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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余英時: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
臺灣戒嚴時期各種短命的黨外雜誌|Photo Credit: IsaacMao @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現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

現在時移世異,中共官方(不是江個人)便在「中國特色」四個字上大做起新文章來了。這裡用「時移世異」一語是極其認真的。我必須進一步指出為了推拓民主運動,「六四」以前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內或體制外,都同時抱著一種批判中國傳統的意態。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黨天下」的局面是從中國傳統中逐漸演變出來的。當時震動海內外人心的電視紀錄片——《河殤》——便是明證。在這一強大思潮之下,中共不可能以傳統文化為號召。但「六四」之後情況完全改變了,「五四」精神已被徹底地鎮壓了下去。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都被視為是「西方的一套」,如果「搬到」中國來,便「非亂不可」。上面所引鄧小平的話,這時已成為唯一能公開露面的政治語言。這是中共在意識形態的層面回歸中國傳統最好時機,一方面運用民族主義激情以重建政權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則以釜底抽薪方式切斷民主在中國的生命線。

當然,這裡說的「回歸中國傳統」指的僅僅是政治語言,實質的回歸不但不可能,而且中共也根本無此意願。所以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與之相呼應,新編《四書五經語錄》一類古代經典選本也被大量刊行,擺上了千萬黨政幹部案頭。」(見上引梁治平,〈想像天下〉一文,頁159)《四書五經語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是由「中華文化促進會」主持編纂的,號稱「黨政幹部誦讀本」。

這立即使我聯想到六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復興中華文化」的種種活動。蔣介石晚年對《大學》、《中庸》特別加以發揮而集成《科學的學庸》一書。國民黨又建立了「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以推行這一運動,出版了《孔孟學報》和相關叢書(如陳立夫《四書道貫》之類)。國民黨的目標十分明確,即抗拒當時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以《自由中國》為基地的民主運動(見下文)。兩相對照,今天中共「促進中華文化」和國民黨在台灣「復興中華文化」,走的是同一道路,所採用的具體方式也如出一轍,不過先後相距已超過半個世紀了。

在本節開始前,我曾提到,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現在通過以上的歷史探索,我相信我的論斷已得到證實。事實上,梁治平先生提出「官方意識形態的天下主義與其他各種天下論說之間的關係」,便已將這個問題點破了。(見前引文,頁168)澄清了這一關鍵性的問題之後,我願意再回到一些大陸自由派知識人的憂慮:「五四」在今天是不是已經淪落到被普遍否定的境地?我不接受這樣悲觀的看法。

上面已指出,「六四」以後「五四」精神退出了前台,不再公開露面,很少知識人的肯定論述能獲得表達的機會。相反地,否定「五四」則因受到鼓勵而無所不在。攻擊「五四」最力者來自「天下主義」的論客,他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望風而至者時有所見。但作為一個獨特的知識群體,他們其實只代表一種聲音。(詳見梁治平,上引文,頁166-7注236)因此我深信「五四」精神作為一股歷史潛力,它的存在仍是不容忽視的。我希望大陸的自由派知識人不必為最近在種種紀念會上聽到的負面評論而過分為「五四」擔心。最後讓我略述「五四」精神在國民黨政權下的發展,以加強我的論點。

北伐剛剛完成之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便在1927年6月公開宣布「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大綱領,並且進一步強調:「三民主義之外無主義」。(見胡漢民在同年《民國日報》上刊出的兩封信,剪報收在《胡適日記》1927年6月11日條)。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國民黨完全沒有力量推行胡漢民的構想。在大陸上執政二十二年期間(1927-1949),它雖曾一再試圖用種種政治壓迫的手段來加強專制的威權,其結果不僅收效甚微,而且引起社會上普遍的反感。因此學術教育界的批評、青年學生的罷課遊行以及反對團體的組織活動等等,都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就顯示「五四」精神在當時社會上是得到了廣泛支持的。國民黨之所以如此無力,主要是因它並沒有真正將自身建立成蘇聯式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有權力沒收一切私有財產,將人民的生活資料完全控制在黨的手中。當時丁文江說「國民黨的專制是假的」,可謂一語道破。

抗戰勝利之後,內有中共的威脅,外有美國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提前結束「訓政」而進入「憲政」階段。為了爭取社會的廣泛支持,國民黨必須在中共及其同路人之外,尋求其他黨派、學術文化界、「社會賢達」等人的合作。這些人中很多都經過了「五四」的洗禮,基本上認同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例如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其主要起草人之一便是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先生。兩年後(1948)根據憲法而舉行了選舉,國民黨便宣告它所領導的政府已從「一黨專政」轉變為「憲政民主」了。但是這次所謂「選舉」基本上是在執政的國民黨操縱之下進行的,當時輿論往往稱之為「假選舉」。這大概和實況相去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