對一個假設的族群最好,動機顯然是對其他族群的仇恨與蔑視。

但是史達林統治下的共產主義與平等主義正好相反,把絕對權力交給少數人,否定多數人的所有權利。為史達林名聲辯護的人,推崇他讓幾百萬人脫貧;但是不靠殺害與監禁,也能讓幾百萬人脫貧。

其他人之所以認為史達林偉大,依據的是他擊退納粹侵略、最終打敗希特勒的角色。但史達林在白色恐怖時期整肅軍中領袖,大幅削弱了紅軍,一九三九年他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二次大戰爆發鋪了路,而且在一九四一年忽視納粹威脅,讓蘇聯毫無準備去抵抗希特勒的進攻。

史達林帶領他的國家打贏了戰爭,並取得前所未有的全球強權地位,然後衰落,這是事實。對比之下,希特勒讓他的國家崩毀、被占領,然後瓜分。

國力最強盛時,民眾會認同國家並崇拜那些領導人。這或許能解釋俄國人為何比較願意接受史達林銅像,而德國人不接受希特勒銅像。

但那應該只是兩大殺人魔獲得不同待遇的部分原因。我對紐約的蘇聯主題餐廳和KGB酒吧,仍然大惑不解。

摘自「評論彙編」,二○一四年一月九日


我們該讚揚種族歧視者嗎?

上個月,在我的實用倫理學課堂上,幾個學生站起來走出教室。他們與另外數百人加入由黑人正義聯盟(Black Justice League, BJL)領導的抗議。二○一四年八月,密蘇里州佛格森鎮發生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被殺案,以及後來警方殺害無武裝非裔美國人的案件,讓全美國出現眾多學生團體,黑人正義聯盟是其中之一。

當天稍後,黑人正義聯盟成員占領了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克里斯多夫.艾斯格魯伯(Christopher Eisgruber)的辦公室,誓言除非他們的訴求被接受,否則絕不撤離。

這些訴求包括:對教師與非教職員工實施「文化能力訓練」;規定學生要上被邊緣化族群歷史的課程;還有在校園裡專為非裔美國人文化設立「文化認同空間」。

獲得全國矚目的要求,則是將該校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跟眾多宿舍之一的威爾遜宿舍改名。那座宿舍的餐廳裡有一大幅威爾遜的壁畫,黑人正義聯盟也希望移除。該聯盟表示,讚揚威爾遜冒犯了非裔美國學生,因為威爾遜是種族歧視者。

威爾遜於內政是個進步派,在外交政策則屬理想派。他的政府通過了反童工法律,給勞工更多的權利,並且改革銀行法、挑戰壟斷者。一次大戰結束後,他堅持外交政策要由道德價值主導,在歐洲鼓吹民主與民族自決。

但他的國內黑人政策是保守反動的。一九一三年,他當上美國總統,繼承的聯邦政府雇用了許多黑人,其中有些人跟白人一起擔任中階管理職位。在他的政府內,內戰後已廢止的種族隔離職場和廁所再度出現。非裔美國人經理被降調到較卑下的職位。黑人代表團抗議時,他告訴他們應該把隔離視為好處。

威爾遜的名號在普林斯頓到處可見,不只因為他是最有名的校友之一(又是唯一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校友)。也因為他當美國總統之前,是普林斯頓的校長,照伍德羅威爾遜學院的前院長安瑪莉.史洛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說法,此人「或許比任何人都努力把普林斯頓從一所紳士專屬的預科學校,轉變成偉大的研究型大學」。

威爾遜曾提出「十四點原則」作為終結一戰的和約基礎,以此聞名於世。他呼籲讓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各民族自治,讓波蘭獨立。難怪華沙有一座威爾遜廣場,布拉格最大的火車站以他命名,在布拉格和布拉提斯拉瓦(斯洛伐克首都)都有威爾遜街。

十四點原則的條文還包括呼籲公開條約——不再用密約策畫在戰後瓜分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並且降低貿易壁壘。或許最重大的是提議組成「一個各國的普遍組織……目的是提供不分大小的國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相互保證」。

這個呼籲促使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成立,從一九二○年到三六年間,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威爾遜宮。該建築保留了這個名稱,現在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總部。

歷史上不乏有嚴重瑕疵的人做出偉大的事。在美國,我們只需看看蓄奴的開國元勳如喬治.華盛頓、湯瑪斯.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及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早期總統。你可能會替他們主張,跟威爾遜相較,他們至少不比在他們時代盛行的標準糟糕。但那是繼續讚揚他們的足夠根據嗎?

