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一手資料才有價值？那馬克思和韋伯都不算合格的研究者

文：李衣雲（政大台史所副教授）

《當代》雜誌創刊：批判國家機器，為台灣打開新的理論視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當代》創刊號正式出刊。其中的發刊辭等於是李永熾（編註：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金恒煒和錢新祖三人概念的集成。這份雜誌既要以當代思想為養分，又不能死抱著它；也就是要當代，也要批判當代，因此以「當代」為名，雜誌的英文名則為contemporary，顯示不安於一的局面。他們在《當代》發刊辭裡寫著：「當代具有正反兩面，正面是正視本地現實，反面是批判現實，展示理想。」「是當代，也是反當代。」

《當代》創刊之初，是台灣內外左翼、中間路線、右派等各領域的知識菁英發表論說的場域，他們大都屬於三、 四十歲世代，因為那個年代統獨意識形態尚未展露，所以初期最大的共同特色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

從《當代》前幾期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些創刊者努力挑戰台灣的知識甚至政治環境。比如創刊號「傅柯專輯」就以法國社會學者傅柯的論說（discourse）場域的觀點，來表示思想平台的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性，反對近現代的主宰式單向性指導，也就是反對台灣當時的單向性共識論。從永熾的概念來說，共識必須是在近代個人主體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否則必然具有權力傾向，像法西斯社會由上往下貫徹的一元論說，豈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但那絕不是共識。

「德希達專輯」則在談解構論，強調去中心的平等觀，某種程度暗示了反威權的自由主張，無形中呈顯「去中華中心」的族群平等觀點。「六○年代專輯」重新省思二戰以後的現代價值，從這裡去建立後現代的基礎。許多人在談後現代時，都只截斷性地聚焦在後現代，但這種去除歷史脈絡的談法，完全忽略了後現代是建立在現代性之上，是因為有現代性的存在，才會有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出現。因此，要論述或研究解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必須先理解它要拆解的結構主義、反叛的現代性是什麼，也就是要回溯到一九六○年代的反叛思潮。

「新馬克思專輯」是在批判那些將老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或是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而弄出來的個人崇拜，替回歸馬克思或重讀馬克思鋪墊基礎。一九五○年代後期開始重讀馬克思的法國哲學家阿圖塞，在一九八○年代的台灣，也獲得不少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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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器也是《當代》批判及論述的對象，從傅柯的權力論來看，國家機器是近代現象的負面象徵，也因此，永熾認為必須對近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進行新的詮釋，才能去除國家機器的壓制性，以及它無所不在的權力。法國大革命可說總結了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價值，在此之後，人作為人的權利與市民的權利已成為人類的共有價值。

但是，資產階級濫用近代私有財產權，無視生命權或勞動權這些個人基本權，自己形成一個新的「階級」，而被剝削者在馬克思主義的號召下，也形成一個「階級」。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歐洲國家只有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個人」反而成了鬥爭底下的犧牲品。當階級鬥爭擴散到世界各地，每個階級都想利用「國家」來達到專政的目的。

到了二十世紀，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都利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來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是，相對的，反抗這兩個主義的思想也發展了起來，個人價值和市民權逐漸受到重新省視，像是保守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即堅守古典個人主義，挺身對抗侵犯個人價值的權力者，奧地利政經學者海耶克即是其中代表人物。而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過修正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很重視維護個人的價值，強調市民權利與市民主義必須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市民和布爾喬亞並不是等號關係，兩者應有所分別。《當代》雜誌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專輯」即有談到這個部分。

對藝文界及當權者來說，《當代》裡的核心成員，像永熾與金恒煒等人，向來都是不聽話的，或許因為如此，《當代》剛出刊時，在發行通路上，遇到一些壓制的小動作。第一期發刊時，每個人都很興奮，但又忐忑不安，不知市場反應如何。發行一週後，金恒煒非常興奮地打電話跟永熾說，發行商告訴他《當代》的創刊號已經銷售一空，他考慮再刷。永熾聽了也很高興，兩人開心地聊著接下來要做什麼專輯，沒想到隔了幾日，張文翊心情低落地向方瑜訴苦。原來，創刊號根本沒有售完，經銷商把一大部分的雜誌扣押下來，放在倉庫，根本沒有發出去，空歡喜一場。

