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碰撞徵稿】「伊斯蘭恐懼症」的幽靈如何形成?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反思

【信仰碰撞徵稿】「伊斯蘭恐懼症」的幽靈如何形成?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反思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馬來西亞,中文使用者的「伊斯蘭恐懼症」仍未散去,過去我也鮮少接觸穆斯林或伊斯蘭相關的媒體、書籍。這或許肇因於我相對單一同質的生活圈。即使我們名義上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下生活,視野亦未見開拓。

文:李烈寬(馬來西亞留台生)

從約莫清晨五、六點開始,一陣嘹亮的唱誦聲響徹破曉時分的社區。隨後的一整天,大概隔幾個小時便再次響起同樣的唱誦,直到入夜,周而復始。這是伴隨我在馬來西亞二十年生活的聽覺記憶,更是許多馬來西亞人日常生活中從不缺席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佔人口大多數、伊斯蘭為官方宗教的馬來西亞,喚拜(阿拉伯語:adhān, أذان)僅是眾多無處不在的伊斯蘭事物之一。換言之,在馬來西亞,伊斯蘭對非穆斯林而言也絕不陌生:齋戒月、開齋節、不吃豬肉、食品包裝上清真認證(halāl, حلال)的標誌(儘管身邊仍有許多人對「清真」的認知僅限於不含豬肉、豬油成分)⋯⋯

但這是否意味著非穆斯林對伊斯蘭有足夠的、準確的認識?就筆者的生活經驗而言,並不盡然。一般坊間談及伊斯蘭,不外乎裹頭巾、聖戰士、伊斯蘭法、一夫多妻、政教合一、恐怖襲擊等關鍵字。而中文媒體、網路評論亦時不時用保守、野蠻、激進、甚至淫亂之類聳動的字眼,好似伊斯蘭總扯不上好事一樣。更甚者,馬來西亞的中文媒體網頁,但凡出現中東哪個國家發生恐怖襲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又在屯墾區內被以色列國防軍打死、或是一整船羅興亞難民偷渡到哪個國家的岸上等新聞,都可見留言區裡充斥著「恐怖分子」、「落後保守」、「野蠻宗教」等字句。大家甚至不需要去判斷事件到底與所謂「伊斯蘭」信仰有什麼樣的關聯,而是看到黑影就開槍。看來,「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的幽靈離散去的一天似乎還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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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早年對伊斯蘭的認知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的。這當中充滿著各種來自家人、長輩、朋友、師長、中文媒體、書籍似是而非、有時甚至說法各異的敘述、想像──它是那麼的神秘而又難以捉摸。

即便在馬來西亞,我也鮮少實際接觸穆斯林或是伊斯蘭相關的媒體、書籍。這或許肇因於我相對單一、同質的生活圈和教育環境(華文小學、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即使我們名義上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下生活,視野亦未見開拓。而實際上,與我相同成長、教育背景者,其中、小學階段中長期生活在同質的「舒適圈」者亦大有人在。

一直到上大學主修歷史與阿拉伯語,筆者才有機會更系統、更完整地認識伊斯蘭的「神聖語言」阿拉伯語,以及伊斯蘭的起源與發展歷史。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筆者開始意識到:我過去所接收到的資訊和某些認知存在著許多謬誤。當然,某些認知或評價也並非百分之百錯誤或是空穴來風。若要準確點說,或許是被過度簡化、誤讀,然後以訛傳訛。

比如說:《古蘭經》(al-Quran)中的確談及了在平等對待之原則下,穆斯林男士可有限制地娶四名妻子;聖戰(jihād,更準確應翻作「奮鬥」,strive)並非單指對異教徒的軍事行為,其意義乃更為「為主道而奮鬥」;而「政教合一」更是在近現代西方現代化、政教分離的思潮框架下所定義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Medina)創立的社群(ummah),便是將信仰和政治實踐緊密結合的共同體⋯⋯凡此種種,的確是筆者在中、小學教育中較少接觸的。

