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依法落實的「小圈子選舉」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何來不畏催淚彈的香港人民?

如果依法落實的「小圈子選舉」是香港人的「共同願望」,何來不畏催淚彈的香港人民?
Photo Credit: 林健恆

對談: David Schlesinger、Joseph Cheng、Denise Y. Ho、Ho-Fung Hung、Frank Ching、Louisa Lim、Mark L. Clifford|翻譯:蔣昀修、吳玟潔、呂佩庭

中參館編輯群引言:

2015年1月7日,多位香港人大代表撐著代表民主運動的黃傘在「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即將頒布前走出立法會。在為期兩個多月的群眾示威後,局勢依然緊繃。

而港府官方發布的「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卻以:「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讓香港如期依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這亦是本屆特區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作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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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Getty Images

由資深政治領袖及民主推動者,陳方安生女士所創辦的「香港2020」迅速指稱這項結論「扭曲了社會上不接納『人大8.31決定』的顯著民意及爭取真普選的訴求。」

另一位從事媒體業的香港運動人士向我們匿名投書,駁斥該報告為「無關緊要」,只不過是「東拼西湊」,建議關心這項議題的民眾密切注意接下來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為此,ChinaFile邀請學者針對這許多香港內外關心的議題進行討論。

David Schlesinger

毋庸置疑,中港關係急需一位領導人出現解決今天的僵局,並保障未來能夠更好。在此,領導人指的是政府內部的領導人,是反對中方的領導人,也是理解中方處理方式和香港問題的領導人。而我們在冬天所見的不滿與抗爭,便是各方面領導能力全面失效的悲劇。

中國失敗了,為期數月的抗爭是中方對香港笨拙無知的報導和言論導致的直接的結果,表現出中國對香港的運作核心與其所受威脅都缺乏同情和理解。

香港政府失敗了,完全沒有一則聲明或報導提及港人與日俱增的政治自覺,未真實呈現香港觀點和感受的寬度、廣度與多元性。

梁振英失敗了,香港的實位領袖固然從未是省長或特首這類的人物,但在眾多無趣的官僚與疲累的財閥中,唯有彭定康展現了政治人物對媒體、關注和正面對抗的喜愛。但梁振英似乎缺乏想法、正直或與他理應要「執行」與人民的交流。

抗爭群眾失敗了,當他們把壯觀和華麗帶上街頭,公民運動參與者最終卻都選擇迴避真正的領導重任。抗爭群眾從未將那些豪氣發言或看法見解,移動到對話或協商能進行並發揮實際意義的地方,最後抗爭群眾終於疲乏,最初支持抗爭行動的民眾也被激怒了。

儘管如此,在過去幾個月來我們能看到,香港是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地方。是一個人民的觀點、願望、需求和議題都非常多元的地方。香港已非常明確地闡明了在自己身分被認同、尊重和應答前都將不願意、不能夠且不準備離中國更近一步。

香港需要領導人,需要有幾個人願意扛下重擔,說:「我們就是這樣的人,這就是香港特別之處。當強而有力的中國只有一步之遙時,這些東西就是香港的主權所在,我們必須維護並捍衛它們。」對於所列出的願望清單,並沒有一個清楚的答案,而是需要公開對話、討論和論證後才能拍板定案。

香港特首該如何提名與選舉的爭議,對我而言,只不過是「香港究竟是什麼」的一個插曲,那包括了中港關係該如何定義?香港的特殊地位該如何保存和發展?香港人的信念該如何表達展現等真正議題。

近幾年、月甚至日以來,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取決於相對大小、力量和和兩者的法定地位,而這些關係是取決於人民本身,然而,只要出現有願景、勇敢或正直的領導人,也能有所影響。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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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Cheng

香港政府於1月6日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交《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內文記錄各政治團體及其領導的意見。支持民主運動的人士,則冀望這份報告能交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手上,以扭轉2014年8月31日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

政府也在1月7日發起第二輪政改框架下,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民主派議員清楚表明將不會參與諮詢,並會在立法會否決這項法案。他們的決定是合法的,也代表香港人民的心聲。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在地方選直選共獲得55%的票數,並將在2016年的選舉再次接受民眾檢驗。 相較之下,梁振英政權這次的政改又有多少民意基礎呢?

