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為自己負責」這種近代概念,如何在日本生根?

《邊緣的自由人》:「為自己負責」這種近代概念,如何在日本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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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死的概念,指的是過去那種「上帝來替人決定安排一切」的神意慢慢消失,人必須自己負起責任。西方近代化發展的背景是如此,可是日本沒有這樣的神,那西方這種近代概念是否有在日本發展呢?

文:李衣雲(政大台史所副教授)

對西方近代化的思考:預選說、信用、「上帝已死」

李永熾(曾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的日本近代學者,像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這些人,他們都有市民主義的觀念。市民主義是西方近代發展出來的觀念,這些日本學者先透徹地理解近代的觀念是什麼,再把它拿到日本來檢測。他們做了很多日本的基礎研究,當他們把這些基礎研究做好之後,隨即發現日本和西方的近代化是有差異的。

除此之外,日本的近代化很多部分學自西方,看起來似乎有模有樣,但如果實行者對於日本本身的發展不了解,在移植西方的東西來到日本時,便會讓這些東西與日本的發展結合不起來。在個人還沒有獨立時實行民主制度,反而可能成為日本獨裁者在國際上得到正當化的外衣。

韋伯對西方近代精神的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他認為在中世紀時,神位於最高層次,由神來宰制自然、宰制人,所以人不用負責任,神都安排好了,只要按照神的安排去做就好。但到了近代,神慢慢世俗化,比如清教徒就把神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革命,是一場將神內化到個人真誠之良知的革命,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手工業(manufacture)形成的時候。

到了十八世紀,神掌控一切的外在宰制性慢慢消失,轉而內化成人的行為準則,由於清教徒相信「預選說」:上帝把每個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能不能得到救贖,在出生時就已經被決定了,但是人們並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安排在哪裡、是不是神的選民?一種內在的焦慮於焉產生。然而,被神選中的人必然有徵兆,這個徵兆會顯現在人的生活表現上,於是人只能努力證明自己是神的選民,也就是負起自己的責任,依靠勤儉努力工作,來證明自己有可能獲得救贖,且終其一生都不能放鬆。比如,做工匠的人努力工作,能成功、賺到錢就是一種證明。這是資本主義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在這裡必須注意的是,賺錢是一種榮耀上帝的方式,是自己能夠成為上帝選民的證明,而不是工作的目的。這點和成熟後的資本主義相當不同。

英國的手工業小鎮就這樣以工匠、工人、作坊老闆(master)為主體,慢慢建立起來。手工業當然也和其他行業有所關連,工匠或作坊老闆要對自己做出來的產品負責,因為這些都是上帝的產品,都含有神意在裡面,如果偷工減料或是亂來,就違反了神意,而違反神意,產品就不容易賣出去,也會失去信用,召示出自己不是神的選民。於是從中衍生出「信用」的觀念:做任何東西,無論做學問、當工匠、做商人,都要講究信用。更細緻來說,人不只對送出去的產品要講究信用,對自己本身也要負責,要把自己從內心到外在的行為都組織得很好,用韋伯的話來說,就是「生活態度的組織化」,意思是生活態度不可以散漫,要把生活態度整理得很好,與人的相處要講究信用,送出去的產品也要有信用,這些都是神意的安排。

韋伯從這個地方發展出「Beruf」的論點。Beruf在英文是calling,這個詞的譯法一直在變化,在日本,最先有人把Beruf譯成「召命」:上帝給你的命令。慢慢地,前面所說那種工作要講求信用、任何產品都有神意在其中的意思發展出來時,就開始有「天職」或是「神決定的職業」等譯法,表示人做任何事情都代表了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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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神逐漸世俗化以後,人不管做事或做東西,慢慢地不會只考慮到神,有沒有得到救贖、有沒有被上帝選中的這些想法逐漸消退,但是做事必須認真、講究信用的內在精神還是保留了下來,變成所有職業的基礎,所以在這個時候,職業和天職是一樣的。對瑪克斯.韋伯或是丸山真男這些人來說,職業就是天職、就是召命。召命一詞很明顯含有神意,而天職則是指你的職業就是上帝給你的任務。

