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首都的奢侈必須由別人的肩膀來承擔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首都的奢侈必須由別人的肩膀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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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班牙人這樣形容北京街上的擁擠程度(一五七七):「假若有人扔下一顆麥粒,這麥粒也不會掉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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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倒數第二個目的地:北京

我們可以到世界各大城市去旅行,但觀察得出的結論不會改變:首都的奢侈必須由別人的肩膀來承擔。沒有一個首都能依靠本城居民的勞動生存下去。西斯篤五世(一五八五—一五九○年在位)骨子裡是個農民,他不理解當時的羅馬;他想讓羅馬「從事勞動」,在城裡設立工業。現實本身足以使這個計畫無法實現,用不著人們大力反對。梅西耶與另外幾個人一起夢想把巴黎變成海港,引進一些前所未有的生產活動,這件事情即使可能實現,巴黎也會與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倫敦一樣,仍然是依靠別人勞動的寄生城市。

世界上所有的首都,所有以文明、優雅的趣味、悠閒的生活著稱的城市,無不如此:馬德里或里斯本,羅馬或眷戀往日崢嶸的威尼斯,十七、十八世紀領導歐洲風雅的維也納。還有墨西哥城、利馬、里約熱內盧,後者自一七六三年起成為巴西的新都。這座城市發展的很快,旅行者一年不來就認不出它的舊貌;它的自然環境本來秀麗,經過人工經營變得分外妖嬈。還有德里和巴達維亞。前一個城市裡,蒙兀兒皇帝的豪華遺風猶存;後一個城市裡,荷蘭人的早期殖民主義綻開最美的、但是已帶毒素的花朵。

最出色的實例該是北京。滿清皇帝的首都位於塞北的隘口,一年有六個月蒙受來自西伯利亞的酷寒:冷風刺骨、冰雪遍地。居民至少有二百萬,可能有三百萬。他們各自設法,勉強應付嚴酷的氣候。若非煤產豐富,「其燃燒及發熱的時間比木炭長五到六倍」,這樣的寒冷誰也抵擋不住。馬加良斯神父在他那本到一六八八年才出版的書中記載,他見到四千名官員,「從頭到腳穿戴價值極其昂貴的紫貂皮」,在皇宮正殿裡朝賀天子。有錢人簡直就是裹在裘皮裡過日子,他們的靴子、馬鞍鑲著毛皮,座椅有毛皮墊子,帳篷用毛皮做襯裡。錢少一些的人用羔羊皮禦寒;窮人穿老羊皮。

熱梅利.卡勒里說:「冬天一到,婦女不管坐轎還是騎馬,都戴暖帽或裹頭巾。她們這樣做自有道理,因為我雖然穿著皮袍,還是受不了這般寒冷。」他接著說:「我實在敵不過寒冷,決心離開這座城市〔一六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一百年後(一七七七),一位耶穌會教士寫道:「冬天如此寒冷,朝北的窗戶不能打開,一年共計有三個多月結冰,厚達一尺半。」為首都運送給養的大運河從十一月到下年三月因冰凍而停航。

一七五二年,乾隆皇帝為慶祝他母親的六十大壽,組織了極其鋪張的迎鑾儀式。原來安排由水路,乘坐豪華的龍舟進入北京。不料那一年冷得早,慶典大受干擾。幾千名民夫徒然在運河上砸破冰面或運走已經結成的冰塊,皇帝及其扈從仍不得不「下船改乘爬犁」。

北京位於一個幅員遼闊、地勢低下的平原中央,由兩個形狀整齊的城區(舊城和新城)及許多市郊(原則上每個城門外有一郊區,西邊的市郊尤為繁榮,因為大部分驛路終於西郊)組成。這座城市不僅常年受到強風襲擊,更為嚴重的是郊區的河流不時氾濫成災。白河及其支流在洪峰期沖破堤防,改變河道,在幾公里外另闢新路。

新城〔外城〕在南邊,呈不規則的長方形,以北端較長的一邊與舊城〔內城〕相接。舊城呈規則的正方形,每一邊的長度小於長方形與其接壤的那一道邊。這一正方形建於明朝,中央是皇宮。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時,皇宮多處被毀,殘痕宛然。征服者後來才設法修復。該項工程浩大,特別是為了更換某些巨大無比的屋樑,必須到遙遠的南方市場去採購木材,不僅運輸費時,而且不一定能平安抵達。

明朝統治時代,首都的人口已經不斷增長,舊城裡容納不下,所以長方形的南城在一六四四年滿清入關前已經形成。「外城一五二四年已圍有土牆,一五六四年起有磚砌的城牆和城門」。滿清征服後,舊城被戰勝者畫歸自己居住,從此成為滿城;漢人則被限定在南城居住。

