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代》引進了台灣前所未知的思潮,將許多艱澀的理論學說整合起來論述,為台灣打開了新的視界,對當時封閉的知識界帶來一定的衝擊。而《當代》就是歷史學家李永熾發表論文最重要的地方,但不是1990年代後學術界要求的那種只注意格式的論文。
文:李衣雲(政大台史所副教授)
《當代》雜誌創刊:批判國家機器,為台灣打開新的理論視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當代》創刊號正式出刊。其中的發刊辭等於是李永熾(編註:曾任台大歷史系教授)、金恒煒和錢新祖三人概念的集成。這份雜誌既要以當代思想為養分,又不能死抱著它;也就是要當代,也要批判當代,因此以「當代」為名,雜誌的英文名則為contemporary,顯示不安於一的局面。他們在《當代》發刊辭裡寫著:「當代具有正反兩面,正面是正視本地現實,反面是批判現實,展示理想。」「是當代,也是反當代。」
《當代》創刊之初,是台灣內外左翼、中間路線、右派等各領域的知識菁英發表論說的場域,他們大都屬於三、 四十歲世代,因為那個年代統獨意識形態尚未展露,所以初期最大的共同特色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
從《當代》前幾期的內容,可以看出這些創刊者努力挑戰台灣的知識甚至政治環境。比如創刊號「傅柯專輯」就以法國社會學者傅柯的論說(discourse)場域的觀點,來表示思想平台的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性,反對近現代的主宰式單向性指導,也就是反對台灣當時的單向性共識論。從永熾的概念來說,共識必須是在近代個人主體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否則必然具有權力傾向,像法西斯社會由上往下貫徹的一元論說,豈不是百分之百的一致,但那絕不是共識。
「德希達專輯」則在談解構論,強調去中心的平等觀,某種程度暗示了反威權的自由主張,無形中呈顯「去中華中心」的族群平等觀點。「六○年代專輯」重新省思二戰以後的現代價值,從這裡去建立後現代的基礎。許多人在談後現代時,都只截斷性地聚焦在後現代,但這種去除歷史脈絡的談法,完全忽略了後現代是建立在現代性之上,是因為有現代性的存在,才會有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出現。因此,要論述或研究解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必須先理解它要拆解的結構主義、反叛的現代性是什麼,也就是要回溯到一九六○年代的反叛思潮。
「新馬克思專輯」是在批判那些將老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或是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而弄出來的個人崇拜,替回歸馬克思或重讀馬克思鋪墊基礎。一九五○年代後期開始重讀馬克思的法國哲學家阿圖塞,在一九八○年代的台灣,也獲得不少知己。

國家機器也是《當代》批判及論述的對象,從傅柯的權力論來看,國家機器是近代現象的負面象徵,也因此,永熾認為必須對近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進行新的詮釋,才能去除國家機器的壓制性,以及它無所不在的權力。法國大革命可說總結了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價值,在此之後,人作為人的權利與市民的權利已成為人類的共有價值。
但是,資產階級濫用近代私有財產權,無視生命權或勞動權這些個人基本權,自己形成一個新的「階級」,而被剝削者在馬克思主義的號召下,也形成一個「階級」。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歐洲國家只有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個人」反而成了鬥爭底下的犧牲品。當階級鬥爭擴散到世界各地,每個階級都想利用「國家」來達到專政的目的。
