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與好台劇的距離，真的沒那麼遠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勇敢的事情，就是挑了一個大家都會有感覺，但卻一定感覺不良好的題材來開展故事⋯用五個家庭，上下三代，總共20位角色的龐大陣容，交織成一個有著化學作用的社群，試圖近距離描繪出這個故事中的眾生相。
2019公視旗艦大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全10集已經在4月21日播畢，並且成功的在各媒體平台帶起討論，目前在Catchplay、公視PLUS平台仍提供免費或付費的隨選即看服務，也維繫了本劇的熱度不綴。就連平常不太關心友台戲劇節目的電子媒體也不惜搶快爆雷，只為刷一波存在感。那種感覺就好像看電影時旁邊坐了個無事忙，一定要搶先1秒告訴你下一個動作一樣，其中深藏的集體焦慮和無力感，不言可喻。
很巧的，電子媒體顧不得職業尊嚴，未求證事實就大肆報導的秀下限演出，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集裡就再現給我們看了，一開局就用寫實的力道對觀眾出了一記直拳，震撼了螢幕前，之後的每一集開場都以一則對台灣觀眾來說再日常不過的電視新聞，加上網路上鄉民們不負責任的言論來破題，鄉民的正義雖然不是什麼新鮮話題，但透過每一集的片頭，我們一再被質問著：電視、網路消息看到早就麻痺的你我，還有多少溫柔去對待自己所處的這個社會？
我們與好台劇的距離：真的，沒那麼遠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勇敢的事情，就是挑了一個大家都會有感覺，但卻一定感覺不良好的題材來開展故事。影視作品願意正面面對社會議題固然是勇敢的創作態度，但要能有勇又有謀，更是考驗整個團隊從前置研究、題材開發到拍攝執行、發行與行銷的合作無間。
而且本劇還開了一個相當大的敘事規格，用五個家庭，上下三代，總共20位角色的龐大陣容，交織成一個有著化學作用的社群，試圖近距離描繪出這個故事中的眾生相。這五個家庭包含品味新聞台副總監宋喬安的受害者家庭（也是一個媒體家庭）、新聞編輯李大芝及其父母的加害者家屬、王赦夫妻和娘家爸媽的法扶律師家庭、應思悅姐弟和再婚父母的精障患者家庭，以及喬安親妹妹喬平夫妻的精神科臨床工作者家庭。
每一個家庭都有他們必須面對的內部問題，也至少與其他兩個家庭有著或親情、或工作、或理想、或租屋等生活上的深刻連結，組成一張既繁雜又貼近你我生活，且註定會發生很多衝突矛盾的故事網。
整個故事從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兩年後說起，在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抑鬱的創傷狀態中開展，一面理清人物關係拉出敘事線，一面用洗練的筆觸點出每個家庭中一觸即發的衝突。一開始，本劇的戲劇節奏就快得驚人，在每一個畫面裡都蘊含龐大訊息量。精心設計的場景細節，讓生活在其中的角色們既富有生活感，又不至於寫實到失去商業戲劇應有的聚焦力，無論是對話或情節的鋪陳都足以重看再三，故事能量飽滿且流暢，令人直想起那些年我們一起讚聲過的歐美劇。
經過了家庭的變化與角色內心的掙扎，在劇集的後半段，節奏緩了下來，面對自己瀕臨崩毀的世界，角色們開始扭轉現狀，自助助人。甚至到了最後結局，他們除了長出力量繼續踏出步伐改變人生，也試圖改變外在社會。
長久以來，台灣的電視劇在不斷降低成本的趨勢中，已經一輪又一輪的形成既有獲利模式和敘事步數，務求以最精簡的成本拍出最煽情的效果，內容水平的崩壞已不是一天兩天，除了讓產業出現人才斷層，也讓一齣台灣自產的好戲成為觀眾想都不敢想的奢求。
而近幾年公共電視、植劇場等在電視劇上的不斷嘗試有如投石入池，泛出陣陣漣漪，到了《我們與惡的距離》更像池心開出極盛之花，即便在戲裡還是難免有值得雞蛋裡挑骨頭之處，但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已經讓我們看見一齣好台劇與我們的距離，不再像想像中那麼遙遠。
