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中國》:中國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廣東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說起

《尋租中國》:中國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廣東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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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分美國或中國,都一致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路上,台灣人和台商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然而不論是所謂的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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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介民(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

然而,台商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牽涉海峽兩岸各自的歷史進程與身分政治,更涉及對發展與分配的價值判斷,因此多年來一直「說不清」,甚至「不可說」。從中國政府角度,過度讚揚台商對中國經濟之「貢獻」,有失「顏面」。從台灣角度,對「威權發展主義」採取批判者,不會聚焦於「貢獻」,而著重分配與剝削。對台灣,台商的政治效應更不容易分析,畢竟台商這個集合名詞承載了負荷過重的意義,「奇美」、「旺旺」、「頂新」、「台積電」、「聯電」、「鴻海」等等,各自攜帶著差異的政治想像。西進的台商作為「傳統產業」或「高科技產業」,更被賦予迥異的工業價值標籤。

然而,所謂傳統產業在過去三十年則已歷經明顯的升級轉型。

一、台商之謎

2018年4月10日,一年一度博鰲亞洲論壇大戲上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躊躇滿志地宣告:「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習近平在忙碌行程中,抽出十分鐘接見台商代表,根據《中國時報》報導,他向台商喊話,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功勞簿上要記上我們台胞、台企」,但他也要求台灣工商界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堅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肯定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同時語帶警示,要台灣資本家們與北京同一戰線,加入「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隊伍。習近平的弦外之音是: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道路上,台商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但這句潛台詞不能說破。

2014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占領運動,矛頭指向國共合作的產物「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攪亂了北京的「對台路線圖」。同月,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賽默(John Mearsheimer)發表〈跟台灣說再見〉,從現實主義角度,預測崛起的中國終將成為東亞霸權,足以排除美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進而兼併台灣;雖然不在今天、明年或未來幾年內完成,但終究會在幾十年內發生。為何中國可以在短期間內經濟崛起?一個關鍵因素是:「台灣與中國發展經貿,幫助中國成為經濟強權,台灣因此協助製造了一個急遽發育的巨人,這個巨人抱持修改國際現狀的目標,包括終結台灣的獨立狀態,並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總之,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台灣不止是個難題,它還是個夢魘。」(Mearsheimer,2014

習近平和米爾賽默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容或南轅北轍,但兩者之間卻對台灣經濟功能的判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同意,台灣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台商協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其結果是中國大幅增強了兼併台灣的國力,對北京而言,這是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大步;但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中國崛起與兼併台灣的企圖,卻是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來源。

究竟,台商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

四十年前,當中共在摸索對外開放道路時,曾將台灣當作學習模仿對象,看中台灣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中國決策者當初設定的廣東創匯目標,今天回顧宛如「小打小鬧」,目標早已提前達成。不過,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只能勉強達成貿易平衡,仍是一個外匯短缺的國家。但在短短十年間,中國外貿大幅出超,外匯儲備劇增,已將台灣拋在腦後。然而,真實故事遠比這段敘述複雜。

作者將解析台商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搭橋,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中國政府牢牢掌握這個機運,藉著全球價值鏈的移入,順勢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汲取豐厚的經濟剩餘,累積外匯儲備,推動經濟與軍事現代化。本書經驗分析聚焦於: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體制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的歷史性階段,從197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段發展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延伸討論中國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的產業轉型策略,連帶論及對外資與台商所帶來的影響。

早期,傳統產業台商跟隨港商腳步進入中國。港台企業帶入資金、技術與市場,中國則提供充沛而低廉的勞動力。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是毛時代的重要遺產。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例如服裝、製鞋、玩具、箱包等日用消費產品,從今天中國發展成果來看毫不起眼,但它們卻曾經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讓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第一桶金」,而且是數量龐大的一桶金。這是本書要講的第一個故事,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起點。

電子代工廠_深圳
Photo Credit:Steve Jurvetson@Wikipedia CC BY 2.0

台商與港商在廣東珠三角,尤其是在深圳與東莞一帶的投資,帶動中國外向型經濟起飛。在製造業領域,台資的重要性很快地超越港資。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台資穿針引線,將中國連結到世界市場。台資協助創造了廣東模式,很快對其他地區啟動「示範作用」,1990年代中期急起直追的長三角地區,不論蘇州模式或昆山模式,都是廣東模式的變奏版。沒有廣東先行一步,就沒有各地區的出口導向發展。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受西方民主國家經濟制裁,處境困難,改革開放陷入停頓。中國為了突破西方封鎖,熱切向「華僑資本」招手,給予特殊優惠待遇。在此中國困難期,許多台商逆向操作,加碼西進,在台灣造成一波沸沸揚揚的「大陸熱」。這一波熱潮,體現這些台商的機會主義式思路,其實也反映當時台灣本身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力。1990年代後期則開始另一波「大陸熱」,資通訊(ICT)產業將裝配線外移到中國沿海地區,從廣東延伸到長三角。台資協助中國打下加工貿易的根基,為世界工廠做好了準備。

中國參加WTO之後,全球外資大量湧入,出口更加暢旺,中國大幅累積外匯儲備。這個階段,台資對中國的作用相形褪色。中國很快進入產業升級壓力期,勞動力成本調升,環保要求也提高,台商隨之面臨去留抉擇,適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催化一波「台商大逃亡」。之後十年,台商在中國的面貌急速改變。

