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為自己負責」這種近代概念,如何在日本生根?

《邊緣的自由人》:「為自己負責」這種近代概念,如何在日本生根?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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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死的概念,指的是過去那種「上帝來替人決定安排一切」的神意慢慢消失,人必須自己負起責任。西方近代化發展的背景是如此,可是日本沒有這樣的神,那西方這種近代概念是否有在日本發展呢?

但是思想家丸山真男大塚久雄認為僅僅這樣還不夠,因為日本還沒有完全達到自我負責的內在精神,這也是為什麼大塚久雄一直強調日本必須轉換西方的思想,發展出自己的近代化。因為日本只具有與西方近代概念類似的土壤,而且淨土真宗還不是日本最大的宗教,丸山真男甚至認為真宗信眾未能將「生活態度組織化」,所以移殖西方事物過來後,如何將之轉換成日本自己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大塚久雄本身是基督徒,屬於接近清教徒系統下的「無教會派」。所謂的無教會派,就是沒有教堂,也沒有教士,大家都在家裡聚會,共同唸聖經或是發表對聖經的解釋,這是內村鑑三在日本開啟的基督教作法,他們批判教會和傳統儀式只重視聖經。研究台灣殖民地很有名的矢內原忠雄也屬於這個系統。無教會派的系統和清教徒精神比較接近,講求責任與個人的獨立自主,所以大塚久雄的思想非常強調內在的自主性。

以大塚久雄的想法來看,日本淨土真宗含有負責、紮實努力的影子,但把西方近代化的東西引入日本之後,要怎麼樣實踐、怎麼和日本原有的東西結合,也就是所謂的轉化,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要怎麼發展出自我負責的觀念?生活態度要如何組織化?這些都是近代化很重要的元素,日本要真正地近代化,就必須達成觀念上的轉化。因為近代化不是只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用而已,能拿來的,只是最表層的東西,沒有相應的裡層,是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

以鋪設火車鐵軌來說,軌道為什麼要用這樣的角度或彎度?鐵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硬度?為什麼鐵軌中間需要枕木?這些都是有原理的,如果鋪鐵軌的人不懂,以為只要照著樣子把木頭橫著排好、鐵條放上去就好,或是沒有內在負責的精神,覺得隨便鋪一下就好,這樣就只有學到表面工夫。像是台灣清領時期要蓋鐵路,有地主拿錢去賄賂官員,要求鐵路不要經過他的田,鋪路的人就大筆一揮,讓鐵路拐個大彎繞過去,結果火車開不過去翻車了。又譬如,中國是先學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才有康有為、梁啟超的制度改革,然後才發生五四的思想改造。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事實上是拒絕西方思想的,只取船堅炮利這些表層的成果,但沒有相應的原理與思想配合,於是只能複製表層的成果,無法在新的土壤上著根、創造。康梁的改革與五四運動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試著想在裡層的思想轉化出近代化的精神、概念與文化,但卻沒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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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

日本比中國早引進蘭學。一八六○年代,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人開始把西方的制度導入日本,日本一方面把西方的船堅炮利移植過來,一方面發展洋學

即原先的蘭學,因此與制度相關的改革也開始出現。這些知識分子除了外國公文書之外,也著手翻譯兵學書《雷銃操法》、西洋戰術書《洋兵明鑑》等實用書籍,還翻譯或敘說憲政概念、介紹西洋文物制度,如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1867)等。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等人更積極引介西方近代思想/文明論,日本的思想開始產生轉化。當然,在那時的日本,普遍來說,這種觀念的變化只停留在知識分子和官僚當中,並沒有普及到老百姓。但是老百姓的內在,有著另外一種節制的精神。

在日本的傳統中,很講究責任感,例如當一個武士,就要有武士的責任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既重視生,也重視死,是以死為前提,貫徹生的意義。我們常常看到電視及小說裡的武士因為沒有把事情做好而切腹自殺,但這不表示武士隨便就去死,他們選擇死,是回顧綜觀了過去之後,決定在這個時刻,以切腹這種極為痛苦的死法,藉以彰顯他們的忠誠。武士做事情必須認真、誠信與誠實,這就是要有信用感,也就是武士的精神。當然,這不表示武士精神是全面性的,因為他們的生活並沒有組織化,所以很可能生活的一部分很嚴謹,另一部分很放蕩,不過整體來說,日本武士道還是比較崇尚禁慾精神。

商家也一樣,日本商人製造的商品賣出去以後,必須對這些商品負責,因為他們必須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沒有信用,這間店就會垮台。每家店的「暖簾」就是日本商人信用的象徵,如果一家店的暖簾被拆下丟在地上,就表示這家商人做的東西不合格,偷工減料,或為假貨,這家店等於信用掃地,只能倒閉。同樣的,農民也必須對自己的作物負責,才能在村落共同體中受到信任。

在日本的封建制度裡,階級分得很清楚,每個階級各有規範,在階級內達到的成就,可以獲得階級內整體的認可。關於這點,中國就很不一樣,中國是往科舉當官的方向走,只有讀書當官才叫成就,但日本的階級分得清楚,能當官的只有武士──而且不是所有武士都可以當官,下級武士只能當兵。這樣一來反而有它的好處,譬如在商人階級裡,可以靠努力變成頂級商人,而農民慢慢努力,也可以變成地主──雖然非常罕見。這種多元的成就定義,也使得現代日本能發展出成功的工匠等業種。

整體而言,不只是淨土真宗,日本既有的傳統也具備講究信用與認真的精神:武士強調忠誠,商家製造東西講究信用,農民也一樣,耕種就要努力。這種精神在德川時代就已經顯現出來,與西方近代化的自律精神或基督新教倫理,在某種意義上有所重疊。

韋伯談近代人的自我負責論,重點就在於,人不能自限於神或是傳統。在「傳統型支配」下,權威的正當性來自於古時流傳下來(或祖傳)的統治與權力,人們讓自己受到傳統的拘束,發生什麼問題,就交由傳統權威去決定。轉化到近代以後,也就是在「合法型支配」下,變成要自我負責了。比如在政治上,人們不能再說這是祖法規定的,也不能再說祖宗的法令是不能更改的,而必須自己立法、自己負責,因此才會產生議會制度或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