真普選聯盟(真普聯)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12月進行民意調查,問及市民對人大常委就香港政改作出的「831決議」之意見。45%受訪者同意「人大常委8月31日的決議,等於將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變成假普選」,反對率約23%,無立場者約23%。

而在18到29歲的區間,更有高達71%的民眾同意此立場。雖然政府承諾提供公眾諮詢,親建制派毫無疑問會在所謂的「小圈子選舉」中勝出,取得提名委員會中多數席次,並掌控2017年特首候選人名單。在這樣的機制下,香港人民的選擇不具任何意義,這場選戰也不算真正的競爭。簡而言之,這不是一場真的選舉。

香港人民自然會拒絕這種政治操弄。稍早在政改主題的答辯上,梁振英表示全民普選將是一大躍進,外界就譏諷說,北韓也早已實行全民普選好幾十年了。中共當局將2017特首選舉及2020立法會選舉牽起不合理的關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其決定的第五點表明:「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也就是說,如果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順利實行普選的話,2020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才能進行普選。

香港人民深知真追求民主之路是漫長的,也許在近期都不會有任何突破,但只要我們不放棄,我們就沒有輸,至少我們仍保有尊嚴和原則。我們絕不願眼看香港淪為中國體制下的另一個大都市而坐視不管。

圖為香港太平山夜景。Photo Credit:Yuan

圖為香港太平山夜景。Photo Credit:Yuan

Denise Y. Ho

在剛發佈的《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況報告》中,內文敘述香港政府在雨傘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當地媒體則曾報導泛民主派及社運者(activist)反對這場運動所呈現的方式。在這份報告書中,佔中運動多次被冠上「非法」字眼,許多團體也抗議報告結尾「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和市民共同願望」這項立場。

我認為所謂「共同願望」是刻意扭曲的陳述,並且關於佔中者的要求:公民提名、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都只有少得可憐的相關措施。而最基本的問題是:何謂政治代表?如果香港政府對《基本法》的詮釋是在北京當局既定的框架之下,這種帶有中共色彩的「香港民主」,並非香港人民心所嚮往。從報告書第一頁的「憲制規定」中可看出,香港的憲政發展仍無法擺脫中國中央政府干預。

憲制規定中表明,提名改革程序需經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後由行政長官同意。雨傘革命的起因即是香港人民認為所謂「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並不能代表香港人民,因此普選也只是一場騙局。說到這裡,我想起已故的方勵之先生在1986年的八六學潮所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

方勵之會這麼說,是由於曾在一張紐澤西眾議院議員的競選傳單中看到一位候選人的「向選民報告」;這位候選人向民眾表明他在各項議題的立場,不管民眾是否同意他,他仍向他們解釋他的作為。方先生為這張傳單感到震驚,也因此體悟:「民主國家是人民作主,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而報告書中的「憲制規定」顯示中共政府的立場自雨傘革命開始至今仍未改變。我不知道是否會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所說,這股絕望會導致另一場抗議,不過很明顯政府及民間對於普選的定義存有許多分岐。

香港的憲政制度發展與早期中國對立憲政體的定義脫不了關係。在西方,立憲政體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但是當這些思想在19世紀經由翻譯傳到中國,就如同知名漢學家孔飛力教授(Philip Kuhn)所說,中國的憲政發展會使國家更強大的。梁啟超等改革家主張人民參與,是指人民將責任託付給社會,團結及自保是中國建制議程的首要任務。孔飛力教授曾在1994年著眼中國未來的建制議程,根據的將不是西方的路徑,而是中國自己的經驗和條件。而如今所謂「中央、政府和市民共同願望」這段言論,也許驗證了孔飛力教授的觀察。