雖然我跟許多人一樣，認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半段的故事似乎是太想馬上和解、太想立即療癒，卻缺乏有效的說服力，忽略了前幾集費力鋪陳的大環境，不管是媒體受制於廣告主的無解現狀，同行不顧職業操守的惡性競爭，或者是政府只想快點槍決人犯假裝善惡有報歲月靜好的消極態度，在劇末都沒有得到一點曙光，使得加害者家屬和被害者家屬們相濡以沫的溫情終不免流於天真突兀。但是再次重看整齣劇集，或許這個架構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
當我們與惡都同在一起，有沒有一個同體大悲的可能？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的20位角色之間，最核心的力量與牽絆就是家庭，無一例外，即便是應思悅和李大芝的關係也被描寫的如同家人一樣堅定，毫無利害衝突，對彼此也沒有一絲的懷疑。整個故事集中火力在「家」這個社會組成的基本單位中，所有主要角色都必須面對創傷後家庭崩解的重大危機，他們的救贖也建立在家庭關係的修補上。
本劇鮮少提到宗教、同儕（宋喬安的老同事廖紐世大概是角色中唯一非來自家庭，並給出同儕力量的角色）、愛情等其他形式的正向力量，使得故事裡的人際關係感覺好像少了點什麼，但又無從說起，整體滿溢著偉大家庭的光輝（請看看劇中多場家人一同用餐的場景）。雖然本劇討論了人是多麼容易被自己的偏見、恐懼、自私、仇恨所宰制，但這些畢竟都是過場，終究他們對家庭的執念會戰勝脆弱的內心。縱然本劇觸碰了「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這個子題，但是僅止於此，本劇不討論有選擇的惡以及惡的辯證，也顯然無意處理更龐大複雜的體制、社會結構、產業體質等課題。
這樣的溫情基調從角色的配置中也得到了呼應。女性在《我們與惡》的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劇中所出現的兩位法官是女性（一位是本劇編劇呂蒔媛客串，另一位是徐譽庭導演客串）、一駿任職的醫院院長是女性（由嚴藝文客串），這些看似有決定權的女性，其實只是在體制內更高層級結構下的溝通者，這或許也暗示了本作的自我定位。
本作中的女性角色眾多，面向也十分豐富細膩，是我認為本劇最厲害的看點。即使不是主要角色，《我們與惡》也努力的鋪陳出家庭成員的立體輪廓，有像王赦岳母那樣活菩薩般慷慨且溫柔支持著女兒婚姻的企業家母親；也有像李大芝的母親那樣出身寒微、痛苦而堅強的角色－是她把頹喪了兩年的曉文拖出去改了一個氣勢十足的名字並趕出家門要她重新開始，她是這個家最能看透生之苦而務實走下去的力量。
而主要角色就更不用說了，本劇中最大的太陽——曾沛慈飾演的創業青年應思悅，一手展開翅膀保護所有想要保護的人，一肩扛起一個家。與此對比，新聞台主管宋喬安就像是月亮，工作時嚴格苛刻，虐己虐人，深夜裡在喪子的幽谷中徘徊。但是宋喬安（賈靜雯飾）旁觀他人的眼神隨著劇情的推進而逐漸柔軟，少了非黑即白的即時判斷，多了觀察、理解和包容，最終與整個故事的企圖匯流。《我們與惡》中的女性，或說母性的力量，在現今的台劇環境中可說是枝繁葉茂，盛況空前。
這群女性角色也讓整個故事沐浴在一種溫柔的明亮中，緩和了悲傷與憤怒，或許對某些觀眾來說結局確實是少了一些批判力道，卻也磨掉了一些尖銳，以柔軟且悲憫的眼光來凝視這些在他人惡意中載浮載沉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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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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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