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霸王硬上弓,談政治還有用嗎?——超越時空的抗命者

政府霸王硬上弓,談政治還有用嗎?——超越時空的抗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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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入獄的他們,絕非「被體制唾棄的石頭」,就像我們至今仍記得那些五四以降,在爭取民主的那些路上,啟蒙過我們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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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竹葉三郎(文字耕作者,透過寫作重新發現)

最近,陳健民教授發表了〈獄中書簡〉,裡面提到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讓我想起五四運動、六四民運,甚至雨傘革命的傳承。身邊有些朋友,在雨傘一役以後,都決定不再參與政治運動了,最近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一次都沒有去。他們覺得「灰機」、覺得「沒用」。「花時間談論政治幹嘛?香港政府咪又係一樣『霸王硬上弓』!」談論政治,談論人權與公義,真的沒有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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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Vincent Yu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一些學者(比如說陳平原教授)曾提到關於五四的「重構」。每個時代,在詮釋五四之時,其實都無可避免的會「滲入了自己時代的課題和答案」,因為五四運動,其實是一條不斷喚醒每一代人「主體性」(例如:個人權利、自由意志、批判思考等等)的「啟蒙鏈條」。每一次,當我們談論過去——談蘇格拉底的從容就義、談奴隸制的廢除,談文革的荒謬,談六四的犧牲,便印證了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那句著名的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在中國內地,當六四「被消失」,只有紀念五四作為一種「大肆宣揚」的「傳統」,它之作為「傳統」的意義,便在於一次又一次的「審視當下那些想當然的傳統」。五四運動的本質,就如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一書所提及的那種「新的人生哲學」:那是不專恃權威的,我們要以理智來審察現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條件。「權威和傳統並不是都要不得,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更要看其「是否合於現代生命的願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動機」。

中國官方不斷地提醒民眾要「愛國、愛黨」,習近平最近的五四演講,更提醒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可是,共產黨創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卻是這樣說的:「愛國主義固然重要,但我們卻不應盲目贊美它,因為儘管它非常重要,也必須在人們意識到國家之目的以後才能引導人們愛國,這一點只有通過理智的作用才能理解。國家之目的是什麼?是『保障權利,共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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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與「幸福」,是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花盡心機,甚至窮畢生之力所探討、所追求的議題。他們談論政治,就是要讓群眾明辨是非,並彰顯公義。多年前,筆者在大學期間,嘗讀龍應台《百年思索》一書,回望辛亥百年以後的中國,民主進程不過「多次輪迴」、「推倒重來」。彼時,更看到陳丹青在《民國是歷史還是現實》的演講中,所提到過的一則評論《建黨偉業》的短訊,裡面寫道:「(在民國時代,)報紙可以私人控股,新聞可以批評政府,大學可以學術獨立,學生可以上街遊行,群眾可以秘密結社,警察不可隨便抓人,權利有邊界,法律有作用,人權有保障,窮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如此景象,對照當年中國,劉曉波因《零八憲章》入獄,不禁生嘆。那時候,我寫了一首詩,名之為《曾經為何》,它的內容是這樣的:

燃一根蠟燭
走在無盡的荒漠
對著無垠的夜空
光之所存,暗之所滅。同時
光去,暗來
風吞噬了燭火。邪聲呼呼
呼來塵沙共謀,掩了足跡——

當時,筆者的沮喪,彷如現今之「傘後世代」,充滿無力感。然而,面對意識形態的霸權、面對現實之不如理想,難道就要輕易地灰心喪志,心甘情願的成為「佛系」一員,並「主動地」投入「犬儒主義」的懷抱?林榮基離開香港,乃是出於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他被中共通輯,回港以後,縱被人跟蹤,縱有所恐懼,亦盡了他沉重的責任,發聲多時。臨別之際,他說了一句:「不是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有希望。」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牽涉到輿論作為「第四權」對政府的監督,它連帶的效應,關乎香港的言論自由。

陳健民教授身處獄中,仍視「每一天被關在囚牢,都是在控訴這個不義的政權」,更何況至今仍能夠發聲的我們?自暴自棄、放棄追求,可以有千萬種理由,不差一役「運動失敗」作為藉口,因為放遠來看——每個人亦終有一死,太陽系還是要毀滅——那不是更令人絕望、沮喪嗎?但我們可會因此而墮落?世世代代,多少人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文化、哲學、藝術、宗教而獻身,「煞有介事(木心語)」地奮鬥著。木心此話,可不是諷刺之語,因為他在文革期間因言入獄,在獄中,仍會問獄卒拿來紙筆,偷偷寫作。木心的《獄中筆記》,是自由意志的體現,就如陳健民老師如今所寫的《獄中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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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中,特別提到柏格森(Bergson)的「生力(Élan vital)」,並引伸此概念至每個人的「人生觀」,說道:「生命是創造的活動(creative activity),而意志就是生命的創造力(creativity)……舉粗淺一點的例子來講,一個人自己不要活,醫生難道有什麼辦法。醫生還能夠告訴你,一個病人自己求生的意志,對他醫療上是怎麼一種幫助。」

《新人生觀》其實是羅家倫後來作為中央大學校長在抗戰期間的演講集。在講座中,他告誡那些面對戰爭而徬徨的人們:「雖然遇着過人之中有壞的,但是不能對於『人類』無信心;雖然目擊強暴,不能對於『公理』無信心;雖然知道有惡,不能對於『善』無信心;雖然看見有醜,不能對於『美』無信心;雖然認識有假,不能對於『真』無信心。我們要相信人類是要向上的,是可以進步的,我們的理想是可以達到的,我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因為宇宙是人生的本體,是真實的。」逆境來了的時候,人生,好比監獄、就是監獄,但回顧歷史,多少人沒有放棄。

宇宙是一個「四維時空連續統」,我們的大環境,亦一直受信念而衍生出來的種種實踐所影響。民主的土壤是廣闊的,不論是耕種的範圍上,抑或是栽種的形式上,因為它不是一時的事。議會上的民主派議員,為了抵抗惡法,仍在抗爭。為什麼他們沒有放棄?為什麼不乾脆放棄?因為過往的歷史先賢,如盧梭、如甘地、如曼德拉⋯⋯甚至我們在雨傘運動中所捍衛的種種價值,是十方一念,也是一念十方。

佔中七子判刑當晚,筆者在讀畢朱耀明牧師的《敲鐘者言》後,當即寫了以下一首新詩,名為《我即我們——敬朱耀明牧師》:

推土機前種花
花長於泥
也必萎於泥
這是一場
永恆的宿命

他在推土機前種花
他說
他種的不是花
他種的
是記憶之必要

於是
泥不再是泥
花也不再是花

那是一顆種子
植根心田
使遍地開花

入獄的他們,絕非「被體制唾棄的石頭」,就像我們至今仍記得那些五四以降,在爭取民主的那些路上,啟蒙過我們的「他們」。民權運動是跨時空的,每個人都可以盡己之力,在各自的範疇,做點什麼,哪怕遇著什麼。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姑且以此詩作結。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超越時空的抗命者——應陳健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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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鄭家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