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的「鐵腕」,能幫助中國解決污染危機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行政處罰的數量越多的地方,該地的環境污染確實會減輕,但此效果並不強。影響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還是各省的產業結構,可見中央集權的趨勢,還不足以大幅改善環境污染的情況。
為了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也試著透過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化,來獲取更多的地方環境資訊。例如在2007年,國務院頒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環保部也陸續發佈了《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國家重點監控企業自行監測及信息公開辦法》、《國家重點監控企業汙染源監督性監測及信息公開辦法》,以及《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為了解決地方上報造假數據的問題,環境保護部在2007年則建立了中央集中式減排核查機制,六大跨區域和流域的環境保護督導中心,會組織專家學者,定期書面審查地方環保局上報的資料,並且到各地方進行定期或突襲的實地檢查,許多企業約三到五天就會受到環保當局檢查一次(Zhang, 2017)。
中央政府還試圖透過改變績效考核制度,來增加地方官員保護環境的誘因。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中央政府開始設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硬性目標。到了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央政府也開始建立綠色指標發展指標,並計劃將綠色指標納入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201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國家統計局、中央組織部等四部門緊接著發布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將生態環境指標的權重提高,相關部門更將依此對地方進行年度評價及五年考核。2017年12月26日,國家統計局網站發布《2016年生態文明建設年度評價結果公報》,首次發布各省份綠色發展指數。目前許多跡象都顯示環境表現已經開始被一些地方政府納入官員績效考核的硬性指標,例如,海南省委省政府印發了新的市縣發展綜合考核評價辦法,對12個市縣取消GDP、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考核,並把生態環境保護列為負面扣分和一票否決事項 [2]。
最後,在習近平的時代,非政府的環境組織在發展上受到限制。2017年1月1日,中國政府開始實行《境外非政府組織(NGO)境內活動管理法》,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取得註冊變得更加困難。而對於中國國內的非政府環境組織來說,在新的嚴格規定下,過去可獲得的外國資金援助可能將因受限而減少。
中央集權的成效
由上述可知,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幾年間,持續試著透過中央集權來改善地方的環境治理。然而,這樣的改革方向是否有效呢?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中央集權的趨勢確實有提高環境法規在地方上的執行程度。學者Benjamin van Rooij等人(2017)搜集了環境法規於1999年到2013年間在各省的執行情況,他們的數據顯示,針對污染的行政處罰的數量有呈現上升趨勢,意味著政策的執行程度有所增加。在新的《環境保護法》通過後,環保部便全力推展《環境保護法》的落實。根據生態環境部的數據, 2015年至2017年,全國立案查處環境違法案件數分別為9.7萬、13.78萬和23.3萬件,呈現逐年上升趨勢,而處罰金額也由2015年的42.5億元增長到2017年115.8億元人民幣。
然而,加強執行環境法規是否能夠降低中國的環境污染呢?學者Benjamin van Rooij等人透過統計模型發現,行政處罰的數量越多的地方,該地的環境污染確實會減輕,但此效果並不強。影響環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還是各省的產業結構。工業比例越高的省份,環境污染程度就會越高。此外,學者還發現,環境法規的執行強度並非各省一致,城市地區和沿海省份的環境法規執行強度較高,但內陸及工業比重高的省份,其環境法規的執行程度較低,這個發現透露了只有當環境法規的執行,不會影響本地的經濟及主要產業時,環境法規才會被嚴加執行。這些研究發現,都意味著中央集權的趨勢,還不足以完全消除既有的地方保護主義,也還無法大幅地改善環境污染的情況。

針對中央集中式減排核查機制,學者透過田野訪談發現,在此機制中,中央的調查小組對於地方上報的數據拒絕率很高,拒絕率在50-70%,反應了中央調查小組並不信任地方上報的資料,而高拒絕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地方虛報的減排數據,但地方還是能逐漸地發展出因應策略,設法製造出上級想要看到的數據,因此核查機制終究還是變成數字遊戲,數據造假的問題仍然存在,數據的品質未必得到改善(Zhang, 2017)。
另一批學者也嘗試評估中國政府在環境資訊透明化上的努力,是否有助於降低中國的環境污染。Deborah Seligsohn等人蒐集2007到2011年間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 (PITI),並透過統計模型來檢驗,信息公開指數愈高是否能降低中國城市空氣污染及水污染的程度,結果顯示環境資訊透明化的程度,與中國地方環境的表現,並無顯著的相關性(Seligsohn, Liu, & Zhang, 2018)。他們的研究顯示,中國政府資訊透明化的改革,並無法直接改善中國的環境品質。中國政府雖然嘗試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化,但環境數據仍受到地方官員操弄,且《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本身仍存在模糊條款,行政機關可以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為由,拒絕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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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台灣邁向2050淨零轉型之路,玉山安永科技論壇剖析企業投資再生能源及財務策略計畫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減碳淨零時代,公司面臨的最新挑戰,就是該如何轉型成為綠色企業,這不僅牽涉企業的減碳藍圖,更需要滾動式調整財務策略,因應日後可能面臨的能源風險及成本議題。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共同舉辦「玉山安永科技論壇:淨零時代的國家競爭力與企業能源策略規劃」,邀請產官學界專家的深度探討,共同尋求台灣永續成長的下一波契機。
台灣經濟以外貿為大宗,能源轉型勢在必行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童子賢首先指出,台灣2022年GDP達7,626.7億美元,同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9,071.2億美元,意謂台灣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作為經濟成長引擎。面對歐盟CBAM、美國CCA碳關稅的衝擊,攸關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必須針對產業的能源策略做縝密規劃,在淨零減碳的路上,期許台灣成為各國學習的優等生。

