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歷史之謎》：日本人如何看待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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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戰後追究昭和天皇罪責的呼聲未曾停止過，但是，在天皇的「清白」塵埃落定後的四○年代末至五○年代初期，著手戰後重建的日本政府，為了向國民提供一個既合乎政治需要，又能自圓其說的二戰總結，於是在美國政府默許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分割。

文：胡煒權

「不幸的戰爭」與「不幸的過去」

「阻止戰爭無果，其遺憾與無奈，雖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變。」（戦を　とどめえざりし　くちをしさ　ななそぢになる　今もなほおもふ）

這是一九七一年昭和天皇參拜伊勢神宮時吟誦的和歌，當時他已經年過七十。不少人認為，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態度。四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在白宮與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會面。他在會後的公開講話，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天皇說那是「一場讓我深感悲痛、不幸的戰爭。」

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時任韓國總統的全斗煥訪問日本，並到皇宮參加昭和天皇主持的國宴。天皇致詞時表示：「本世紀裡的其中一個時期，（日韓）兩國之間存在不幸的過去，我實在感到十分遺憾。」

這個「不幸的過去」當然是指日本對朝鮮半島進行半個世紀以上的殖民統治，又命令朝鮮半島人民為日本參加二戰。

昭和天皇幾次在不同場合的發言都讓人覺得，雖然他在戰敗後獲得盟軍放棄追訴戰爭責任，但他不時透露對此事仍然耿耿於懷。然而，不論他個人對戰爭有著怎樣的態度和思想，戰後免責的結果一直在日本國內外受到質疑和抨擊。

例如在東京審判中，其中一個被判有罪的戰爭罪犯，昭和天皇的左右手木戶幸一便認為昭和天皇也必須承擔責任。而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者也希望藉由追討昭和天皇罪責，實現在日本成立共和國，推翻天皇制的目標。國外方面，昭和天皇在一九七一年秋天訪問歐洲七國時，分別在英國和荷蘭遭遇當地人士示威，要求他對戰爭罪負責，也向受害者公開道歉。

雖然如此，昭和天皇也不是完全孤立無援的。日本國內的保守派和免受追責的右翼分子則繼續擁護，堅持「天皇無罪論」，回擊「有罪派」和共產主義者的責難。究竟兩方的理論分別為何？

天皇無罪論與天皇有罪論

簡單而言，二戰後至今，強調昭和天皇無須負責的論點，主要有兩大根據。第一是認為一八八九年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以下略稱為《帝國憲法》）第三條提到：「天皇乃神聖不可侵。」規定天皇只是「統之不治」的國家元首，而第五十五條則明訂：「國務各大臣負責輔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國務相關的詔敕，均需國務各大臣副署。」天皇本來便沒有單獨行使統治權的可能，國家實權其實在內閣以及隨之成立的國會手上。因此，他們認為戰時的首相東條英機等人，被遠東法庭列為甲級戰犯是合理的，但累及昭和天皇則不合理。

第二是認為在現存的紀錄上，難以確認昭和天皇自開戰之前便積極、主動參與指揮戰爭，或者指揮任何軍事行動。至於下令向中國和美國宣戰的開戰詔書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這種意見又認為當時的軍部早已尾大不掉，不受天皇控制，難以反過來將責任推向無可奈何的天皇。

這兩個論點都強調戰前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與維新前的天皇們一樣，都只是受到國家供奉和擁戴的存在，而且認定天皇在《帝國憲法》成立後，便與英、荷等西歐的立憲君主一樣，只有象徵性而沒有實權和責任。

「無罪派」還強調立憲後的天皇已明文受到《帝國憲法》的制約，不存在天皇專制獨裁、一意孤行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投入戰爭和日軍犯下的戰爭罪行都不應牽連到昭和天皇。

面對「無罪派」的辯護和觀點，「有罪派」則提出了「無罪派」刻意避而不談的《帝國憲法》第十一條，即關於天皇統帥權的規定，該條明訂天皇對軍隊擁有絕對和完全的權限，是日本國家軍隊的「大元帥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統帥權，命令軍隊，而海軍的軍令部和陸軍的參謀本部首長屬於天皇的幕僚，海陸兩軍的軍事指令都要「大元帥陛下」批准才可通達。

而且，整理戰時文件也顯示，「無罪派」所謂沒有證據證明天皇干預戰爭部署之說是不實之詞，事實上當時每日海陸兩軍的戰報都會上呈給昭和天皇，換言之，他對戰事的進展十分清楚。而從目前紀錄而言，他至少有十多次下令更改軍方的作戰方案，又曾主動向軍方提出戰略方針，要求執行。這些研究成果均否定了「無罪派」堅稱昭和天皇在戰時被傍置的主張。

另外，國內外的「有罪派」均質疑，如果按「無罪派」所說，昭和天皇在戰時沒有辦法阻止軍部的軍事行動，為何他卻在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又單獨地下達《終戰詔書》，指令各地日軍放棄戰鬥呢？

面對「有罪派」的反擊，「無罪派」分別做出兩種回應，其一仍然認為昭和天皇的統帥權問題是特殊情況，不能證明他主動參與戰爭行動；另一則主張日本參戰不是為了侵略，而是一場自衛戰爭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規避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由「戰爭責任」到「敗戰責任」

即使歷史學和憲法學的主流見解均認為昭和天皇責無旁貸，但是，由於美國急欲避免共產主義在日本抬頭，以及日本政府與天皇展現出積極配合美國占領日本的態度。結果，使得昭和天皇擺脫戰爭責任，改為由陸軍為主的戰時官員來承擔罪責。

雖然戰後追究昭和天皇罪責的呼聲未曾停止過，但是，在天皇的「清白」塵埃落定後的四○年代末至五○年代初期，著手戰後重建的日本政府（東久邇稔彥內閣、幣原喜次郎內閣、吉田茂第一次內閣、片山哲內閣、蘆田均內閣和吉田茂第二－第五次內閣），為了向國民提供一個既合乎政治需要，又能自圓其說的二戰總結，於是在美國政府默許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分割。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甲級戰犯為首的戰時政府和軍方，矇騙天皇和國民，誤啟戰端，為國土、國民帶來破壞性的災難和傷亡。這些人最終承擔了發動戰爭的責任，或遭處決或自殺，或判處終身監禁。

而「清白」、「被矇騙」的昭和天皇與戰後日本政府，則承擔起「敗戰責任」，彌補所造成的破壞，全力為復興而努力。由此可見，日本政府成功地掩飾了昭和天皇實際上和政府、軍方主動帶領國家發動戰爭的「戰爭責任」，又塑造出昭和天皇帶領國家復興的「象徵天皇制」的形象。

日本政府在一九五○年代開始，逐步淡化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奏請天皇避免談及二戰，也指示負責天皇事務的宮內廳禁止媒體追問相關問題。至今，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已然被矮化為一個日本學術界的討論課題，而日本民間與媒體也避而不談。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發展，此爭論在日本國內或許將繼續淡化，沉溺在歷史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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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天皇的歷史之謎》，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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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煒權

天皇作為日本文化的代表，是謎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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