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陳米靖作品的植物相:移動的植被,跳脫「動物性」主導之空間裝置

談陳米靖作品的植物相:移動的植被,跳脫「動物性」主導之空間裝置
Photo Credit:藝術家陳米靖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植物哲學的興起,以及藝術家轉而向各種生物體學習,植物如何藝術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在陳米靖的作品中看到隨著雜草入侵了藝術空間,雜草所構成我們對於環境的風土感,雜草對於藝術空間「公共性」的重思帶來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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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卡

2019年高美獎空間性入選的陳米靖,在高美館的空間中將台灣常看見的野草帶進了美術空間中。園藝如何成為當代藝術,或是說園藝如何展現出其當代性、政治性不免讓人有許多聯想與思忖。野草原本是園藝、農業視為被移除的對象。野草既涉及到了人類經營植物物種與空間使用上的經濟精算,也是植物作為空間中介與構成被視為無功能的對象。

植物般地思考

杜威政治哲學家扎克斯(Joëlle Zask)曾花不少力氣透過花園的喻像,討論,集體農場,社區園林或農民政治運動中的民主實踐。這些社會運動在他眼中是在植物世界中,如園林或農地上,發展出一起做(faire ensemble)的抗爭文化,而不是機械論那樣由螺絲、齒輪轉動的。

園藝之於民主的關係,例如公園史中公園是種特權場所,由特殊權力塑造出來的景觀,而農民和耕地之間的共同依賴和互惠關係則是一種農業「共同利益」的特殊思考。將植物為中介在文化行動中的角色點出來,自然的關係既活化了我們對政治發展的想像,陳米靖作品植物相的政治性也就明顯了起來。

陳米靖《此時此地》(Right Place)使用了英國、臺灣的野草視為空間裝置,既打破了園藝在舊有空間上的內外分布,也一如扎克斯提醒自然.政治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複合體,野草的現身也提醒了我們藝術發展中展場空間是如何地去自然。

植物雖然在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也是物種生存條件的考量,但老實說,植物很少占據了哲學的主題。哲學家馬爾德(Michael Marder)的《植物般思考》(Plant-Thinking)就提到:「對動物問題的本體論方法帶來重要的倫理意義,影響了我們對這些非人的「他者」的處理以及對我們自己人類觀點和關係,進而相關的倫理辯論不可避免地是有著人與動物的預設。」

也就是說,如何透過植物來思考,很多時候是被忽略的。植物被排除在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藍圖之外,我們對生命的理論與概念(無論是哲學還是自然科學)幾乎總是隱密地依賴於動物模型。

關於植物,我們則可以讀到古典文獻中,柏拉圖〈蒂邁歐篇〉談到人們如何馴化雜草使之更親於人類、被人類所用,並以此「植物靈魂」被視為營養。在臺灣日殖時期也常看到「動物性」與「植物性」的詞彙在這樣的脈絡上被使用。

陳米靖在展場空間灑上表土,種植上雜草,原本應該在農業甚至建築整地過程中被移除的雜草,回到了空間中。原本被視為不歡迎的、嫌惡的成分,正提醒了我們世界的排除邏輯,這邏輯在社會歧視、美學排除皆有所例證,而雜草所示的也正如哲學家(Emanuele Coccia)談到專業性的興起與互為忽略的機制(mechanism of reciprocal ignorance)有關,則更是深植在哲學體系的各種排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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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藝術家陳米靖提供
重思風土性

當然說起植物,不免我們還是會直接想像到環境,只是環境真的是如此被動嗎?別忘了,柏拉圖早就說過了人類的行動對於植物有用與沒用的邏輯,存在著馴化的面貌。我們今天賴以為生的糧食,都是人類史中植物馴化、配種、人擇挑選後的產物。以共同演化的歷史來說,植物的基因組保留了改變它們文化的痕跡,人類也因為定居文化、墾殖的特性,讓口腔生理產生了改變,甚至演化了發出唇齒語音特徵的生理基礎。雜草雖然看似被排除於人類中心的世界,但也正保持著人們如何觀看野生的成分,非人的成分——環境。

我們「思考」植物之前,已經發展出觀察植物、挑選植物、分類植物乃至培養植物的方法。正如馬爾德指出本體論的預設在於「人類到動物」之間(行)動的預設,植物靜好之感,則與文化中的引譬連類、風土有關。風土,在和辻哲郎的描述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如此寫著:「(這種)氣候也並非是固定的體驗。仍然要在當地的地力、地形、景觀的關聯中才能體驗到。地書起寒風便是「落山風」、或朔風凜冽的「乾冷風」;提到春風則是花瓣飄舞之風或是輕撫海波的風;夏天的暑熱令蒼翠茂盛的草木枯萎,又使孩子們雲集海灘喧鬧玩耍。正如我們在風吹花落知中領會悲歡一般,在酷烈的陽光直曬草木的時,會感覺到內心疲憊。

我們是在「風土」中發現自己尋找互相連帶中的自己。」在風土論中,植物成為了風土現象的中介,無功利的草木成為了抒情的源頭,它們是文學中的季語,氣候區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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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藝術家陳米靖提供

在陳米靖以雜草為裝置的作品中,在英國展出的時候他以雛菊、草甸毛茛、貓耳、常春藤、毛草、野胡蘿蔔、小白菊、麝香薊、車前草等植物為創作素材,在高美館展出的版本,我們則可以看到在木版地板的狹縫中,蔓延了藍冠菊、金蓮花、魚腥草、艾草、柳葉馬鞭草、心葉水薄荷、雷公根、咸豐草、紫花酢醬草、台灣天胡荽、鬼針草、倒地蜈蚣、泥胡菜等難以一一細列的臺灣常見野草。

陳米靖在不同地域使用的多年生雜草,正呈現了風土與植物中介之間的互動。移動的植被不僅僅是關於「排除」,更是不同文化風土「排除」邏輯過後的產物、背景、環境。

再問植物如何藝術

我們常以金字塔將人類、動物與植物由頂端至底層描述著生命的位階。即使在植物意象上,我們在「生命樹」也可看到木本跟草本在智識上認定的差異,在視覺上文明由木本的喬木撐起。但隨著植物哲學的興起,以及藝術家轉而向各種生物體學習,植物如何藝術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在陳米靖的作品中看到隨著雜草入侵了藝術空間,雜草所構成我們對於環境的風土感,雜草對於藝術空間「公共性」的重思帶來了可能。更而甚者,「種下雜草」與「園藝」概念的衝突,更指向了人類馴化、育種的歷史,以及植物在科學、收藏家、植物審美上的重新佈局

陳米靖的作品不僅僅要觀眾欣賞雜草的生命力,而在於當我們隨著雜草思考藝術時,「排除」的機制除了在人類社會系統中,也在藝術的空間中發揮它的效力,將藝術空間推向了關於「施作」(poesis)的反向。野草是不被視為提供(文明)營養的對象時,也正是文化機構容易被忽視的對象,野草不僅僅是個隱喻,而更是一種對各種「排除」機制不作為、逆向施作所留下的諷刺。

本文為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藝術的感官複合——何謂亞洲的科技》系列書寫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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