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的「鐵腕」,能幫助中國解決污染危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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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罰的數量越多的地方,該地的環境污染確實會減輕,但此效果並不強。影響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還是各省的產業結構,可見中央集權的趨勢,還不足以大幅改善環境污染的情況。
文:林竣達(馬里蘭大學政府及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當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也在中國形成重大危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最新估算,中國的空氣污染已造成每年平均一百多萬人早死,每年平均2760億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1]。2013年1月,北京經歷了嚴重的「空氣末日」(airpocalypse),北京一些地區的PM2.5的濃度曾一度突破900微克/立方公尺,創下歷史紀錄。此危機強化了習近平當局對抗霧霾的決心,2013年11月12日,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會議決定「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覆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2014年,中國總理李克強更強調將「鐵腕治污」,公開向霧霾宣戰。
在習近平當權的時代,中國的環境治理體系出現更強的中央集權化趨勢,環境法規的制定及執行都變得更加嚴格。近年來學界開始出現威權環保主義(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的概念,一些學者認為威權體制是能夠在限制個人自由及公民社會參與的情況下,透過國家由上而下的動員,在短期內實行環保政策(Beeson, 2010),而中國常被視作威權環保主義的代表例子。然而,目前更加集權化的中國環境治理體系,是否真的帶來較佳的環境品質呢?中國的威權環保主義,真的能夠有效地解決環境危機嗎?本文以下將回顧既有學術成果來初探此一問題。
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中央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下放了許多權力給地方政府,並且利用績效考核的制度,來建立地方官員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誘因。地方官員若能在轄區內創造越高的經濟成長或稅收,便越有機會在官僚體系中得到晉升。然而,許多研究都指出,這套分權式的治理結構並不利於環境保護,地方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和稅收,因而選擇保護地方廠商的利益,犧牲環境保護的目標,不有效地執行環境法規及管制,形成一種「地方保護主義」(He, Lu, Mol, & Beckers, 2012; Kostka & Mol, 2013; Qi, Ma, Zhang, & Li, 2008; Qi & Zhang, 2014; Ran, 2013)。
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政府為了改善環境治理,已試圖推動許多改革來弱化地方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政府推動了環境法規的修法,加重了對污染的行政處罰,也試圖透過環保稅來提供地方政府及企業減少污染的誘因。例如自2000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後,所有與污染相關的法規都引入了最低罰款的規定。在2014年修訂通過的《環境保護法》中,加入了對污染企業按日連續處罰,以及罰款數額無上限等規定,地方官員若包庇污染企業,也將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在過去,中國的地方環保局可向污染企業徵收排污費,然而排污費制度容易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造成執行不力。2018年1月,中國政府開始實行新的《環境保護稅法》,停徵排污費,改徵環保稅,環保稅改由稅務機關徵收,將可提高執行的強度,減少地方政府的干預。且環保稅的稅收將全歸地方政府,此設計可提高地方政府徵收環保稅的誘因。
其次,中國政府也常由中央發起運動,用較戲劇化的方式來加強環境法規的執行情形。例如2010年,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於一定期限內關閉設備老舊的污染工廠,或是2013年發起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7年秋季在部分地區對大批排污企業採取關停、限產措施,這類的運動都試圖在短期內快速地達成特定環保目標。自2016年起,中央政府借鑒了中央紀律巡視工作模式,成立了中央環境保護督查委員會,即中央環保督察組,成員包括了中紀委、中組部相關人員。至2018年底,中央環保督察組共對20個省份進行查處整治,受理六萬多筆群眾舉報案件,問責超過八千多人,向地方發揮震懾效果。
