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與心理學:「正義世界信念」是一種認知偏誤

《我們與惡的距離》與心理學:「正義世界信念」是一種認知偏誤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個體不糾結於過去,讓未竟事宜能夠好好的處理,人才可以繼續向前,所以當人想躲的時候,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因為人生本來就很難,有些事情並不是不知道怎麼處理,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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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件事情,發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人物身上,立場不同,我們的判斷會不會就有不同?答案當然是會有差異,只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差別?我們從最近很熱門的戲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來看心理學。

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說:「為什麼是我?」
因意外失去兒子的宋喬安哭著說:「我過不去。」

這兩句台詞雖然簡短,卻也道盡了我們生活中常面臨的兩難,工作上或生活上遇到不爽委屈,心中難免會吶喊「為什麼是我」或「我過不去」,差別在於有沒有說出來?或者自己有沒有在意識層面承認。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情雖是在描述社會重大刑事案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心理狀態變化,但卻也讓我們透過戲劇,更了解人性以及主客觀之間的差異。每個人的行為舉止都會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我們常會沙盤推演,想像各種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很難避免「百密一疏」及「情緒波動」的情況,加害者與被害者、善與惡都只在一線之隔,在《我們與惡的距離》戲劇中,除了劇情寫實外,情節中心理學的詮釋更是精彩。

同理心的差距

計畫再縝密,只要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剛好疊加在一起,那就會出現預料之外的情況。生活工作中常會計畫思考,若是遇到A狀況,要用A方法,遇到B情況,要用B方法,然後準備個C和D的替代方案,但這些沙盤推演都是在客觀理性下的規劃。實際上遇到憤怒、恐懼、傷心甚至憎恨時,我們很難想像那時候會做出什麼決定?做什麼麼樣的事情?說出什麼樣的話?[1]

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經濟心理學家George Loewenstein認為人很難預測自己和當下情緒狀態不同時,自己應該如何反應?他稱為「同理差距(hot-cold empathy gap)」,他認為人的有所謂冷(cold)和熱(hot)的狀態,簡單地說就是個體情緒激發(arousal)的狀態,當人一頭熱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也往往或錯估自己平常狀態的偏好,而當一個人在平穩冷靜的時候,也很難精準預料自己衝動時的心理狀態,在「個體」內對自己冷熱狀態的監控能力,有人說這是一種心理素質;在「團體」中對別人冷熱狀態的判斷能力,有人說這是一種同理能力。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幼稚園疑似出現挾持事件,擔任新聞台副總監角色的宋喬安,她可以客觀地說事件還沒有澄清、孩子還沒有安全,怎麼可以直播報導?這時候她是能夠站在記者的角色。

但當她發現新聞台助理編輯李大芝,她哥哥是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加害者,喬安的孩子是該事件的被害者。整個事件轉換成自己相關的事情時,喬安為了獨家新聞,或者為了自己宣洩自己的情緒,不顧當事人的採訪意願,而把事情揭露出來,造成另一種情緒的撕裂,於是她在電視台中直接叫攝影機對著李大芝拍攝「你想要還原真相,現在就說明清楚」。

個體處在難以預測的情緒狀態下,無法理解自己不同情緒時的反應,也難以理解別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就是同理心的差距。沒有經歷過憂鬱的人,很難想像憂鬱的心情,認為他們只是想不開;沒有經歷過生死交關的人,很難體會從鬼門關走一回是怎麼一回事;豐衣足食的時候,也難預料自己失業時的狀態。劇中的人權律師王赦說:「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家庭,不是每個人都在關愛下成長」。人生有時候不也是如此?想好好的生活,現實卻未必能讓我們好好生活。

檢討被害者:正義世界信念

這個世界是公平的,認真努力就會有收穫,做壞事的一定會受到懲罰。美國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行為心理學家Melvin Lerner認為這種「正義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2]是一種認知偏誤,多數人會認為這世界是公平正義的,也因此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因此若在壓力情況,內心感到受苦的時候,此時會告訴自己,這是人生要學的功課,總會苦盡甘來,因此正義世界的信念會讓我們得以繼續往前,也是讓我們可以咬緊牙關,關關難過關關過的信念之一。