到了二十世紀,法西斯和共產主義都利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來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是,相對的,反抗這兩個主義的思想也發展了起來,個人價值和市民權逐漸受到重新省視,像是保守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即堅守古典個人主義,挺身對抗侵犯個人價值的權力者,奧地利政經學者海耶克即是其中代表人物。而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過修正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很重視維護個人的價值,強調市民權利與市民主義必須建立在個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市民和布爾喬亞並不是等號關係,兩者應有所分別。《當代》雜誌的「市民社會與國家專輯」即有談到這個部分。
對藝文界及當權者來說,《當代》裡的核心成員,像永熾與金恒煒等人,向來都是不聽話的,或許因為如此,《當代》剛出刊時,在發行通路上,遇到一些壓制的小動作。第一期發刊時,每個人都很興奮,但又忐忑不安,不知市場反應如何。發行一週後,金恒煒非常興奮地打電話跟永熾說,發行商告訴他《當代》的創刊號已經銷售一空,他考慮再刷。永熾聽了也很高興,兩人開心地聊著接下來要做什麼專輯,沒想到隔了幾日,張文翊心情低落地向方瑜訴苦。原來,創刊號根本沒有售完,經銷商把一大部分的雜誌扣押下來,放在倉庫,根本沒有發出去,空歡喜一場。
雖然沒有大賣,甚至到後來虧損連連,永熾一直都是無償寫作。但無論如何,《當代》引進了台灣前所未知的思潮,將許多艱澀的理論學說整合起來論述,為台灣打開了新的視界,對當時封閉的知識界帶來一定的衝擊,出刊後一直獲得不少好評。
那時或是後來的大學,總要學生讀「原典」,似乎只要課堂上使用「原典」,學術能力就會快速增長。然而,姑且不論英譯德法等國學者的著作,是否能算是原典,也先不談語言障礙,永熾認為對於剛跨過學術門檻的大學生乃至研究生而言,要他們直接閱讀《資本論》、《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類經典,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所謂的閱讀,不是單單明白每個字的字面意思,而是要理解字與字連結成一起、段落與段落連結在一起的邏輯,以及作者是如何運用這些文句辯證、推引出自己的論述。更不用說每本學術著作都一定有它的先備知識,也一定有一些後設的概念,不了解這些,就不能說是讀懂。當然,在書籍稀少的一九九○年代以前,選擇英文書或許是不得已的作法,而《當代》讓學者將自己消化融會後的東西,用幾千字的白話語法完整呈現出來,就是試圖在譯本之外,讓台灣讀者有更容易入門的方法。

在《當代》發表論文不算「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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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空間的魔幻,讓自己好好被感動一番——當我們走入齊柏林空間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齊柏林空間最新特展《覓城》,以「候鳥視角」探訪城市的肌理,訴說一座座城市的美麗與哀愁。齊柏林空間自2019年4月啟用,至今已經舉辦了《見山》、《逐岸》、《映河》三檔展覽,累積近6萬人次參觀。
「城市,總是無怨無悔,接納來自四方的人,概括承受各種夢想。人與城,由無數自我構成;人與城,心跳同步,緊緊連動。」
吳念真在展覽預告片中,以溫暖樸實的配音,邀請大眾走進齊柏林空間特展《覓城》(The City, The Flâneur ),透過齊柏林導演的攝影作品,以「候鳥視角」飛越山巒,探索一座座城市的肌理,亦從嶄新的俯瞰視野,發現家鄉城鎮潛藏的心跳脈動。
城市,是人們共同生活的地方,包容形形色色的日常風貌。在本次齊柏林空間《覓城》特展中,觀者不僅能欣賞齊柏林導演為世人留下的作品,更可看見作家鄧九雲、設計師張溥輝、攝影師陳敏佳、社會學家李明璁等協同創作者,透過自身的觀察與詮釋,與齊導的攝影作品展開對話,並再次交織出不同風貌的故事。




在齊柏林空間展場中,閱讀齊導與協同創作者拍攝的一幀幀影像、深深刻下的一字一句,拼湊美麗島嶼的城市輪廓,一種美的感受在這個空間升起,讓觀者不禁感嘆與敬佩。當人們習於低頭、幾乎時時刻刻浸淫於數位虛擬世界,卻仍有一群人願意撐起一座齊柏林空間,以實體展覽的渲染力帶給觀者感動,背負重現齊導的攝影之夢、訴說山河海城市的故事、喚起人們對土地的重視等使命⋯⋯究竟是什麼帶給他們動力,讓這群人願意在淡水老街的古蹟洋房中亮起齊柏林空間的燈,持續為世人帶來感動的光火?
