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運動啟蒙理性的檢討,與反啟蒙思潮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運動啟蒙理性的檢討,與反啟蒙思潮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攝影|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余英時、張灝等對五四啟蒙理性主義的質疑為基礎,本書重申,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傳統,而是受到外來思想刺激而重新評價傳統,亦即透過「他者」來重新建立「自我」,進而創新傳統。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彭小妍

五四啟蒙理性的檢討

近年對五四啟蒙理性主義的反省,首先是1970年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的《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格里德指出,胡適雖以八不主義反古典文學、提倡白話文學,其實他一向將其提倡的文學革命及新文化運動類比為歐洲的文藝復興,目的是讓傳統得到新生;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從未主張徹底打倒傳統。奠基於此,1999年余英時的〈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重申胡適的文藝復興理想。余英時指出,後代認為胡適提倡革命啟蒙運動、主張徹底打倒傳統,其實並非如此。

這種說法,完全出自1930年代共產黨的重新詮釋。緊接共產黨地下組織策劃與執行的1935年一二九學生示威運動之後,1936年共產黨員陳伯達與艾思奇將五四運動詮釋為革命啟蒙運動,以便利用五四遺產來合法化共產黨本身的「新啟蒙運動」與「新理性主義運動」。共產黨雖在1938年前後突然中止新啟蒙運動,其五四啟蒙理性主張逐漸成為後代的主流論述,到1970年代末四人幫垮台後,啟蒙理性主義又浮現。余英時的研究提醒我們,五四的啟蒙論述應重新檢驗。

台灣出版的《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一書重新評價五四的啟蒙論述,對本書的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除了上述余英時的文章,其中張灝的〈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指出,雖然五四的理性主義最顯而易見,但我們必須正視五四浪漫主義的比重。張灝連結五四浪漫精神和烏托邦思想,認為1921年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將浪漫精神轉化為烏托邦思想,表現「生命奮進的宇宙觀,熱情奔放的人生觀,而歸結到一個烏托邦主義的信念」。其文章總結:「在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雙重影響下,五四思想對理性與情感的平衡發展是有相當的自覺」(頁65)。本書透過人生觀論述的跨歐亞連結,引導出五四的唯情與理性辯證,與張灝此文的結論不謀而合。本書顯示,創造社作家的浪漫主義與五四的唯情論者,在理念上是互通聲氣的。

在文學研究方面,現代文學的抒情概念來源有二,一是陳世驤(1912-1971)的〈中國的抒情傳統〉(1971),探討中國從古以來,《詩經》、《楚辭》的抒情傳統;一是捷克學者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的《抒情的與史詩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1980)。晚近王德威的中英文專著《現代抒情傳統四論》(2011)及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一九四九年危機中的現代知識分子及藝術家,2015),討論抒情概念在現代語境中的意義。王企圖在革命啟蒙之外,以「抒情」建構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面向。所謂現代的抒情傳統,與五四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是息息相關的。無獨有偶,陳國球的《結構中國文學傳統》(2011)也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的「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論」。本書說明,此「抒情傳統」不僅是文學、藝術界超越啟蒙理性主義的不絕如縷潮流,更印證了思想界的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

有關五四啟蒙理性的專著有如汗牛充棟,基本的看法不出大陸思想史學者許紀霖2011年《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的意見: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與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啟蒙運動一樣,均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吸收外來思想,照單全收、沒有真正理解,更沒有進入認識論層面。這個論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早在1979年即已提出,其所主張的五四「全盤西化」、「徹底打倒傳統」,學界也是耳熟能詳的;雖然林在《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1988)中修正了這個看法,此書的影響力遠不如前者。

以余英時、張灝等對五四啟蒙理性主義的質疑為基礎,本書重申,五四知識分子並非徹底打倒傳統,而是受到外來思想刺激而重新評價傳統,亦即透過「他者」來重新建立「自我」,進而創新傳統。而且,有別於許紀霖的「拿來主義」說法,本書顯示,五四時期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正是從認識論層面批判啟蒙理性主義。許紀霖所謂的「反啟蒙」是對「保守主義」者的批判,認為保守主義者對抗啟蒙理性主義,是逆勢而行的失敗者。本書則認為反啟蒙論述主張唯情論及情感啟蒙,對主智的啟蒙理性主義提出質疑。唯情論者從認識論探討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深究哲學的目的究竟是探討人生問題,還是專注偏向理性主義的論理層次——對人生觀派而言,從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以自我來給予世界秩序,哲學逐漸走上了認知科學的道路,失去了古希臘哲學對人生的關注。

五四時期的啟蒙與反啟蒙論述,毋庸贅言,延續了晚清維新主義者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在思想上所展現的現代性與傳統的緊張關係。根據林少陽的研究,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受到章太炎及尼采的影響,其早期作品發表於《河南》月刊,如〈人之歷史〉(1907)、〈科學史教篇〉(1907)、〈摩羅詩力說〉(1908)、〈科學史教篇〉(1908)、〈文化偏至論〉(1908)、〈破惡聲論〉(1908),透露對啟蒙理性主義及進步主義的懷疑,「有著明顯的反啟蒙主義色彩」(390)。魯迅批判「以科學為主義者」(387),〈破惡聲論〉認為啟蒙主義者「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388)。