再者,中央政府也試圖透過政府組織的改造,來強化中央的權力。例如,自2006年起,國家環保部先後建立了六大跨區域和流域的環境保護督導中心,每個中心各自負責多個省份,目的在於強化跨區域的環境執法。2017年後,環境保護督導中心更名為環保督察局,正式從事業單位轉為環保部派出的行政機構,人員編制也有所擴充。
2018年3月,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進一步批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原有的環境保護部改造為生態環境部,其職能有所擴大,整合了一些原本屬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以及國家海洋局的任務,試圖克服原本在官僚體系中的多頭馬車問題。
另外一個集權化的政府體制改革,則是環保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的建立。2016年9月,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發布了《關於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後簡稱《意見》)。根據《意見》,現有市級環境監測機構調整為省級環保部門駐市環境監測機構,由省級環保部門直接管理其人事及經費;現有縣級環境監測機構主要職能,則隨縣級環保局一並上收到市級。此改革方案將使過去屬於縣市的環境監測的權力上移至省,縣市的環境監測站的人財物將由省的環保廳統一管理。在過去,縣市地方官員仍有權力可以影響地方的環境監測站,並透過行政干預來保護特定的地方廠商。而《意見》則是試圖讓省級機構集中權力,以期削弱地方保護主義,減少縣市地方官員對地方環境監測站的行政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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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是什麼?由新興產業持續創新與成長,所帶動的「舊經濟」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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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帶您了解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經過前幾年病毒的肆虐,全世界一同承受了疫情時代封城、居家辦公、社交距離等種種衝擊,人們在工作模式與市場經濟行為上,都受到了不小影響與起伏動盪。然而,即使疫情期間面臨著層出不窮的挑戰,新經濟產業成長的勢頭並未減緩,甚至更加蓬勃尋找出路。長期致力於促進台灣產業發展的民進黨立委趙天麟表示,為了因應大環境不斷變動的市場需求,台灣需要積極創新與進化,把握迎面而來的機遇,才能為市場帶來新的希望與活力。本文將探討台灣該如何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發展新經濟產業,使台灣能與世界接軌,同時帶動傳統產業轉型成長。
什麼是新經濟?新經濟定義介紹
新經濟一詞起源於1990年的美國,當時的美國景氣迎來空前盛況,各行各業呈現「高成長、高所得、低物價、低失業率」的現象。部分支持「新經濟理論」的學者認為,促成此現象的原因分別為以下6點:「全球化分工生產」、「金融市場變遷」、「僱用型態改變」、「美國贏得冷戰」、「開發中國家提供市場」、「資訊技術的發展」,同時高科技產業仍不斷創新,一並拉抬了其他產業的生產力,讓社會整體呈現欣欣向榮的氛圍。時間拉回到現在,「新經濟」一詞的定義變得相對模糊,目前主要意指能為傳統產業帶來革命性影響的新興產業或科技,像是近年來的大數據、5G、AI等,都可以視為新經濟的一員。
本文以大數據舉例,說明新經濟所帶來的變化。在還沒有大數據分析的年代,各行各業收集數據受到限制,只能透過人工統計整理,難以針對收集來的數據進行全面分析,更別說從資料中找出各個事件的關聯性,在下達決策時也一律以經驗來判斷。而大數據的誕生,讓所有產業的資訊處理能力有了飛躍性的提升,企業可以快速分析數以百萬筆的資料,並從數據中預測出未來的趨勢,提高各行各業的效率及競爭力,進一步發展出以數據為主的全新商業模式。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資訊科技產業外,近年來藝文、運動等新創產業,亦是開拓新經濟所關注的重點領域,例如由趙天麟立委號召的「大高雄38區公益慢跑」,除了成功突破台灣當時最高夜跑人數的紀錄之外,立委同時也邀請了全球6大馬拉松中的日本東京馬拉松總監、與德國柏林馬拉松總監一同共襄盛舉,並共同商討將高雄馬拉松推上世界舞台的可能,促進高雄運動新經濟的誕生。
新經濟影響巨大,引領全球經濟發展方向
新經濟的影響之所以巨大到能引領全球經濟的發展方向,主要與新興產業強勁的技術研發能力有關,不僅效率獲得大幅度提升,在技術層面更是改變了整個傳統產業結構,若無法跟上新經濟的腳步,將很可能會快速被市場淘汰,也正因如此,各國才開始逐漸重視新經濟的發展,積極投入資源,並將新技術整合進傳統產業中。
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積極發展「再工業化」,將重心放到新經濟產業發展上,以潔淨能源、健康醫療、電動車、生物工程、半導體等領域為首,提供特殊稅收抵免優惠以及各種補貼政策措施,爭取技術人才、資金回流美國,進一步推動新技術與新能源的應用,再造能兼具環保節能,且擁有高效產能的全新工業型態。在這樣的政策方向下,美國許多州都推出了鼓勵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其中包含減免相關產業的稅收和提供購電補貼,同時還為氫燃料電池與儲能技術提供大量的研究資金,促進潔凈能源技術的創新和應用。

既然新經濟勢不可擋,有哪些新經濟產業值得我們耕耘呢?