二、中國式剝削

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在一部描寫高跟鞋產業鏈的紀錄片中,設計師說:人們常以為時裝設計是個迷人行業,其實,只有5%是華麗,剩下95%是辛苦勞動。片中台商代工廠老闆抱怨:國際買主要你爬,你就爬;而中國民工拿微薄的工資,哪能穿上這些親手打造的華麗商品?奢華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冷酷的剝削鏈。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在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如中國學者秦暉(2007)所言,中國競爭力倚靠「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指向政治壓迫的制度邏輯,製造出「畸形的效率」。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典型的資本主義剝削情境中,國家放任資本對勞工進行壓榨;但在中國,國家針對勞資關係並非採取放任政策,相反地,國家從一開始便積極介入民工部門,而國家的介入反而確保了資本對勞工的高度剝削。為了探求中國式資本主義剝削的邏輯,作者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理論:中國的國家制度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分等差關係,圍繞著公民身分差序體制,國家建構了二元勞動力市場、最低工資、等差化社會保險方案等制度設計。因此,民工便面臨「雙重剝削」的處境,一方面是典型的來自資本對勞動階級的剝削形式,這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對民工身分的界定,讓企業「合法地」採取次等公民的勞動待遇僱用民工,這是國家制度主導下基於身分而來的剝削。

在中國,全球化力量與中國公民身分差序體制產生共生關係,讓資本得以對民工進行雙重剝削。結果,全球化並沒有緩和原先經濟社會的不平等,反而鞏固另一種不平等體制,創造出「民工」這個新階級。在此脈絡下,當人們思索資本(包括外資與內資)對中國發展所釀生的後果時,必須納入剩餘汲取與經濟分配的視野,同時考慮資本主義剝削的普遍性以及中國特色剝削機制的特殊性。藉此分析視野,我們才能透視台商(外資)、廣東模式與中國發展的連帶關係。

上海馬路股市沙龍  老股民期待翻身(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台商作為全球資本的前鋒,連結中國與世界市場,協助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第一階段的資本積累。借助外資發展出口經濟,中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大國。過去在東亞發展模式中,外資在南韓和台灣並不關鍵。反觀中國,外資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像以往依賴理論所預測,外資導致低度發展的後果,中國不但沒有陷入低度發展,反而很快地鞏固了半邊陲地位,甚至展露挑戰核心國家的強烈企圖心。為何中國可以抵抗「依賴情境」?首先,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共已是一個高度權力集中、強勢控制經濟與社會、具有導引政策能力的政權;並且,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享有顯著影響力。這部國家機器已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因此,當中國再次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中國在地體制能以相當強的國家能力切入全球價值鏈,發揮其能動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與價值鏈鑲嵌的節點上攫取經濟剩餘,並推行產業升級政策,攀爬價值鏈之權力階梯。其次,中國開放外資參與的策略「內外有別」:對於加工出口型的外資,中國的開放性很高;但對於內銷市場型的外資,特別是策略性產業,中國則相當小心,保護國內市場,嚴格規定外資所有權比例,並提出合資合作、技術轉移等要求。

從勞力密集傳統產業開始累積國家財富,中國政府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基礎建設並扶植重點策略產業,短短幾十年,中國的工業結構與城市面貌已煥然一新。2000年代以來,中國ICT產業自有品牌與產業鏈成長迅速。其中,龐大國內市場、國家重點政策扶持,以及跨接啟動策略,都是重要因素。ICT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興起?最值得注意的是,ICT新生態系統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浮現。這個系統以廣大國內市場為依託,獲得國家政策重點扶持,在研發方面採取人海戰術與挖角策略(包括從台灣挖角),先從若干關鍵產業環節突破,以「跨接啟動」在短時間提升製造能力,進而以低價搶占全球中低階市場占有率,再切入已開發國家市場。「華為」與「中興」等重點培育電信企業都有類似軌跡。在其創業過程,中國政府以分配內需市場與各種優惠補貼來推動所謂的「後發優勢」。手機產業中,也可看到華為、小米、OPPO都採取同樣戰術搶攻全球市場占有率。

A woman i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Baidu logo at a new product launch from Baidu, in Shanghai, China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觀察中國電信業與網通業拓展世界版圖的路徑,我們如果從國家行為來評估,就會發現它屬於「新重商主義」國家政策,例如,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Rodrik,2013)分析中國經濟策略就採取這種觀點。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跟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這個判斷有待商榷。中國其實利用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的「國家左派」曾警惕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其實是項莊舞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

基於同樣扶持民族工業的邏輯,中國政府也以國內市場來培育相當於YouTube、Google、Amazon、Facebook等視頻、網絡聯通和社媒功能的新興產業,例如土豆網、優酷網、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微信)等(後三者即所謂的「BAT」)。近年來,中國的電子商務與「共享經濟」發展迅速,也與國家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此產業政策中的戰略矩陣,包含「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跳脫西方技術壟斷」等相互扣連的環節。中國政府結合了「國家監控社會」與「企業尋求利潤」兩個動機,例如電子商務中企業與國家的共生合作關係,企業提供商業交易活動的數據以協助國家進行社會監控、執行審查,而國家則給予企業壟斷或寡占性特權,因而達成「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種對內社會控制模式必然傾向建造一個封閉性政治經濟系統。最近,西方國家對中國控制手法的驚覺,彷如大夢初醒。其實,中國這項大戰略已行之有年、得心應手。

本文經菜市場政治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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