事實上,碳排放與地球暖化的關聯性,最早回溯1970年代就有學者進行研究,但近五、六年因異常氣候造成大規模災難,促使全球各國、企業、乃至於個人,對減碳議題更為關注。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騰龍表示:「淨零碳排不只是口號,絕對是需要落地。特別是台灣在2023年一月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證明能源轉型勢在必行,企業須思考再生能源的投資可行性,以及對企業財務的風險影響並及時擬定因應之道。」

針對目前國際減碳現況,台灣淨零路徑有哪些明確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分享,全球目前有151國家宣示淨零排放目標,以及越來越多國際大廠宣示,2050將使用100%再生能源。台灣方面,從2021開始有目標宣示,一路經歷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制定,接著推出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再到2023年法案三讀通過,代表台灣淨零的里程碑,正式邁向法制化施行。
龔明鑫接著提及幾個關鍵數據,預估到2030年前政府將編列近9000萬預算,打造四大供應鏈:光電、風電、電動車、儲能等產業生態系,帶動民間4兆投資,預估可創造5.9兆產值及55萬個就業機會。另外,台灣發展再生能源將主力聚焦在太陽能、風電、氫能、碳捕捉封存技術(CCUS)這幾項重點項目,可望降低台灣的能源進口依賴度,目標要從2021年97.4%,下調到2050的50%以下。

淨零與永續畫上等號,企業如何因應挑戰調整資本策略
台灣12項淨零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當中,有一項計畫是「發展綠色金融」,顯見金融與淨零的密切關係,運用融資及金融工具,引導企業落實碳盤查並制定減碳目標及策略。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馮熾煒就提到,全球淨零趨勢與企業永續策略緊密相連,在此脈絡下,金管會宣布2026年資本額達到新台幣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必須接軌IFR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藍圖。
「這項主管機關要求,代表台灣企業未來要定期向投資人揭露永續報告,透過國際通用標準方法來比較永續相關資訊,同時也避免可能漂綠的情事。」馮熾煒表示,為了達到淨零減碳,越來越多企業選擇購買綠電做為最終解決方案,也可從源頭的角度同步解決碳稅的問題,而目前台灣取得綠電途徑的可行方法,主要以「綠電直供、綠電轉供、再生能源憑證」三種方式為主。
對此,馮熾煒提到,企業可依據自身用電模式,以及未來綠電用量期程,設計出不同綠電採購的方案來評估潛在效益及風險,並進一步優化資本配置,制定出企業中長程且高可行性的淨零減碳計畫。

企業擬訂永續策略,不可忽視財務永續
本次論壇最後的座談環節,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永續發展與ESG諮詢服務負責人暨執業會計師曾于哲擔任主持人,邀請馮熾煒及兩家業界代表:GE Vernova政府暨公共事務總監王珮馨、Ørsted沃旭能源亞太區資產管理總監楊雅雯,一同分享彼此觀點及作法。
首先曾于哲提到服務企業客戶過程,觀察到永續投資趨勢的三大面向。第一,減碳不再是單打獨鬥,勢必讓供應鏈夥伴願意買單,而且搭配不同解方來執行計畫;其二,企業董事會盤點高層次的淨零願景,相關資本支出計畫必須有配套的具體方案;第三,全台金融機構分行與企業做融資貸款業務時,相當關注企業的淨零進度,若不做轉型,未來勢必拿不到最多訂單。
由此觀之,企業展開永續轉型過程,財務議題是重中之重。企業代表又是如何從財務角度,協助策略有效執行?王珮馨指出,GE身為設備商,除了把碳盤查的範疇一、二、三的每個減碳路徑擬定出來,同時財務長及執行長也積極與各地政府對話,搭配當地獎勵措施政策,幫助企業淨零轉型過程獲得更充沛的資本挹注。

楊雅雯對此議題回應,目前台灣除了自發自用綠電,大部分採用「電證合一」綠電購買模式,也就是將綠電跟憑證綁定採購,因此建議財務長盤點自身企業的用電量,藉此掌握不同再生能源方案的實際成本,協助公司擬定適切的購電策略。馮熾煒也補充,未來綠能與傳統能源的成本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黃金交叉,建議財務長持續掌握能源成本趨勢,協助企業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標。
最後,曾于哲再次強調,「擁抱再生能源實現企業永續成長」的重要性。企業未來談生意的過程,若期待不需再費心思關注再生能源的挑戰,相關做法包含從源頭減量及實際的財務計畫,安永會持續協助企業邁向永續之路,根據具體計畫來逐步執行,確保企業擁有永續成長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