紐奧良有一所學校的董事會認為並不足夠。採行決議後,校方宣稱學校不該以蓄奴者命名之後,便為喬治華盛頓小學改名,重新以一位努力廢除種族隔離輸血的黑人外科醫師命名。國家首都的名稱也應該重新考慮嗎?

哲學家艾尤梅.溫哥(Ajume Wingo)在《自由派民主國家的面紗政治》(Veil Politics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一書,描述了「政治面紗」如何模糊了政治體制的歷史細節,製造一種理想化的外表。同樣事情也發生在偉大(或沒那麼偉大)的政治領袖身上,他們成為灌輸民眾美德的象徵載具。

然而,隨著我們的道德標準改變,歷史人物的不同特徵變得比較重要,象徵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意義。當一九四八年威爾遜的名字被套在普林斯頓的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上,還要七年才會發生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著名的公車事件,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尚未遭到嚴重挑戰。這一切現在都難以想像。所以威爾遜的種族歧視變得更顯著,而他不再體現對今日普林斯頓大學重 要的價值觀了。

威爾遜對大學、美國與全世界的貢獻,不能也不該從歷史上抹殺。相反地,應該受到承認,以一種創造細緻對話的方式,討論改變的價值觀,包括他正面的成就,以及他對美國種族歧視政策和措施的貢獻。

在普林斯頓,這樣對話的結果應該是教育學生與員工,否則他們可能不知道校史上一個重要人物的複雜性(我自己當然受益了:我在普林斯頓任教十六年,也一向欣賞威爾遜的某些外交政策立場;但是多虧黑人正義聯盟,我才得知威爾遜種族歧視的事)。我們應有的對話的最終結果,很可能是承認把威爾遜的名字冠在學院或學校頭上,等於發出了錯誤代表該機構價值觀的訊號。

摘自「評論彙編」,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相關書摘 ▶《真實世界的倫理課》:西方反對日本捕鯨,是文化偏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真實世界的倫理課:82個影響你一生的思考練習》,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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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譯者:李建興

  • 體重高就應該多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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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絕對答案,但可以練習判斷
從倫理學的角度,教你俐落思辯人生各大議題,學會聰明論理,跨越立場,實質對話。

彼得・辛格常被形容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也是最有爭議性的人物之一。身為《動物解放》、《實踐倫理學》、《反思生死》與《你可以拯救的生命》等重要書籍的作者,他協助發起動物權益與有效利他主義運動,對生物倫理學的發展貢獻卓著。在《真實世界的倫理課》,辛格證明了他也是能以短短幾百字剖析重要時事的大師。

在這本短篇文集中,他將爭議性的思考方式應用到氣候變遷、極度貧窮、動物權利、墮胎、安樂死、人類基因選汰、運動禁藥、腎臟買賣、高價藝術品的道德、增加幸福的方法等議題。辛格提出「黑猩猩是不是人類」、「抽菸該不該禁止」、「成年手足間的合意性行為該不該除罪化」等問題,將他的論點應用到近期的新聞個案,重申他反對「所有人命皆神聖」的觀念。此外,他以淺顯易懂的形式探討某些最深刻的哲學疑問,例如是否有真正重要的事物是,我們星球這個淡藍小點的價值何在。本書也包括較私人的反省,像是辛格對他最喜愛的衝浪活動的想法,以及罕見地建議在假期餐桌上展開家庭對話。

新版加上作者撰寫的補記,這本刺激與原創性十足的書籍將挑戰(也可能改變)你對許多真實世界倫理問題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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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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