然而,即便我們嘗試一一解釋所有誤解,要接近真實的伊斯蘭也不容易。舉個例子,作為「全然生活之道」的伊斯蘭,許多教義、觀念,或是大大小小的生活規範,特別當涉及包羅萬象的伊斯蘭法學(Islamic jurisprudence)概念時,不僅要考慮不同法學派(madhhab)對作為基礎法源的《古蘭經》、聖訓(hadīth)的不同解讀,更要考慮這些概念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穆斯林政權,如何因應不同的需求(如19世紀起,西方強權、西方價值觀的挑戰)而產生了轉變,更何況作為伊斯蘭思想指導泉源的《古蘭經》和聖訓的解讀本身就是一門艱深、充滿爭議的學問。

晦澀難懂的經典、極其廣泛的分佈、複雜多變的形式、深厚久遠的歷史底蘊,加上因時代、地域不同所造成的價值觀差異,使我們更輕易地去貼標籤,也加深了理解伊斯蘭的難度。簡而言之,伊斯蘭作為擁有遍佈各地近十六億信徒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確實相當複雜。

阿克薩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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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非穆斯林,我們需要了解伊斯蘭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有益於我們與穆斯林真正和諧、對等地相處?或更甚者,幫助我們面對當代世界的種種分歧?坦白說,筆者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可以確定的是,未經批判思考檢驗的刻板印象,甚至惡質的、歧視性的言論攻擊絕對有害無益。

這聽起來是一般人常理所及,而尊重、友善、包容也看似普世價值,無需多言。然而這就代表刻板印象、歧視性言論變少了嗎?誠如前文所述,從當今媒體的閱聽人的反應中,似乎可以觀察出有悖於所謂普世價值的現象。而當今速食化、去脈絡化的資訊媒體形態更助長了上述現象。人們對閱讀長篇論述、考證事實、辨析資訊可信度沒多大興趣。另一方面,我們對伊斯蘭世界、中東局勢等的認知,也往往建構於西方學術界和媒體的話語之上;我們接受西方「科學」、「文明」、「進步」、「世俗」等價值觀,我們更傾向於相信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這便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西方霸權。話語權被某一方壟斷,弱勢的一方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

行文至此,筆者亦開始反思過去的生活經驗和教育。筆者以往接受的是用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中、小學教育,似乎對伊斯蘭的教義、歷史著墨偏少。特別是中學時期接觸的獨中歷史教材,在介紹伊斯蘭相關歷史方面更是嚴重缺乏,與國中教材相形見絀。當然,這還牽涉到校方課程安排、教師專業能力、學校的語言文化環境等多個面向。

無論如何,從上述歷史教育的層面來看,伊斯蘭在獨立中學歷史教育中的缺席,似乎構成獨中教育下華人群體對伊斯蘭認識有限的部分原因。在相對同質的學習環境以及繁重的課業壓力下,學生並未養成真正多元的視野,也難以接觸不同的群體、語言、價值觀,遑論主動探索伊斯蘭的知識。在面對相關議題時,亦僅能跟隨主流的、片面的資訊。

當然,筆者個人經驗能有多少代表性、足不足夠描述一種普遍現象尚有討論空間。但是從上述網路、媒體、坊間不絕於耳的話語中,足見情況並非一片太平,甚至談不上樂觀。馬來西亞時事評論員莊仁傑曾在《東方日報》發表社評〈大馬華人的種族沙文主義〉,批評馬來西亞華人常帶著種族沙文主義的眼光去看待、評價甚至矮化他族。雖然文中批判由「種族」角度切入,但仍能在此予以我們重大的啟示:馬來西亞華人在批判伊斯蘭、談論穆斯林時,是否也不自覺地帶著類似的沙文主義眼光?

我想,身為馬來西亞的一份子,若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多元共生,並繼續引以為傲,我們都必須更虛心、更開放地去了解包括伊斯蘭在內的各種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文化、信仰、語言。至少,當談論起伊斯蘭時,不再只是隨口說出裹頭巾、濫殺、淫亂、保守、恐怖襲擊⋯⋯。

參考資料

  1. 大馬華人的種族沙文主義〉,《東方日報》,2018年7月24日
  2. 萊思麗・海澤爾頓著,夏莫譯,《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台北:八旗文化,2017。
  3. 蔡源林,《伊斯蘭、現代性與後殖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4. 卡蘿・希倫布蘭德著,何修瑜譯,《伊斯蘭新史》,台北:貓頭鷹出版,2018。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