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一手資料才有價值？那馬克思和韋伯都不算合格的研究者

文：李衣雲（政大台史所副教授）

《當代》雜誌創刊：批判國家機器，為台灣打開新的理論視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當代》創刊號正式出刊。其中的發刊辭等於是李永熾（編註：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金恒煒和錢新祖三人概念的集成。這份雜誌既要以當代思想為養分，又不能死抱著它；也就是要當代，也要批判當代，因此以「當代」為名，雜誌的英文名則為contemporary，顯示不安於一的局面。他們在《當代》發刊辭裡寫著：「當代具有正反兩面，正面是正視本地現實，反面是批判現實，展示理想。」「是當代，也是反當代。」

《當代》創刊之初，是台灣內外左翼、中間路線、右派等各領域的知識菁英發表論說的場域，他們大都屬於三、 四十歲世代，因為那個年代統獨意識形態尚未展露，所以初期最大的共同特色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

從《當代》前幾期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些創刊者努力挑戰台灣的知識甚至政治環境。比如創刊號「傅柯專輯」就以法國社會學者傅柯的論說（discourse）場域的觀點，來表示思想平台的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性，反對近現代的主宰式單向性指導，也就是反對台灣當時的單向性共識論。從永熾的概念來說，共識必須是在近代個人主體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否則必然具有權力傾向，像法西斯社會由上往下貫徹的一元論說，豈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但那絕不是共識。

「德希達專輯」則在談解構論，強調去中心的平等觀，某種程度暗示了反威權的自由主張，無形中呈顯「去中華中心」的族群平等觀點。「六○年代專輯」重新省思二戰以後的現代價值，從這裡去建立後現代的基礎。許多人在談後現代時，都只截斷性地聚焦在後現代，但這種去除歷史脈絡的談法，完全忽略了後現代是建立在現代性之上，是因為有現代性的存在，才會有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出現。因此，要論述或研究解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必須先理解它要拆解的結構主義、反叛的現代性是什麼，也就是要回溯到一九六○年代的反叛思潮。

「新馬克思專輯」是在批判那些將老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或是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而弄出來的個人崇拜，替回歸馬克思或重讀馬克思鋪墊基礎。一九五○年代後期開始重讀馬克思的法國哲學家阿圖塞，在一九八○年代的台灣，也獲得不少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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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也是《當代》批判及論述的對象，從傅柯的權力論來看，國家機器是近代現象的負面象徵，也因此，永熾認為必須對近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進行新的詮釋，才能去除國家機器的壓制性，以及它無所不在的權力。法國大革命可說總結了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價值，在此之後，人作為人的權利與市民的權利已成為人類的共有價值。

但是，資產階級濫用近代私有財產權，無視生命權或勞動權這些個人基本權，自己形成一個新的「階級」，而被剝削者在馬克思主義的號召下，也形成一個「階級」。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歐洲國家只有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個人」反而成了鬥爭底下的犧牲品。當階級鬥爭擴散到世界各地，每個階級都想利用「國家」來達到專政的目的。

到了二十世紀，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都利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來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是，相對的，反抗這兩個主義的思想也發展了起來，個人價值和市民權逐漸受到重新省視，像是保守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即堅守古典個人主義，挺身對抗侵犯個人價值的權力者，奧地利政經學者海耶克即是其中代表人物。而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過修正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很重視維護個人的價值，強調市民權利與市民主義必須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市民和布爾喬亞並不是等號關係，兩者應有所分別。《當代》雜誌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專輯」即有談到這個部分。

對藝文界及當權者來說，《當代》裡的核心成員，像永熾與金恒煒等人，向來都是不聽話的，或許因為如此，《當代》剛出刊時，在發行通路上，遇到一些壓制的小動作。第一期發刊時，每個人都很興奮，但又忐忑不安，不知市場反應如何。發行一週後，金恒煒非常興奮地打電話跟永熾說，發行商告訴他《當代》的創刊號已經銷售一空，他考慮再刷。永熾聽了也很高興，兩人開心地聊著接下來要做什麼專輯，沒想到隔了幾日，張文翊心情低落地向方瑜訴苦。原來，創刊號根本沒有售完，經銷商把一大部分的雜誌扣押下來，放在倉庫，根本沒有發出去，空歡喜一場。

雖然沒有大賣，甚至到後來虧損連連，永熾一直都是無償寫作。但無論如何，《當代》引進了台灣前所未知的思潮，將許多艱澀的理論學說整合起來論述，為台灣打開了新的視界，對當時封閉的知識界帶來一定的衝擊，出刊後一直獲得不少好評。

那時或是後來的大學，總要學生讀「原典」，似乎只要課堂上使用「原典」，學術能力就會快速增長。然而，姑且不論英譯德法等國學者的著作，是否能算是原典，也先不談語言障礙，永熾認為對於剛跨過學術門檻的大學生乃至研究生而言，要他們直接閱讀《資本論》、《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類經典，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所謂的閱讀，不是單單明白每個字的字面意思，而是要理解字與字連結成一起、段落與段落連結在一起的邏輯，以及作者是如何運用這些文句辯證、推引出自己的論述。更不用說每本學術著作都一定有它的先備知識，也一定有一些後設的概念，不了解這些，就不能說是讀懂。當然，在書籍稀少的一九九○年代以前，選擇英文書或許是不得已的作法，而《當代》讓學者將自己消化融會後的東西，用幾千字的白話語法完整呈現出來，就是試圖在譯本之外，讓台灣讀者有更容易入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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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發表論文不算「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