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文：余英時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緣起

今年（2019）恰逢「五四」運動一百週歲，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紀念之年。我們都知道，「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狹義指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運動；廣義則指一場新思想的運動，當時稱之為「新思潮」或「新文化」。它必須上溯到1917年的新文學運動（白話取代了文言）和《新青年》雜誌所倡導的「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所以狹義的「五四」其實祇是「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一種行動表現，因而必須包括在廣義「五四」之內。我在本文（和〈訪談錄〉中所說的「五四」都指廣義而言。這一點必須先交代清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五四」新文化是我一向重視的一件歷史大事，曾先後多次為文討論。這次百年紀念更激起我對於「五四」的種種反思，其中一部份已見於我和唐小兵教授的訪談錄中。但訪談結束後，我感覺還有不少重要的想法當時沒有機會說出來。（因為訪談只進行了一小時。）現在我想將其中一些想法組織起來，對「五四」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作用，做一次客觀的整體論斷。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我在海外也讀過一些介紹大陸思想動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發表的有關「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訴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評介各種「天下」論述的長文。（《思想》第36號，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證一些大陸來訪者述及的親身觀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

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一傾向使我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民主牆」的作者主要是體制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大字報中批判一黨專政並強烈要求民主，都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可見他們是「為民請命」，而不僅僅是表達了個人的政治思想。「民主牆」的衝擊力在當時是巨大的，引起各國記者的注視和報導，甚至鄧小平在未奪回領導權之前，也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人民用大字報表達不滿的權利是應當尊重的。（按：鄧取得領導權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案的。）所以「民主牆」通過對毛時代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為了挽救這一危機，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虛會」，由即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識形態，為鄧小平改革路線提供正當性。會議的最後成果是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一望可知，這正是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這個新意識形態在「務虛會」之後雖受到廣泛的傳播，但黨內黨外的批評也層出不窮，更由於它過於抽象，完全未能展現黨的最新動向，最後只有不了了之。從1979到1989的十年之間，不斷有人向黨提出新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

這裡有一個不但有趣而且反映當時政治形勢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爆發的瞬間，趙紫陽在和鄧小平的一次對話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權威主義」。趙告訴鄧，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認為，「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必須掃除障礙，保持穩定，必要時不惜採取鐵腕手段……」話猶未畢，鄧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就是這個主張！」（見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0，我在此書〈序〉中特別討論了這一對話。）「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聚談最盛的論題，正是因為它差一點便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多數知識人，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正在發起「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以展開民主運動。「新權威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所得到的，是抨擊遠多於認同，否定遠多於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能提出「不問姓『社』姓『資』的要求」，用避而不談的方式暫時和緩一下意識形態的危機。

上面關於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興起密相關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二者之間的關聯，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五四」新文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處境。概括地說，鄧小平在復出奪權和掌權的過程中（大致是從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識形態以發揮雙重作用：第一、取代華國鋒所繼承的毛澤東路線，這是奪權的先決條件；第二、為他的「改革開放」的新路線提供理論根據，這是強化掌權的精神力量。

上面已經指出，1979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這樣確立的。但是這一「實踐」主義雖然有效地摧毀了華的「凡是」主義（即「凡是毛主席贊成的我們都贊成；凡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都反對。」），卻不足以支持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開放」路線。後來新權威主義也曾得到鄧的擊節稱賞，然而官方始終沒有正式出面宣導過它，其地位還遠在「實踐」主義之下。可見1989年以前鄧在尋求新意識形態這件大事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我們更看到，1989年以後，他竟坦然採取了避而不談的消極態度。為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竟如此困難？讓我從歷史角度稍作推測。

首先我要指出：這十幾年中，「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為「五四」精神的回歸開闢了道路，「五四」時代所強調的普世價值，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觀念，頓時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訪問大陸，正值「思想解放」運動全面展開。當時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讀書無禁區」。這就表示，大批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之內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觸到的黨內人士往往將「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相提並論；並且很有信心地說，這次的「放」決不會落到「陽謀」的下場。我在11月回到美國之後，很快便有「民主牆」的崛起，遠遠超出「思想解放」的範疇了。「五四」精神在為下一段時期演出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