新城和舊城裡如棋盤格子垂直交叉的街道極其寬闊,足見建置年代較近。南北走向的大街尤為開闊,東西走向的一般較窄。每條街都有名字,如皇親胡同、白塔胡同、鐵獅子胡同、乾魚胡同、燒酒胡同等等。市上出售一本專門記載街坊名稱及其位置的書,供官員的跟班們使用。他們跟隨主人出門拜客或上衙門,到全城各處為主人送禮、送信、辦事……最壯麗的大街〔雖然是東西走向〕叫長安街〔……〕街北是禁城的城牆,街南是各部衙署及達官顯宦的府第,這條街的寬度超過三十圖瓦茲〔近六十公尺〕,名聞遐邇,以致學者寫文章時用部分指整體,用這條街的名字來表示整個城市;說某人住在長安街,等於說他住在北京……

這些寬廣、開闊的街道上人流熙來攘往。馬加良斯神父這麼解釋:「這座城市居民數量之多,我不敢說出確數,說了也無法取信。舊城和新城的每條街巷,無論大小,無論位於中心還是僻處一隅,無不住滿了人。各處人群之擁擠,我們歐洲只有市集上和宗教遊行時的盛況差堪比擬。」一七三五年,杜哈德神父也指出北京「街上人山人海,數量多得驚人的馬、騾、驢、駱駝、馬車、手推車、轎子更使交通堵塞。此外,每隔一段路面就有一百、二百人紮成一堆,圍住一個算命先生,一位耍雜技的,某個唱曲的藝人,某個善講滑稽故事的說書人,乃至某個吹噓自己的藥方靈驗的江湖郎中。有身分的人上街必須有騎馬的隨從在前面開路,警告閒人散開,否則他們寸步難行。」

一位西班牙人這樣形容北京街上的擁擠程度(一五七七):「假若有人扔下一顆麥粒,這麥粒也不會掉到地上。」兩個世紀以後,一位英國旅行家記載:「到處都能見到帶著工具尋找僱主的工人和串街走巷的貨郎。」街上有這麼多人的原因顯然在於居民極其稠密,一七九三年北京的面積遠不及倫敦,但人口為倫敦人口的二、三倍。

更大的特點是居民不分貧富,都住平房。這類房屋往往有五、六套房間,但不像歐洲那樣一套位於另一套的上面,而是「一進房屋造在另一進的後面,中間隔有廣闊的院子」。所以我們不要想像壯麗的長安街上,面對皇宮一字排開富貴之氣凌人的住宅。首先,不宜在皇宮面前炫耀財富。其次,習慣上私家住宅只把大門開在街上,門兩邊低矮的房舍由僕人居住,或租給商人、工人營業。因此沿街都是店舖,招牌高豎,布幌招展。達官貴人的華屋靠在大街後面,街上是商人和工匠的天下。馬加良斯神父寫道:「這一習俗給公眾帶來方便,因為在我們〔歐洲〕的城市裡,大部分沿街房屋都是大人物的府第,人們為了置備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走遠路到廣場上或碼頭上去購買。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則不然,人們在家門口就能買到一切日常用品,甚至能找到取樂的場所,因為這些小房子不是商店就是酒館、小舖子。」

中國所有城市的面貌如出一轍。在一幅十八世紀的畫上我們看到南京一條街上魚貫排列著商店的平房,或者看到天津圍著一個院子佈置的住房。在一個珍貴的十二世紀畫軸上我們找到同樣的場景、同樣的酒店帶著同樣的長板凳,同樣的小鋪子,同樣的腳夫,同樣的車伕推著裝有風帆的手推車,同樣的牛車。到處是同樣忙碌的生活,同樣擁擠的川流不息的人群;只有流盡汗水,使盡心機,節衣縮食才能維持生活。他們僅僅依靠一點東西就能謀生,「為了活下去而發明的招數令人欽佩」。「一件東西不管看起來多麼低賤、無用,它總有用途。人們藉以獲利。例如光是北京一地〔一六五六年〕,就有一千多戶居民以出售點火的紙煤為業。

至少還有同等數目的人家以在街上和在垃圾堆裡揀拾破爛為生;他們把揀到的破綢片、布片、麻片、紙片及其他東西洗乾淨或收拾乾淨後轉賣給別人,買主把這些原料用於各種用途,從中牟利。」拉斯戈特斯神父(一六二六)在廣州同樣見到腳夫在勞苦之餘還種植小塊菜園,否則便不能養家餬口。賣藥茶的小販更是任何一個城市街頭少不了的角色。俗話說:「四海之內無棄物。」從上述事例我們可以推測中國潛在的貧困無所不在。皇帝、官吏高高凌駕在這一貧困之上,一味享樂糜費:他們的奢侈好像屬於另一個世界。