等到上帝的角色逐漸消退,人不再能依靠神的指示,必須為自己做的事情負起責任,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近代人的痛苦」。為什麼會痛苦?因為以前所有一切都是上帝幫人決定好的,你要做什麼,上帝來幫你決定;你選什麼工作,也是上帝替你安排好的。但是到了近代,世界除魅化以後,神隱身不見了,人只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所以會不安、會痛苦,但這其實仍顯示神依然存在於人的內在精神裡,所以這時候的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或從事任何一份職業,事實上就等於在從事一件包含神的精神在內的天職,所以職業要講求信用,講求自我節制,負起自我的責任。

這也是為什麼韋伯常常會引用尼采的「上帝已死」。對基督教來說,上帝怎麼可能已死?事實上,上帝已死的概念,指的是過去那種「上帝來替人決定安排一切」的神意慢慢消失,人必須自己負起責任,一切既然都是自己的選擇,就要對這個選擇負起責任。譬如一個人選擇當老師,就要為自己這個職業負起責任。韋伯認為人做任何事情都會有一種熱情,我為什麼選擇這樣而不是那樣?是因為我對這個東西有熱情,而選擇了以後就要負起責任。這是從西方哲學「神的流出論」發展出來的概念:世界與人是從神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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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近代化的思考:在日本的傳統中,原本就很講究責任感?

西方近代化發展的背景是如此,可是日本並沒有這樣的神,那麼是不是西方這種近代概念就沒有辦法在日本發展或著根呢?貝勒(Robert N. Bellah)研究日本德川時期的宗教,他認為日本很多宗教,尤其是淨土真宗,便具有這種要自己負責、不管成敗都要努力去做的精神。也就是說,在日本的思想脈絡裡,是有這樣的精神基礎。

但是思想家丸山真男大塚久雄認為僅僅這樣還不夠,因為日本還沒有完全達到自我負責的內在精神,這也是為什麼大塚久雄一直強調日本必須轉換西方的思想,發展出自己的近代化。因為日本只具有與西方近代概念類似的土壤,而且淨土真宗還不是日本最大的宗教,丸山真男甚至認為真宗信眾未能將「生活態度組織化」,所以移殖西方事物過來後,如何將之轉換成日本自己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大塚久雄本身是基督徒,屬於接近清教徒系統下的「無教會派」。所謂的無教會派,就是沒有教堂,也沒有教士,大家都在家裡聚會,共同唸聖經或是發表對聖經的解釋,這是內村鑑三在日本開啟的基督教作法,他們批判教會和傳統儀式只重視聖經。研究台灣殖民地很有名的矢內原忠雄也屬於這個系統。無教會派的系統和清教徒精神比較接近,講求責任與個人的獨立自主,所以大塚久雄的思想非常強調內在的自主性。

以大塚久雄的想法來看,日本淨土真宗含有負責、紮實努力的影子,但把西方近代化的東西引入日本之後,要怎麼樣實踐、怎麼和日本原有的東西結合,也就是所謂的轉化,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要怎麼發展出自我負責的觀念?生活態度要如何組織化?這些都是近代化很重要的元素,日本要真正地近代化,就必須達成觀念上的轉化。因為近代化不是只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用而已,能拿來的,只是最表層的東西,沒有相應的裡層,是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

以鋪設火車鐵軌來說,軌道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角度或彎度?鐵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硬度?為什麼鐵軌中間需要枕木?這些都是有原理的,如果鋪鐵軌的人不懂,以為只要照著樣子把木頭橫著排好、鐵條放上去就好,或是沒有內在負責的精神,覺得隨便鋪一下就好,這樣就只有學到表面工夫。像是台灣清領時期要蓋鐵路,有地主拿錢去賄賂官員,要求鐵路不要經過他的田,鋪路的人就大筆一揮,讓鐵路拐個大彎繞過去,結果火車開不過去翻車了。又譬如,中國是先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才有康有為、梁啟超的制度改革,然後才發生五四的思想改造。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事實上是拒絕西方思想的,只取船堅炮利這些表層的成果,但沒有相應的原理與思想配合,於是只能複製表層的成果,無法在新的土壤上著根、創造。康梁的改革與五四運動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試著想在裡層的思想轉化出近代化的精神、概念與文化,但卻沒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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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

日本比中國早引進蘭學。一八六○年代,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人開始把西方的制度導入日本,日本一方面把西方的船堅炮利移植過來,一方面發展洋學