「當人們在一張照片前駐足許久」——透過空間策展,將意念傳達給觀者
「我發現,每一個人都會在一張照片前駐足許久。」
故事始於 2017 年,一場空難讓齊柏林導演離開了我們。當時齊導的親朋好友決定舉辦攝影特展,讓感念齊導的民眾能前往追思,短短三週便累積了將近十萬人參觀。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執行長萬冠麗回憶道,在齊柏林追思特展上,許多來觀展的民眾都會在影像作品前駐足許久,「觀眾看著齊柏林作品的眼神,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人們在齊柏林的每一幅作品中看見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台灣,以及尋找自己的家。」
萬冠麗接著說起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開端。「許多觀眾以為齊柏林就是電影《看見台灣》的導演,事實上齊柏林在空中拍攝25年,他是一個堅定且堅持的空拍攝影師,累積了大量尚未面世的攝影作品。所以他離開的時候,我們深深覺得應該要讓他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更重要的是看見齊柏林鮮為人知的那面——他的努力、他的熱情、他對工作的執著。」
齊柏林「為土地請命、為環境發聲」的遺志,以及25年對空拍堅持不輟的熱情,促成後人成立「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更感動了8,052位共建人慷慨支持,遂有了齊柏林空間作為基金會夥伴的基地。自2018年成立開始,基金會便持續整理齊柏林遺留的數十萬張空拍影像紀錄、進行數位典藏的任務;此外,也有系統地策劃不同主題的實體展覽,讓齊柏林的影像能量得以更深刻的傳達給世人。
「候鳥的人返航必經之地」——齊柏林空間選址淡水
許多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齊柏林空間選擇落腳淡水?萬冠麗表示,當時為尋找一處空間足夠、方便抵達、可承租的地點,一路找到了位於淡水老街的現址。巧合的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董事長歐晉德透露,淡水一帶的古色古香,正是齊柏林最喜歡的地方風光。
「齊柏林曾經和我說過,當他從海平面要飛回台北,映入眼簾的就是淡水小鎮。淡水,就是齊柏林每次返航進入台北市的轉折點。」
「這或許就是冥冥之中,齊柏林要帶我們來的地方。」歐晉德曾如此對萬冠麗說。
齊柏林空間最終於淡水老街落地,行人散步至此,首先可見一道白色的「燈・山」牆。遠觀可見仿若雪山的層巒疊嶂,近看則可發現牆上鑄刻著齊柏林空間共建計畫的8,052名贊助者姓名。這道共建牆的一磚一瓦,象徵民眾齊心守護環境的力量,亦是齊柏林空間要訴說的目標。
在齊柏林空間裡,還有一群深受齊導感動、願意付出行動的人,那就是展館服務志工。對他們而言,齊柏林空間是傳播環境教育意義的場域,也是讓志工能身體力行、貢獻影響力的所在。
例如導覽志工周明德、陳錦雪分享,儘管淡水對於台北市地區民眾或其他縣市遊客來說地處偏遠,但人們因為感念齊柏林導演的精神、又或是喜愛齊導的空拍作品,總是不辭辛勞,願意舟車勞頓來到淡水,在齊柏林空間慢慢地走、靜靜地看、細細地體會。而實體展場的魔幻能量,在細膩的攝影作品包圍、志工娓娓道來的故事之下,於焉展開,觀者唯有親身走入才能明白。


「我們班叫做齊柏林」——讓環境教育的種子飛入心中吧
齊柏林空間自 2019 年4月啟用,至今已經舉辦了四檔展覽,分別為《見山》、《逐岸》、《映河》、《覓城》,策展脈絡依循齊柏林生前提過的「山-海-河-城市-人」的方向,將齊柏林留給世人的大量空拍影像,於不同主題的策展計畫中正式公開,讓民眾從多種視角再次看見美麗台灣。
