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加害者、被害者與世人的「教訓」

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加害者、被害者與世人的「教訓」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大屠殺這段過去的分歧看法,反映了兩個主要觀點,一方面,這段過去警惕猶太人「他者」可能對己身群體造成的威脅,以及保有一個強大國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這段慘痛的過去也可以與普世價值結合,讓猶太人、以色列猶太人、甚或全體人類,引以為戒,一起努力避免讓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

在慶祝完為期八天的逾越節後,今年5月1日至5月2日日落時分,是以色列的「大屠殺暨英雄紀念日」(Yom Hashoah或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

提到以色列這個國家,大屠殺(Holocaust)常是僅次於以巴問題、最為人知的議題之一(註1)。聯合國也在2005年11月,將1月27日訂為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讓全世界一起紀念這場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帶領下,由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發動的種族滅絕行動(genocide,註2)。

一直以來,納粹、反猶及有關大屠殺的議題,在全球各地都可觸動敏感的神經;幾週前,甫上任的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表示「我們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大屠殺,立即遭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與總統李弗林(Reuvin Rivlin)的抗議(註3);1994年的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紀念日,加州的一些高中生在校外教學時,至電影院觀看以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部分學生由於對這段歷史背景感到陌生,在影片播放時嬉鬧,最後這些學生被電影院驅逐出場(註4)。

每當有針對猶太人或猶太會堂的攻擊,大屠殺的記憶就會被政治人物編織進哀悼這些新聞事件的言論中。例如,今(2019)年4月27日,加州一間猶太會堂遭槍手闖入攻擊,造成一死三傷的事件,以色列總統李弗林就說:「唯有透過在教育中,學習紀念大屠殺與容忍,才能處理這樣的『反猶』情節。」(註5)

在建國三年後,以色列國會在1951年通過一項決議案,將猶太曆的尼散月(Nissan)27日,即逾越節一週後、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八天前的這一天,訂為「大屠殺與(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日」(註6)。這一年,以色列政府在位於錫安山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Chamber of Holocaust),舉行首場官方大屠殺紀念儀式。1959年,以色列國會通過《烈士暨英雄紀念日法》(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Day Law),紀念反抗納粹及其幫兇的英雄;這項法案也規定,每年在這個俗稱大屠殺紀念日(Yom Hashoah)的日子,以色列全國在兩分鐘的鳴笛聲中,所有人停下手邊動作,進行默哀,行車中的駕駛們也會停車,下車起立默哀。

2011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

自從1980年代以來,到波蘭的集中營遺址、猶太區參觀,便是以色列中學生重要的文化遺產教育(heritage education)課程之一。時至今日,大屠殺仍不斷地啟發文學家、藝術家;走進以色列的書局與瀏覽亞馬遜圖書的「猶太文學」類,可以發現,小說家不斷創作以大屠殺為主題的書籍,且仍舊持續吸引眾多讀者的注意。

儘管當今的以色列似乎對大屠殺這項史實、大屠殺生還者及其後代展現高度敬意,綜觀以色列建國的歷史,卻可以發現,領導者及人民對大屠殺在觀點上的轉變。

促成以色列建國的近代錫安主義(Zionism)發源於19世紀末期的東歐及中歐,許多當地的錫安主義思想家及實踐者是社會主義的追隨者,他們不僅夢想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更嚮往一個自立自強、不受外侮的家園。追隨這股社會錫安主義(Labor Zionism)的信徒,包括首位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們主張回歸到以色列的人,應成為新造的「希伯來人」(Hebrews),與數千年來沒有國家而「流亡」在外的猶太人大不相同,作為一個新造的希伯來人,不僅不需通曉希伯來文(Hebrews),也必須呈現健康、陽光、身強體壯、自給自足的形象。

在以色列建國前,從歐洲來到巴勒斯坦一地的許多年輕猶太人,加入集體農場(Kibbutz)務農。他們所崇拜且冀望重建的,是古代《猶太聖經》中的希伯來勇士。這樣對民族的想像,讓歷史出現斷層,也就是說,中古世紀到近代猶太人亡國、「漂泊」異鄉、受侮受辱的記憶,是這個群體試圖遺忘的。