雖然沒有大賣，甚至到後來虧損連連，永熾一直都是無償寫作。但無論如何，《當代》引進了台灣前所未知的思潮，將許多艱澀的理論學說整合起來論述，為台灣打開了新的視界，對當時封閉的知識界帶來一定的衝擊，出刊後一直獲得不少好評。

那時或是後來的大學，總要學生讀「原典」，似乎只要課堂上使用「原典」，學術能力就會快速增長。然而，姑且不論英譯德法等國學者的著作，是否能算是原典，也先不談語言障礙，永熾認為對於剛跨過學術門檻的大學生乃至研究生而言，要他們直接閱讀《資本論》、《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類經典，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所謂的閱讀，不是單單明白每個字的字面意思，而是要理解字與字連結成一起、段落與段落連結在一起的邏輯，以及作者是如何運用這些文句辯證、推引出自己的論述。更不用說每本學術著作都一定有它的先備知識，也一定有一些後設的概念，不了解這些，就不能說是讀懂。當然，在書籍稀少的一九九○年代以前，選擇英文書或許是不得已的作法，而《當代》讓學者將自己消化融會後的東西，用幾千字的白話語法完整呈現出來，就是試圖在譯本之外，讓台灣讀者有更容易入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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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發表論文不算「學術論文」？

大概從一九八七年以後，《當代》就是永熾發表論文最重要的地方，但不是一九九○年代以後學術界要求的那種只注意格式的論文。對他來說，一篇論文要有概念、有觀點、有格局，才是真正的論文，現在台灣學術界常常只注重「腳註有沒有寫」、「格式對不對」、「資料多不多」這些格式化的問題，甚至還會認為論文有觀點是不行的，只要有觀點就被稱作有偏見，把學術上所稱的客觀性當成實際存在的真理一樣，一旦你反對這種作法，學界的人立刻拿韋伯的「價值中立」來當擋箭牌，但是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完全不是要學者不能有價值觀，而是要大家時刻意識到價值觀是必然存在的，即使是理工科的研究都不可能沒有主觀成分，更何況是人文社會學科。

在台灣被視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研究院，他們的人文科學系統以前都是考證學派以資料和史料為主體（當然後來有一點改變），不是以觀念為主體，但永熾認為論文應該是史料、資料和觀念的結合，有很多史料在那邊沒有錯，但不是把這些史料全都丟進論文堆著就好，也要梳理出它的理念型是什麼，要從內部錯綜複雜的史料裡面去組織，找出它所呈現的概念與觀念是什麼。

只有理解了它所呈現出來的概念以後，才會知道西方、日本的事例或是思想，能不能和自己的研究互相應用。比如說，永熾就把日本和中國的例子結合起來，然後用西方近代思想裡強調個人負責任的觀念去思考。永熾認為寫論文應該是這個樣子，資料本身不會說話，也不是說把資料鋪陳出來，或是把所謂的事實講清楚就好，因為論文是論述自我想法的文章，必須清楚自己寫出來的文字要表現什麼、呈現什麼樣的觀念，這才是對自己負責的作法。就像蘭克走文獻學的目標，是為了建構起他研究世界史的概念，我們也相同。從這個道理來看，若中央研究院只著重鋪陳史料的研究，不就沒有意義了嗎？

然而，中研院在學術圈有龐大資源，力量很大，他們主張的這種模式慢慢擴張到整個學術界，如果說只是某個研究者想在文獻學這方面努力，而有其他人想從這裡面建構起新的概念，永熾也覺得很好，因為研究者本來就有自己的主體性。但是擴張到最後，這種模式變成判定學術能力的標準，若是有人想去建構新的概念，反而會受到打壓，覺得論文不能有研究者自身的概念或想法──「因為那樣不客觀」，只有找出所謂的第一手史料才是有價值的，所以從別人的資料整理出自己的想法也不行。這其實很荒謬，韋伯的東西難道不是自己的想法嗎？是呀！但他也不是只有使用自己挖出來的史料而已，也有用到別人的資料、別人的概念，所以若用這套標準來說，不管是馬克思還是韋伯，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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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是說寫論文就可以天馬行空。沒有紮實的史料為基礎，就不是在發展觀念，而是亂寫一通，那也不行。反之，如果研究者只注意到史料的蒐集，忘記運用理論來關照，或是無法結合這兩方，寫一百篇論文和寫一篇論文，其實沒有太大差異。又或是如果沒有辦法把一百篇論文組合起來，變成一個新的概念，也是枉然。