魯迅致力探討非理性的力量,例如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認為「迷信可存」,而其宗教概念指的是「哲學上形而上的思考」(頁393)。受到歐洲浪漫派影響,魯迅稱許「藝文思理」(意指藝文的美及感性能崇大「人的思理」,見下文),並推崇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之「情愫」(頁411)。如仔細閱讀〈摩羅詩力說〉,尤能見魯迅對人文力量之推崇與對歐洲浪漫主義之鍾情,文中曰:「蓋人文之遺留後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頁63);「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以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頁69);「蓋世界大文,無不能啟人生之閟機,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所不能言者。所謂閟機,即人生之誠理是已」(頁71-72)。也就是說,只有文學才能直觀事理的法則,開啟人生的奧祕,科學則有所不逮。魯迅稱許浪漫派詩人裴倫(即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以「全心全情感全意志,與多量之精神而成詩」(頁82),氣魄軒昂,不囿於凡夫俗輩的批評。清末反啟蒙思潮的湧現,是值得探究的題目。

本書探討的範圍主要涵蓋1910年代的美育運動及1920年代「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此階段參與唯情論及情感啟蒙的知識分子都是人生觀派。他們不但中國傳統學術根柢深厚,對西方哲學傳統更是如數家珍,領導人物如蔡元培、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等均曾旅居或留學日本,對日本學術相當熟悉。人生觀派在東西方哲學的跨文化批判上,做過系統性的努力;透過唯情論,人生觀派連結了西方與中國傳統中的反理性主義思想。然而,由於五四啟蒙理性研究一向為學界主流,當年許多有關情感啟蒙論述的出版品都被遺忘了。如果只以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報刊刊載的論爭文字做探討材料,實難以超越目前的主流研究。本書則挖掘並爬梳當時有關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罕見期刊如《美育》,及被忽略的論著如《唯情哲學》等,還原當時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為展現五四時期反啟蒙論述的跨歐亞連結,並深化五四啟蒙論述的複雜性。

反啟蒙思潮

反啟蒙思潮對理性主義的批判,周而復始,早在歐洲啟蒙時期即已出現。眾所周知,笛卡兒1637年的「我思故我在」名言,為啟蒙理性做了典範性的注腳。到了休姆於1739至1740年出版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則強調情感(passions)的力量,認為「理性(reason)充其量只不過是情感的奴隸」1750年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認為藝術與科學皆為腐蝕道德的人為規範,應遵從良知與自然的呼喚;盧梭主張的情感教育,對後世影響重大26。五四的唯情與理性辯證,不僅回溯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啟蒙論述,亦呼應古希臘「形上學」(五四時期亦譯為「玄學」)以生命為本的倫理態度。人生觀派知識分子十分關注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直覺說,從中國傳統中尋找對應的思想來理解並批判之,認為明代陳白沙的「明」與「覺」的工夫以及王陽明的「良知」(即真情、直覺),是一元的,與陸王心學派的「心即理」哲學命題相通;而柏格森認為「直覺」無法取代「理智」,落入二元思考的架構。

事實上,從歐洲啟蒙時期以來,反啟蒙理性思潮不絕如縷。十八世紀有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聖西蒙(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與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一戰前後有對五四時期影響深遠的柏格森與倭依鏗,二戰後法蘭克福學派以非理性對抗啟蒙理性。德勒茲的情動力理論在今天國際學界更是如日中天。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德勒茲從斯賓諾莎發展出情動力的概念,認為相較於理性,情動力才是連結、推動、轉變、塑造生命的力量,人生哲學儼然又重新獲得關注。晚近李澤厚發展「情本體」論,也是典型的例證。五四時期的人生觀派雖然一直被視為維護傳統的保守派,但他們連結跨歐亞的反啟蒙論述,企圖為傳統尋找現世意義的努力,更貼近今天以非理性為首的西方學術流派。李澤厚雖未深入探討,但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一個簡短段落中明確指出:

如果純從學術角度看,玄學派所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某些(只是某些)基本論斷,例如認為科學並不能解決人生的問題,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有根本區別,心理、生物特別是歷史、社會領域與無機世界的因果領域有性質的不同,以及對非理性因素的重視和強調等等,比起科學派雖樂觀卻簡單的決定論的論點論證要遠為深刻,它更符合於二十世紀的思潮。(頁58)

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對當時及後來學界均影響深遠,例如在文學上「創造社」等浪漫派對情感的謳歌,以及思想界新儒家的成立。對啟蒙理性主義的不信任,是西方批判理論哲學家的特色,如勞思光說:「你們都知道critical theory〔批判理論〕所批判的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特色之一就是特別強調理性思考。不管早年的阿多諾或者是後來在法蘭克福學派以外的那些批判啟蒙運動的人,像德里達(Derrida)、傅科(Foucault),他們都有一共同點,就是對理性的不信任(mistrust in Reason)」(xviii-xix)。由李明輝的研究可一窺新儒家與五四人生觀派的關聯:「當代新儒家並不反對科學,但一貫批判科學主義」(scientism),從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科玄論戰中的張君勱,及稍後的牟宗三均如此(頁18)。

李也指出在西方哲學,繼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繼續深入批判西方世界中的科學主義及西方工業社會底意識形態」(頁19)。李並認為「近代西方社會之『理性化』原係孕育於西方啟蒙運動中的理性精神,其結果卻成了理性之否定」,指的是霍克海默(Marx Horkheimer)及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合著《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7)以及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他們認為現代西方工業社會過度強調「技術合理性」,結果造成了「單向度的哲學」與「單向度的社會」(頁20)。本書顯示,五四人生觀派在批判啟蒙理性主義的同時,提出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這是五四研究界及思想史、哲學界較少關注的課題。

相關書摘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唯情論與與啟蒙理性,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聯經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彭小妍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getImage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人文』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