(想更了解Denise Y. Ho教授對香港佔中的想法,請見〈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給學生的一封信:「在我的恐懼之外,我看到了你們的希望,所以我也和你們一同懷抱希望。」〉

Photo Credit:melanie_ko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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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ung Hung

這份報告書不過就是佔中運動期間的流水帳,並且還有許多實證及邏輯上的謬誤。內容摘要佔中運動如何開始及結束,刻意忽略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最初引爆原因,也無提及民眾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表達強烈反對,而這項決策是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經由提名委會半數以上同意才能被提名,將導致候選人名單被北京當局掌控,就如同目前的選舉委員會。

學者及民主派人士,包括溫和派人士,都對這項決策相當憤怒。報告描述這場大規模運動為期兩個月,成先上百的抗議者參與其中,隨即跳至結論,表示「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和市民共同願望。」然而,若這是所有人的「共同願望」,又為何有這麼多市民站上街頭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報告書中對這個問題則避而不談。事實上,這份報告書就像是在說:「我們看到你們的抗議了,但這毫無意義,我們仍然將忽略你們的心聲。」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書發表後,香港警方便開始大力逮捕策劃及參與運動的人士。香港《明報》宣稱不具名的政府消息指出,至少1,500名學生、立法會議員、學者及參與者都在逮捕名單上。

自從政府設法清場,佔領者的士氣就相當低落;秋後算帳開始後,許多占領者更會面臨法律訴訟。但這並不代表政府試圖推動的保守派政改就能順利進行。自佔領運動開始以來,香港特別政府的支持度便不斷下滑,人民對香港市民的認同感不斷升高,甚至捨棄了中國人民的身分。

這些在佔領區自由民主的氣息裡甦醒,也親身經歷胡椒噴霧、催淚煙及警棍毆打的香港年輕世代,將不會再次沉睡。也許過一陣子,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將再度以復仇之姿重現。重複出現的大規模運動是世界各地民主運動的共通現象。以台灣為例,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縱使許多人遭逮捕及政治迫害,台灣民間社會的民主浪潮卻如越挫越勇般未曾停歇,由此可見,也許香港的民主之路指日可待。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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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Ching

星期四,學生領袖黃之鋒在香港商業電台錄製節目時,遇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18歲的黃之鋒立刻從書包拿出一份通識科專題報告評核手冊,表示政府近期發佈的民情報告連一份「通識科專題報告」都不如,因為它扭曲了民意對真民主的訴求。

林鄭最近在爭議性的831決定後,遞交了一份香港民情報告給北京,對此黃問她:「為何妳要扭曲事實?」

這份報告的結論表示:「中央、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人的共同願望是,根據人大8.31決定的框架,按照規劃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並嚴格遵守基本法以及人大相關解釋與決定。」

這樣突兀的字句就這麼被寫入民情報告中;這是一貫的政治公式,為了製造北京、香港政府與香港人民三方眾心一志的假象,卻很清楚不是事實。

根據這份報告,大部份香港民眾支持北京不讓他們自己選舉候選人的決定,如果事實如此,為何佔中計畫醞釀了兩年之久?為何大學及中學學生要罷課?為何大學校長要把自己的道德威望託付給這些學生的努力?

假若北京當局、香港政府與香港人民對於普選的想法是一致的,為何成千上萬的人民會出來抗議?又為何目前有十幾個人正被警察圍捕?