旅行家詳細描述了在北京舊城之內自成一區的皇城。清朝皇宮建在元朝皇宮的遺址上,在修復了一六四四年遭受破壞的明朝皇宮以後,幾乎全部繼承了前代金碧輝煌的外觀。兩重高大的長方形城牆把皇宮和舊城隔開。外圈城牆「裡外兩面皆塗上朱色灰漿,頂部覆有金黃色琉璃瓦的牆簷。」裡圈的城牆用「規格一律的大城磚砌成,頂上有排列整齊的雉堞」,一道既長又深、灌滿水的御河圍繞城牆,河中「盛產鮮美的魚」。兩重城牆之間分佈著各個衙署,一條架有若干橋樑的河穿流其間,西側還有一個相當大的人工湖……

皇宮的心臟在第二道城牆後面,這就是紫禁城。皇帝就在其中居住,由侍衛、司閽、朝規、城牆、壕溝以及重簷彫甍的角樓提供保護。紫禁城長一公里,寬七百八十公尺。一九○○年,好奇的歐洲人不難從容觀察、詳細描述宮內空無一人、破敗不堪的殿宇,但是描述皇宮往昔的活動卻要困難得多,雖說我們猜到這一活動十分巨大。皇宮是權力中心和恩賞所出,北京全城最終都為它服務。

皇帝的各項金錢以及實物(注意這兩種類別)收入多得幾乎無法枚舉。根據他的收入數目,我們可以對皇宮的活動大致上有個估計。一六八八年皇帝的主項銀錢收入為「白銀一千八百六十萬兩」,這筆款項代表的購買力我們不甚了然。他還有其他銀錢收入,如沒收的財產、直接稅、皇莊的田賦。最實在、最奇特的,是塞滿宮廷龐大倉庫的實物貢賦,如四百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四袋大米和小麥,一百多萬塊鹽巴,數量極大的硃砂、漆料、乾果、綾羅綢緞、天鵝絨、棉布、麻布、豆料(餵御馬用),無數捆乾草、活的牲畜、野味、食用油、奶油、調味作料、名酒、各種水果……

這麼多汗牛充棟的物資以及御宴上重重疊疊、盛滿精美食品的金、銀盤子使馬加良斯神父讚嘆不已。如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為耶穌會士湯若望舉行葬禮後,皇帝曾賜下酒席。一六六一年,這位耶穌會士與南懷仁一起,把一口比艾福特大鐘還要大的鐘成功地安裝在北京城內的鐘樓頂上。(艾福特大鐘的體積與重量素稱歐洲與世界之冠,看來名實不符。)為這項工程特製一架機器,動員了幾千名勞力。這口鐘每夜由更夫定時撞擊,以向全城報告時刻。在另一個塔樓頂上,另有更夫擊打一面碩大無比的銅鼓與鐘聲呼應。大鐘沒有鐘舌,用木槌撞擊,「鐘聲悅耳,好像發自某一樂器」。當時中國還用線香或一種用木屑縛成、燃燒均勻的藥線計時。西方人有理由為自己發明的鐘表感到驕傲;與馬加良斯神父不同,他們對於該項「配得上這個心靈手巧的民族〔中國〕的發明」不至於過份讚賞。

麻煩的是,我們對於宮裡的大場面比市井細民的生活了解得更多,我們更感興趣的倒是用木桶運來活魚的魚市,或者是那個野味市場,某一旅行家曾在那裡瞥見數量驚人的子、野雞和鷓鴣……這裡,不常見的東西掩蓋了日常事物。

相關書摘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1》:歐洲人不能理解中國烹飪的奢侈所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 日常生活的結構(二版)》,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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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譯者:施康強、顧良

經濟不是以一種形式,而是以多種形式同時存在。人們喜歡描述那種被稱作市場經濟的形式,經濟科學的也是依據這些看似「透明的現實」進行論述。作為市場經濟獨特標誌的競爭並未全面支配整個經濟活動,在市場之下存在一個不透明、卻是每個人到處都會遇到,最起碼、最基本的活動——物質文明。它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近距離的物物交換、勞務交換。

市場之上也有一個不透明的層次,我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活動場所。沒有它,資本主義是不可想像的;資本主義不但置身其中,並且在其中繁榮。此類資本主義說是例外,但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它是始終是跨國家的,它與過去存在的各家印度公司和其他在法律和事實上存在的大小壟斷組織具有親緣關係,與現有的壟斷資本主義也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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