永熾認為史料與理論必須結合，研究者本來就要與史料／資料互動及對話，形成場域，而後把它們組織化，看出理路來。而觀點或理論則是要讓研究者去觀照那些史料，不然史料會是一盤散沙。所謂的理論，就是從很多資料與論述中整理、抽象化出來的觀點，藉由理論的觀照，能讓我們把史料中的理念、脈絡與視野看得更清楚，也就能更清楚地去結合史料。

歷史學界常常會爭論是「理論先行」還是「史料先行」，對永熾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因為理論和史料是互動的關係，而不是把某一個理論原原本本地搬過來，套用在某一批資料上。就像「理念型」這個概念所說的，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可以完全符應所有資料，況且理論的產生也有它的時代背景與體系。所以，理論只是提供研究者如何去觀照史料的參照，幫助研究者跟這些資料對話，以形成一個系統，美國社會學者帕森斯的AGIL系統理論，便是這樣來的。很多人誤把理論當作真理，或把理論當成替自己背書的註腳，這完全是誤解與誤用。

正因為永熾認為寫論文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概念發表出來，那種腳註一大堆、史料堆疊的「學術」寫法，對他來說毫無意義，所以一九八○年代起，他就不願意寫這種「學術性」論文，也不再申請要求這種寫法的國科會計畫。那時不像二○○三年後的大學制度，拿到一個國科會（後來轉為科技部）的計畫可以得到幾個點數，寫幾篇文章登在幾級的期刊上，又有多少點數，沒拿到一定點數就要被解聘，而期刊的評比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格式，於是所有研究者都被所謂的「一級」期刊及格式綁得死死的，難有格局與創見。再加上永熾已經是教授了，不需要再受學術界這種框框的限制，所以他開始寫他自己稱為「論述性的文章」。

所謂「論述性的文章」，是以自己的觀點與論述為主，像是前面提過的蘭克研究方法，找齊資料之後要消化，然後去建構出體系性的概念，產生自己的論述，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永熾最在意的。後來他聽到一些同行說：「李永熾在《當代》的某某文章寫得很好，但是都沒有註。」或是「李永熾都沒有學術論文。」讓他覺得很好笑。說來也很妙，永熾以前在意的史料出處，剛好是一九九○年代以後史學界最在意的，但那時的他，卻不怎麼在意了，他的論文寫作方式和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

相關書摘 ▶《邊緣的自由人》：「為自己負責」這種近代概念，如何在日本生根？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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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熾、李衣雲

出生於八仙山的李永熾，從小過著彷彿與世隔絕的生活，沒有感受到二戰的總動員，也不知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插秧、除草、游泳、抓蝦、捕蟬，就是他童年的全部。那時他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成為台大歷史系教授，更沒想過，他會參與社會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

成長於客家小村庄的他，隨著求學，一步步邁向更大的城市：東勢初中、台中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留日期間，他親眼目睹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深受感動，復為日本蓬勃的學術朝氣所震撼，開始研讀韋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著作。

回國後，他積極透過翻譯與出版，將世界思潮引入台灣。198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展開，他站到第一線，投身社會、政治與文化運動。參與《當代》雜誌的創辦、投入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加入建國黨。

一路上，他遭逢了各種抉擇，有著被邊緣化的悲哀，也有著自我邊緣化的自由。

本書由傳主長女、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衣雲撰筆，涵蓋家庭生活史、學思歷程、學界故事、翻譯與文化工作、政治與社會運動等內容，是一部透過個人史，反映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傳記，也是一本融合社會與庶民生活史的書。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