事實證明,香港政府完全明白人民不是和他們站在同一邊的,實際上,在發佈民情報告的同一天,過了不久又發佈了另一份文件-第二波2017普選公眾諮詢時程表。

在這份文件中,出現了簡略的引文:「中央、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一般民眾的共同願望是,落實2017行政長官普選。」這次,去掉了過分強調來自人民的支持,取而代之的是:「行政長官普選是否能按照計畫在2017年落實,取決於人民是否同意在基本法與人大會決定的架構下完成『政改五部曲』。」

到底哪裡看得到兩邊政府與香港人民已經達到共識?香港政府表面上想努力把事情導回正軌,卻同時說著假話,這讓他們完全喪失信用。但是目前香港政府已完全在北京的掌控之下,實在很難說是誰教誰這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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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a Lim

被學生領袖戲稱為「毒藥」、「廢紙」、連中學作業都不如的香港民情報告,很顯然,是香港在向北京當局叩頭,另外同樣令人不安的,是來自香港城外的背景聲音,一陣不斷要求香港「再啟蒙」的鼓聲,這種歐威爾式的言談在佔中清場兩天後浮現,出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的口中,他說:「看來有些(香港)人,仍找不到對國家的認同,所以有必要針對『一國兩治』的原則以及國族認同再啟蒙。」

前任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星期四在北京再次強調這點,他問:「為何回歸時還在襁褓中的嬰孩,現在會變成站在第一線的抗爭者?」並下了一個結論:「很清楚,那就是香港教育出了問題。」他更說:「害草必須根除,香港的教育局長應該知道他受到中央政府的監督。」連這樣警告的話語都出現了,儘管事實上基本法明文規定:香港有權建立自己的教育政策,並且「每一種教育機構都能夠享有自治權以及學術自由」。

對學歷史系的學生來說,這讓他們憶起了1989年北京天安門鎮壓後,鄧小平發表的第一場演講,在第一次公開露面中,他對戒嚴部隊說:「我曾與外國人講,我們這十年來最大的疏忽在教育,思想政治的教育,不僅是在學校對學生,而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這些話帶來了大型愛國教育運動,愛國運動則塑造了整個世代的年輕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以及與其競爭的愛國主義,在佔中的過程默默醞釀,中央不斷宣稱不明的外國勢力促使了這場抗爭,也有跡象顯示,下一波的意識形態戰場將落在香港校園。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就建議,應重新採用國民教育,並側重中國文化而不涉及意識形態。假設雨傘革命是由2012年國教抗爭的先驅份子催生而來,這項提議只會讓抗爭者重新聚焦。

儘管佔中活動已被清場,主要領導人也被拘捕,但其精神仍留存在許多香港著名地標,例如獅子山的橫幅,以及夜晚湧現的小規模街頭抗爭中,我們不該忘記,全香港估計有120萬人參與了佔中活動。在最新的香港人身分認同調查中,認為自己亦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結果創下歷史新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光是重新採用國民教育的想法,都只會更加重香港人對北京的疏離而已。

Photo Credit: 林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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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關於孔飛力的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請見孔著《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三聯書店,2013年10月版)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序言:

「在我對現代國家長期演進的論述中,『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發展佔據了中心位置。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曾有過好多部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大法』。然而,這些成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數目似乎同它們的有效性以及為人民所接受的程度並不成比例。我認為,同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大法』相比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許更為重要。」

「我對於『建制議程』的理解,部分來自於英國模式。在英國歷史上的平常時期,受過教育者當中存在著一種不成文『憲法』,這是由已成為人們共識的關於政府『恰當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規則所構成的。在大部分的時間裏,這種共識是穩固的。公眾的行為——包括權力掌控者的行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但是,在社會和政治陷於不穩定狀態的時期,關於憲政的共識便會在『議程』上採取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從字面上來說,也就是制定一種通常會包括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動計劃。 這樣的『議程』,通過對於未來的理性思考,提出關於政治體制未來發展的新設想。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它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因為它所提出的,是關於政府和社會的合法性秩序的替代性選擇。一旦它被公民的相當一部分所接受,以這種形式付諸實施的不成文憲法便可以擁有巨大的力量,並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所謂『根本性』問題,指的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所謂『議程』,指的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

本文獲中參館授權刊登,原文請見:What Does Hong Kong’s Post-Protest Report Signal For Relations with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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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