當大屠殺生還者在二次大戰後來到以色列,他們身體孱弱的形象與受迫害的過去,對執政的社會錫安主義者欲建立的健康希伯來人形象,突然形成了一種衝突。大屠殺生還者的存在,提醒著人們,猶太人有著因亡國而流離失所、飽受欺侮的過去;但對以色列的社會錫安主義統治者來說,唯有忘卻這樣不堪的過去,才能建立一個新的、正常化、且受尊敬的國家。

從歐洲初來乍到以色列的大屠殺生還者,也感受到領袖與社會的敵意,為了盡快融入這個新國家,他們也本能地配合這個忘卻痛苦過去的目標,許多人對過去的傷痛絕口不提。

RTX5N4D7
一名大屠殺倖存者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前,秀出他在集中營被刺上的編號|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在眾所週知的前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綁架到以色列受審以前,以色列法院在1951年與1961年間,以《懲罰納粹及其幫兇法》(Law for the Punishment of Nazis and Their Collaborators)審理了四十多件有關「不名譽生還者」(disreputable survivors)的案子。在1950年訂立這項法案時,當時的司法部長便表明,既然納粹戰犯應該不至於敢斗膽來到以色列接受制裁,那麼該法的立意,旨在肅清「自己人」,也就是懲罰猶太人自己的陣營中的納粹幫兇。

從以色列政府的角度來說,1961年在耶路撒冷進行的艾希曼審判,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展現以色列的主權及以色列政府作為猶太人代表的地位;相對地,為大屠殺生還者討公道,反而是較為次要、甚至不太重要的目標。在艾希曼審判展開序幕的前夕,本-古里安在閱讀總檢察長的開庭演講稿後,特別指示總檢察長將演講稿中所有提到「德國」的地方,改為「納粹德國」,以免得罪尚稱與以國政府友好的德國政府。

只不過,以色列政府沒有預料到,以色列社會透過電視轉播,觀看艾希曼審判後,激起了社會對大屠殺的討論。許多以色列人、特別是年輕人,在電視轉播中,被生還者的證詞所震懾。雖然在漢娜・萼蘭(Hannah Arendt)為《紐約客雜誌》撰寫的審判紀實顯示,在這場審判中作證的許多大屠殺生還者,都面臨典型的「責難被害者」問題:「你當時為什麼不反抗(納粹迫害)?」這些證詞終究讓大屠殺這件史實,不再只是猶太人被外邦排擠的集體苦難象徵,而是活生生血淋淋、一則又一則的親身經歷。

在艾希曼審判「意外地」喚起以色列社會對大屠殺的關注及討論後,1960與1970年代的以色列,歷經兩場與阿拉伯鄰國的重大戰爭,雖然從結果看來以色列最後都算是「勝出」,戰前及戰時的區域及國際情勢,讓許多以色列猶太人驚覺,類似大屠殺的種族滅絕可能會重演。例如,在1967年的以阿戰爭前夕,以色列收音機便播放著阿拉伯領袖大喊要「讓猶太國從地圖上消失」、「把猶太人趕到海裡」;在1973年的以阿戰爭前後,許多國家紛紛與以色列斷交。至此,大屠殺不再只是猶太人流亡在外的過去,而是與以色列面臨的武裝衝突與外交孤立現實的表徵。

AP_10031812403
1961年,艾希曼(穿西裝者)在耶路撒冷受審情景|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儘管這些政治、歷史的背景,讓大屠殺紀念日在多數以色列猶太人心中,有某種程度的地位。但不同的族群,仍對這個歷史事件的意義與紀念方式抱持歧義。近年來,有些祖先或本身是從中東國家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就主張主流的大屠殺故事是歐洲猶太人的歷史,其中的論述忽略了北非猶太人死於大屠殺、或中東猶太人過去受迫害的事實;有些人因此主張,應該建立一個中東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館,追念發生在他們及祖先身上,屬於自己的大屠殺歷史。許多哈雷迪猶太教徒(Haredim)也拒絕紀念這個節日,他們在大屠殺紀念日的警報響起之際,仍會持續的日常行動,而不會停下來默哀(註7)。

除了不同族群的分歧外,在世俗猶太人或重視大屠殺紀念的猶太人中,對大屠殺所的歷史教訓也持不同的看法。雖然一個普遍的觀點,人們應該借鏡這場歷史慘劇,竭力不讓悲劇重演(Never Again)。不過,如何解釋「不讓悲劇重演」,也存在爭議。