為了好好運用影像訴說土地的故事,齊柏林空間的每次策展,可不只是將影像陳列,事前必須有數位典藏的龐大工程支持,接著挑選作品,讓每一幀影像都能更有系統性、有故事性地被看見,向觀者傳達隱藏的意念。用心的策展民眾有目共睹,其中,2021年度特展《映河》更獲得德國紅點、日本Good Design、台灣金點等國內外設計大獎肯定。
除了獲得獎項青睞,齊柏林空間的環境永續精神,也吸引企業共同倡議。2020年底,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以公益零錢捐的方式,啟動「齊柏林空間・環境教育基地營」計畫,預計五年內邀請一萬名學生入館參觀學習,讓環境教育往下扎根。
在眾多走進齊柏林空間的學校團體中,特別讓萬冠麗印象深刻的是來自新竹市的竹光國中。由於竹光國中的學生可以為自己的班級取一個名字,因此有某一班級的學生便決定取名為「齊柏林班」。那天,「齊柏林班」來到齊柏林空間參訪,導師對於學生們的專注不禁感到驚喜——
「外頭熙熙攘攘的淡水老街這麼的吸引人,我以為孩子們會坐不住。但是我看到他們專注於欣賞作品、享受影像美景的神情,以及不捨環境被破壞的感嘆⋯⋯那種質樸而真實的反應,令我驚訝而感動,也更加覺得環境教育是不能等的。我很慶幸自己帶他們進入齊柏林空間,在心裡種下一顆種子。」


「讓空間去感動你」——從看見到行動,喚起人人心中的齊柏林精神
儘管齊柏林空間啟用不到一年,就遇上了2020年疫情大爆發,但疫情不只帶來危機,也帶來改變的可能性。萬冠麗分享,當時有YouTuber做了一集淡水旅遊節目,將齊柏林空間列入約會行程,沒想到因此吸引了許多年輕人來參觀,讓原先多以青壯年齡層民眾為主的齊柏林空間,擁有更多年輕族群的投入。而這也讓萬冠麗第一次強烈感受到,數位傳播與實體空間的合作效應。只不過,數位傳播的力量雖然不容小覷,但實體展覽空間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走一趟展覽空間,是會對你有所影響的。實體展場的溫度、影像策展的震撼,它會影響你的視覺,影響你的思維,影響你的心。必須透過這種方式,人們才會放在心裡面,才能真的開始感同身受去做一件事情。」
萬冠麗認為,打造一個空間讓人們進入、感受、體驗,才能創造數位載體所沒有的感動,進而促成實踐的可能。「所以,其實齊柏林空間成立的最大目的,是讓人們可以來這裡,能夠看見、認識、瞭解,最後才能夠有所行動。」

25年的空拍生涯,齊柏林導演為世人留下了10萬張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及1,000小時影片等大量影像素材。而看見·齊柏林基金一方面進行工程浩大的「數位典藏」,一方面經營齊柏林空間做實體展覽、環境教育,為的就是延續齊導遺志,讓影像持續發揮力量,貫徹「永續、札根、傳承、志業」的使命。
萬冠麗形容,數位典藏就像是「下水道工程」,是人們看不見,卻極度重要、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而齊柏林空間的存在,就是讓數位典藏的影像得以「被看見」,讓整理後的作品匯聚成河,讓感動流進人們心中,進而啟發人們為環境努力。
行過山、踏過海、飄過河,接著我們走進城市,走進《覓城》展覽中,跟隨齊柏林導演如候鳥一般的眼光,在原先所習慣的一切之上翱翔,發掘過去不曾見過的城市樣貌。
展覽時間|2022.12.28-2023.秋
展覽地點|齊柏林空間(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316-1號,得忌利士洋行後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