每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難免會遇到隨機出現的意外,這個沒有誰料得準,有些人會遇到不幸,有些人總是獲得小確幸。而正義世界的信念,也讓我們常會自動假設一個人遭受到傷害,一定是他做了什麼事情,導致現在的結果。所以一個人被侵害、被傷害,會讓人覺是被害者咎由自取。

在一個重大傷害事件發生後,總會有人檢討被害者,甚至責怪受害者,某一程度是這樣的認知偏誤在運作。同樣的事件,立場不同,就有不一樣的解讀,我們每個人看到的片段都是真實,但是「片段的總和並不代表全貌」,我們雖然可以努力拼湊出真相,但真相無法百分之百還原,人生一旦開始就無法回頭,我們只能盡力的往前走。

大哉問:這樣真的比較好嗎?

我們常在很多時候,想盡辦法要幫助別人,對於需要的個體伸出援手。但也牽涉到了兩難的困境,心理學裡面在研究道德倫理的議題,也常常都是這種兩難的情境,好人中的壞人、壞人中的好人,好壞到底有沒有定義?反社會性格的個體,為了江湖道義廝殺,他的確違法,但是某一程度可能展現了義氣;當我們義憤填膺地想要把霸凌的成人,透過私刑伸張正義,但是在「不可以隨便霸凌弱小」的理念下,卻也用霸凌的行為來處理類似的事件,到底是善還是惡?

一般人看到陌生人需要幫忙,見死不救,某一程度並不違法,但可能會讓人覺得冷漠。如果在一架飛機上,機組人員廣播:請問機上有沒有醫師?有位乘客不舒服,需要協助。假設飛機上真的有位醫師,但他不表明身分,這樣他有違法嗎?也許沒有,雖會讓人覺得沒有醫德;但如果情況變成醫師出手援救失敗,乘客反告醫療疏失,不管最後判決為何,等到判決定讞都會經歷很久的訴訟。

這時候我們選擇與善?還是與惡?他會變成一種困境,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不遠;正如《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台總監紐世哥說:「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

在人生中,我們也常會想要替別人做決定,覺得怎麼樣才是對他最好的?但每個人雖然都在相同的物理環境裡,產生的主觀世界卻截然不同;最後要過完人生的,還是只有自己。

我們都得面對遺憾:未竟事宜

心理學家Zeigarnik發現一個現象:做到一半未完成的任務,很容易放在心上;而已經完成的任務,反而比較會忘記,這種現象稱為柴嘉尼效應(Zeigarnik effect)。這會讓我們產生一種希望事情能告一段落的動力,在人生中沒有完成的議題,會在心中留下「未竟事宜(unfinished business)」,來不及說的話、來不及做的事情、來不及說的再見,這些都可能產生未能表達的情緒經驗,然後持續的影響個體。

這是完形心理治療對人的看法,如果個體對於人生中未竟事宜,太執著於卡住的狀態,就會在內心形成僵局,讓自己撐不下去,無法自我支持,而尋求外在支持的狀態,這種外在支持可能是一種逃避,或者不願意面對真實的狀況,抗拒接觸那些曾經。

但是當個體準備去接觸,接觸是透過觀看、聆聽、嗅覺、觸碰或產生行動,改變就有可能發生,因此完形治療心理創始人Fritz Perls說過:個體必須靠自己的雙腳站起來成長,自己得去處理自己生命的問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天晴在電話中對著已故的天彥說:「你真的很討厭耶!怎麼可以看場電影就不見」。喬安重回他不願意面對的電影院時說:「如果那時候講完那通電話,就立刻回去,說不定就來得及阻止…」,她也在電影院裡願意接觸自己的感受,並且承認「我過不去」。哭喊地說出:「我怎麼可以留他一個人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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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讓個體不在糾結於過去,讓這些未竟事宜能夠好好的處理,人也才可以繼續向前。每個人都想好好的過生活,有時候一個人想躲,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就像劇中李曉明的父母和李大芝,他們雖然希望重新開始,但卻不知道怎麼面對突如其來的驟變,人生本來就很難,有些事情並不是不知道怎麼處理,只是需要一些時間!期盼我們都能像《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應思聰最後說:「我一定會是一部好電影,有好結局的那種」,卓別林說過: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就是喜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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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林俊成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