不少以色列人與政治人物以為,大屠殺是反猶主義的高峰,因此人們必須謹記這樣的教訓,設法不讓歷史重演;更甚者,當像是星星之火的少數反猶或疑似反猶事件發生時,人們應當引以為戒,設法遏止這樣的風氣。

然而,自己本身也是大屠殺生還者的歷史學者埃爾卡納(Yehuda Elkana),在1988年撰文呼籲,以色列的猶太人應該學會忘記這段過去;他抨擊,讓以色列的猶太學童造訪大屠殺紀念館,反覆強調大屠殺對猶太人的迫害,對以色列是有害的。另一方面,父母皆為大屠殺生還者的社會學者祖克曼(Moshe Zukerman)則主張遺忘是個咒詛(curse),他認為,大屠殺的歷史意義具有普世價值,猶太人及世人必須從大屠殺中學到教訓,竭力避免同樣的事件在任何人或族群身上重演("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again to anybody",註8)。

在今天的世界,人們究竟應該以什麼觀點來看待大屠殺這場悲劇呢?

h_50306907
Photo Credit: epa-efe

美國政治學者史密斯(Rogers Smith)主張,每個有政治主張、渴望立國或尋求自治的民族(people),除了其它客觀條件,也必須建構關於這個群體的一套「故事」(story of the peoplehood)。這些故事裡面的各種元素,不論真假、好壞、久遠或新鮮,都必須為群體的存續建立正當性。如何說好這套故事,讓群體內的人願意追隨、讓群體外的人願意尊敬其主體或主權,是領導者必須學習的一項藝術。

問題是,史密斯也指出,現代「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在述說這些故事時,基於民主人權立國的考量,不可能讓這些故事的寓意是完全排除他者的。也就是說,我自己群體存續的正當性,不可以立基在排斥甚至迫害他者的途徑上。因此,傳述與建構這些故事的菁英、領袖,必須讓這套故事既強調群體的特殊性(也就是排他)、卻又兼容並蓄(註9)。

以色列現在對大屠殺這段過去的分歧看法,是反映史密斯這項理論的例子之一。一方面,這段過去警惕猶太人「他者」可能對己身群體造成的威脅,以及保有一個強大國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這段慘痛的過去也可以與普世價值結合,讓猶太人、以色列猶太人、甚或全體人類,引以為戒,一起努力避免讓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

註釋

  • 註1:不少人主張,大屠殺是促成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一些歷史事件也暴露,以社會錫安主義者為首的某些以色列建國先鋒,在面對納粹德國在歐洲的暴行,也可能基於政治、利益等其它考量,對歐洲猶太人被受迫害的情況採取不聞不問、甚至間接「協助」納粹的行為。1950年代爆發的卡茲納事件(Kastner Affair),就是最為人知的這類事件之一。
  • 註2:大屠殺(Holocaust)一詞,被用作是希特勒當政下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慘烈種族滅絕這項史實。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以來,還有許多其它已知的種族滅絕行動,如盧安達、亞美尼亞、烏克蘭、柬埔寨、波蘭、切爾克斯民族(Circassians)、賽爾維亞等。另外,納粹德國所迫害的族群,還包括吉普賽人(或羅姆人)、賽爾維亞人、波蘭人、殘疾人士、與同性戀者等。
  • 註3:資料來源:《以色列時報》
  • 註4:資料來源:《紐約時報》
  • 註5:資料來源:《以色列時報》
  • 註6:十六世紀中期以來,歐洲各地逐漸開始劃分猶太區(ghetto,又譯隔都區),猶太人只被允許居住在這些特定的區域,在重要的基督教節日,如耶誕節與復活節,猶太人不得離開猶太區;此外,由於其它諸多對猶太人在職業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猶太區的生活品質低落,居民猶如居住在貧民窟。
  • 註7:有些評論家主張,許多哈雷迪猶太教徒不願紀念大屠殺紀念日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大屠殺紀念日的立意是世俗的錫安主義,且世俗猶太人不見得會重視猶太教節日,因此要求哈雷迪猶太教徒慶祝或紀念「世俗猶太人」所訂的節日,有欠公平。
  • 註8:資料來源:Gulie Ne'eman Arad (2003). "Israel and the Shoah: A Tale of Multifarious Taboos." New German Critique 90, Taboo, Trauma, Holocaust, pp. 5–26.
  • 註9:資料來源:Rogers Smith (2003). Stories of the Peoplehood: The Politics and Morals of Political Membership.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