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五四運動100週年，余英時：把共產黨當作賺錢的地方，對台灣相當危險

今（4）日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不過台灣和中國卻有不同的紀念方式，中共日前在紀念大會上將五四的核心精神詮釋為「愛黨愛國」，並呼籲中國青年要「熱愛祖國、跟黨走」，台灣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則表示，「民主跟科學是相關聯的，但都不是共產黨要的。共產黨要的是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因為共產黨的真理觀念是為黨服務。」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但也包括了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示威遊行、罷課、罷工等行動。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而當時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引發國人極度不滿。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那時候的知識界和學生也反思及批判華夏傳統文化，呼籲追隨「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的英文「Science」），探索強國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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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學生領袖包含陳獨秀、張國燾、李大釗等人，都是創建共產黨的元老級人物，因此五四運動對於中共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思想指標，今年是100週年，中共官方從4月開始就展開一系列活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選在百年前夕發表公開談話，強調「五四運動的核心就是愛國主義。」習近平還引用孫中山的話，講新時代中國青年「要知道怎麼樣愛國」，在逾7000字的演講裡，「愛國」一詞被提了18次。（習近平談話全文）

「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

不過，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表示，在談「愛國」之前，必須要先討論「國是什麼」。她認為，國可以是指人民、文化傳統、吾鄉吾土或是國家機器、政治工具，但「國」的定義在中國相當曖昧。她表示，任何形式的愛都不能帶有強迫成分。

中國學界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在這2、3年來有更多討論，但也出現分歧。郭于華觀察，之前學界普遍認為五四運動是「思想啟蒙」，但近來另一派意見開始反思五四運動，並傾向認為這是一場極端、倡導革命意識、徹底否定傳統價值的運動，且這種聲音越來越大。

此外，在五四前夕，當年作為學運中堅分子的北京大學學生，於4月29日傳出6名北大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蹤，《有線中國組》報導，前會長邱占萱在失蹤前留下「絕筆信」，表示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爭取翻身得解放，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相信正義的青年最終都會走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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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含「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內的海內外中國異議人士，於4月發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反對習近平當「21世紀中國的新皇帝」，王丹表示，中共修憲宛如帝制復辟，身為知識分子必須站出來喚起年輕一代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化發展提供文化基礎。

余英時：把共產黨當作可以賺錢的地方，對台灣相當危險

而台灣的執政黨發表聲明指出，發跡於「五四運動」進步價值的中國共產黨，刻意簡化「五四運動」為「愛黨愛國」的民族主義訴求，避談當年中國青年反抗傳統權威、塑造獨立思想人格，和追求民主、科學的呼聲。中共應當放棄極權手段，停止壓迫人民。

中華文化總會也在（3）日舉辦「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反思圓桌論壇」，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致詞時提出對兩岸發展的觀察，他指出，中國如今已背離五四精神，對外輸出強國的中國模式引發相關國家的憂慮和警覺，對內更不斷削弱公民社會的自主性，根源就是欠缺民主理念，整個中國遍尋不著真正的「德先生與賽先生」身影。

人在美國的史學大家、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也特別錄製了一段影片發表談話，他強調，若台灣沒有意識到中共政權的威脅，單純認為那只是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那便相當危險。

對於中國的五四精神發展，余英時說：「民主跟科學是相關聯的，要想民主不能沒有自由言論，而自由言論、行動、組織都是科學需要的，科學如果不自由根本就不能研究，但這兩者如今都不是共產黨要的。共產黨要的是控制人的技術，而不是真正研究知識，因為共產黨的真理觀念是為黨服務。因此共產黨不可能慶祝民主、自由，也不可能慶祝民主與科學，只能提倡愛國主義，而愛國主義最後目標就是愛黨。」

「最近共產黨還有一個新的制度，在所有的大學裡都成立學生委員會，委員會的目的就是控制教師，教師在課堂上講什麼話、有什麼問題都要向黨報告，所以沒有人可以講反對政府的話，而且講堂上一定有錄音，換句話說，現在教師人人自危，都怕萬一說錯話，生活就發生問題，共產黨現在對所有知識界的人都用一個辦法控制，就是你吃我的飯，你離開我的黨就沒有飯吃、沒地方吃飯，這是習近平治下，跟五四完全相反的地方。」

談到台灣的民主發展，余英時則表示：「我所接觸到的大陸自由派人士都希望台灣能保持民主制度，作為將來大陸發展的可能方向，如果這個東西不能保持的話，大陸知識分子就覺得很危險，使得中國人會相信中國不能再搞民主。而台灣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很大的成績是從五四來的。」

余英時也提到，「台灣因為對共產黨不了解，一般人現在想到的是共產黨很有錢，我們為了要賺錢，必須跟共產黨妥協，那就看你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如果妥協到政治上都不顧的話，那我想台灣將來會變第二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