新經濟產業的興起,大多與科技發展和滿足人們的需求有關,而能讓台灣有機會成為領頭羊的新經濟產業有4種領域,分別為健康醫療、能源科技、電動車、數據相關產業。這些產業之所以能成為新經濟的契機,主要是他們擁有以下特性:
- 有新技術誕生,或是技術有重大突破
- 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政府重點關注發展的產業
- 投資人一致看好,願意挹注資金
- 順應國際市場趨勢
舉例來說,各國為了降低交通運輸產生的碳排放量,正在積極發展使用電力驅動的交通工具。而為了提高用電效率,過去不被看好的氫能,於近年來也逐漸受到關注。相較於鋰電池來說,使用氫燃料電池效率更高,且能提供更多的能量,許多專家都認為氫能未來很可能會發展成能影響整個電動車市場的產業,甚至有機會成為各行各業不可或缺的能源供應技術。身為台灣氫能發展重要推手的趙天麟立委也表示,台灣的氫能供應鏈,從上游製氫到下游氫燃料電池的供應,已佈建得十分完整,甚至包括工業餘氫或家庭廢水,都能成為供電循環系統之一,讓工業、家庭用電能與氫能串接起來,大幅降低台灣的碳排量。因此政府與民間應更重視對氫能的投入,讓台灣在能源科技新經濟領域得以佔據領先地位。

如何推動台灣新經濟?從趙天麟立委的「運動新經濟概念」啟發
台灣仰賴出口貿易,容易受到全球經濟環境的影響,且疫情與國際經貿情勢的動盪,讓各行各業的工作型態發生巨變,在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台灣目前仍需依賴強勁的半導體產業帶動整體發展。不過,考量到分散風險對於穩健經濟體的重要性,台灣公家機關與各大企業也沒有停下腳步,積極推動產業升級與轉型,除了關注工業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之外,運動產業與藝文產業也是值得我們關心的領域。
立法委員趙天麟在過去高雄市長初選期間,便曾提出「運動新經濟」政見,希望將高雄馬拉松提升到世界頂級馬拉松之列,成為「世界第7大馬拉松賽事」,以此來吸引參加比賽的國際遊客,間接帶動高雄的觀光熱潮。另外,趙天麟立委也注意到,日本沖繩做為日韓兩國職棒的「春訓基地」,每年為當地帶來非常可觀的觀光產值。然而,高雄不只春季雨量較沖繩少,氣溫也更平均,相較之下擁有比沖繩更優越的氣候條件,很適合打造成新的職棒春訓基地,若能結合當地旅遊景點的優勢,帶動棒球迷前來朝聖,將能透過發展運動新經濟為高雄帶來十分可期的觀光效益!
在藝文新經濟方面,也可以發現台灣近年來積極建設文化中心,循序漸進地推廣藝文產業,例如趙天麟立委曾到瀨戶內海藝術季參訪,希望能效仿「藝術帶動觀光經濟」的模式,邀請頂尖藝術家在原住民古獵道或是海岸線等地,設置裝置藝術或進行藝術表演,用藝術吸引全世界的遊客來訪,讓藝術不僅療癒人心,還能為地方創造新經濟貢獻。
現在世界各國正急於加速復甦經濟,一方面希望能妥善因應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另一方面則期盼能降低通貨膨脹帶來的衝擊,為此各國都想站在新經濟的浪頭上,掌握新經濟產業的主導權,其帶來的不僅是新商機,甚至可能影響到10幾年後的經濟局勢。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找到適合發展的新經濟產業,並善加經營,才有機會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章內容由「趙天麟國會辦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