即原先的蘭學,因此與制度相關的改革也開始出現。這些知識分子除了外國公文書之外,也著手翻譯兵學書《雷銃操法》、西洋戰術書《洋兵明鑑》等實用書籍,還翻譯或敘說憲政概念、介紹西洋文物制度,如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1867)等。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等人更積極引介西方近代思想/文明論,日本的思想開始產生轉化。當然,在那時的日本,普遍來說,這種觀念的變化只停留在知識分子和官僚當中,並沒有普及到老百姓。但是老百姓的內在,有著另外一種節制的精神。

在日本的傳統中,很講究責任感,例如當一個武士,就要有武士的責任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既重視生,也重視死,是以死為前提,貫徹生的意義。我們常常看到電視及小說裡的武士因為沒有把事情做好而切腹自殺,但這不表示武士隨便就去死,他們選擇死,是回顧綜觀了過去之後,決定在這個時刻,以切腹這種極為痛苦的死法,藉以彰顯他們的忠誠。武士做事情必須認真、誠信與誠實,這就是要有信用感,也就是武士的精神。當然,這不表示武士精神是全面性的,因為他們的生活並沒有組織化,所以很可能生活的一部分很嚴謹,另一部分很放蕩,不過整體來說,日本武士道還是比較崇尚禁慾精神。

商家也一樣,日本商人製造的商品賣出去以後,必須對這些商品負責,因為他們必須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沒有信用,這間店就會垮台。每家店的「暖簾」就是日本商人信用的象徵,如果一家店的暖簾被拆下丟在地上,就表示這家商人做的東西不合格,偷工減料,或為假貨,這家店等於信用掃地,只能倒閉。同樣的,農民也必須對自己的作物負責,才能在村落共同體中受到信任。

在日本的封建制度裡,階級分得很清楚,每個階級各有規範,在階級內達到的成就,可以獲得階級內整體的認可。關於這點,中國就很不一樣,中國是往科舉當官的方向走,只有讀書當官才叫成就,但日本的階級分得清楚,能當官的只有武士──而且不是所有武士都可以當官,下級武士只能當兵。這樣一來反而有它的好處,譬如在商人階級裡,可以靠努力變成頂級商人,而農民慢慢努力,也可以變成地主──雖然非常罕見。這種多元的成就定義,也使得現代日本能發展出成功的工匠等業種。

整體而言,不只是淨土真宗,日本既有的傳統也具備講究信用與認真的精神:武士強調忠誠,商家製造東西講究信用,農民也一樣,耕種就要努力。這種精神在德川時代就已經顯現出來,與西方近代化的自律精神或基督新教倫理,在某種意義上有所重疊。

韋伯談近代人的自我負責論,重點就在於,人不能自限於神或是傳統。在「傳統型支配」下,權威的正當性來自於古時流傳下來(或祖傳)的統治與權力,人們讓自己受到傳統的拘束,發生什麼問題,就交由傳統權威去決定。轉化到近代以後,也就是在「合法型支配」下,變成要自我負責了。比如在政治上,人們不能再說這是祖法規定的,也不能再說祖宗的法令是不能更改的,而必須自己立法、自己負責,因此才會產生議會制度或民主制度。

西方近代化就是要人們自我負責,不能有藉口,所以韋伯才說這是近代人的痛苦,以前只要把命運委託給上帝就好,苦,也是上帝給你的、替你安排的,你只好這樣苦下去,有了成就,那也是上帝的安排,但是到了近代就不是這回事了,在近代,人要為自己負責,成亦如此,敗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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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游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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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熾、李衣雲

出生於八仙山的李永熾,從小過著彷彿與世隔絕的生活,沒有感受到二戰的總動員,也不知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插秧、除草、游泳、抓蝦、捕蟬,就是他童年的全部。那時他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成為台大歷史系教授,更沒想過,他會參與社會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

成長於客家小村庄的他,隨著求學,一步步邁向更大的城市:東勢初中、台中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留日期間,他親眼目睹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深受感動,復為日本蓬勃的學術朝氣所震撼,開始研讀韋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著作。

回國後,他積極透過翻譯與出版,將世界思潮引入台灣。198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展開,他站到第一線,投身社會、政治與文化運動。參與《當代》雜誌的創辦、投入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加入建國黨。

一路上,他遭逢了各種抉擇,有著被邊緣化的悲哀,也有著自我邊緣化的自由。

本書由傳主長女、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衣雲撰筆,涵蓋家庭生活史、學思歷程、學界故事、翻譯與文化工作、政治與社會運動等內容,是一部透過個人史,反映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傳記,也是一本融合社會與庶民生活史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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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