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的二二八文化生產

跨國的二二八文化生產
Photo Credit:Jun Li@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十年,我們觀察到一個新的、而且是跨國的文化現象:有一群海外、尤其在美國的年輕人,以英語為媒介,試圖重新書寫與再現二二八的歷史與記憶,筆者暫且稱這一批新的二二八文化生產為「台美二二八文化生產」。

文:王宇莉(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所博士生)

前言

讓我們先從一個故事談起——暫且稱之為「阿呆的故事」吧!陳阿呆,桃園縣觀音鄉人,聽說當初是地方基層的政治人物,在他的家族裡,是宛如鬼魂一般的存在,你知道他在每一個角落,但你不看不見他的形體、最好也不要提及他的名。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高壓的白色恐怖,幾乎無縫接軌,阿呆就是在那幾近四十年的漫長歲月中被迫消失的一抹身影。戶籍謄本的寥寥數字,替我們交代阿呆的結局:四〇戶校行方不明(蓋章)民國肆貳年伍月拾肆日因槍決死亡(蓋章)。

在一個政治案件及受難者數位資料庫中,我們很幸運地發現阿呆的蹤跡,以及戶籍謄本未能交代的劇情。據案情略述所載,陳阿呆39年初與黎明華、林希鵬、葉深等相識,林、葉時至其家中集會,宣講匪黨政策、給閱匪讀「新民主主義」、「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等書,邱桶、陳阿呆又各書交自傳參加匪新農會,受林希鵬領導與廖振駒同屬觀音鄉小組,各明知林希鵬等為政府通緝逃亡叛徒,而屢次容留食宿;邱桶並常向詹昭爐、呂國榮、梁阿酒宣講新民主主義,陳阿呆亦介紹方某交林希鵬為工作對象。於是,阿呆確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用外沒收,享年四十四。值得一提的是,兩筆官方資料所載的阿呆生卒年不甚吻合,家族的口述也未能補足其餘的劇情,於是,「阿呆的故事」就成了阿呆家族裡的一個懸疑故事。對了,是不是忘了提,阿呆是筆者的外曾祖父?

筆者無意強調阿呆與其故事的特殊性,畢竟「阿呆的故事」,只是跟二二八有關的其中一則破碎故事。這些故事,不是缺角,就是猶待更多的資訊出土、佐以我們的想像去填補大片空白。的確,自一九四七年開始的那段漫長歲月,不只是屠殺、強迫消失、刑求、囚禁,還有國家對於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歷史記憶的噤聲與操弄。二二八的相關敘事,隨著時空而有所變化、也以不同體裁形式冒現,筆者將這些相關敘事統一稱為「二二八文化生產」,既指不斷重訪相關歷史與記憶的生產行為,也指包含文字、影像、表演、活動等有形,或論述、意識形態等無形的產品。本文簡單爬梳二二八文化生產的三個時期,隨後採用跨國視角,淺談近十年不在台灣、且用英文作為媒介的「台美二二八文化生產」,希望能為現有的二二八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可能性。

二二八文化生產的三個時期

要將二二八文化生產化約成三個時期,本身便是個挑戰。筆者參考三位不同領域學者的研究:政治史學者陳翠蓮的著作《重構二二八》簡述了二二八論述的熱潮與變化,藝術史學者陳香君的博士論文專書《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勾勒了二二八文化記憶的版圖,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林麗君的英文專書「Representing Atrocity in Taiwan: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in Fiction and Film」(暴行的再現,暫譯)在分析小說與電影前也給了二二八相關文化再現的流變。三位學者各自整理的時間表有長有短,或有重疊或有差異,為方便討論,以下是粗略結合三者。

第一個時期以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為起始點。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將二二八事件定調為因「共黨煽動」與「台人受日本奴化遺毒」而起的暴動與叛變、宣稱已從寬處理相關份子,另一方面則嚴密監控相關討論、掌握對二二八的詮釋權。許多照片書信以及文學報導沉寂,遲至近年才先後重見天日,而早期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發聲多以化名方式在香港、日本、美國等地進行。

第二個時期大致解嚴前的一九七、八〇年代,對於二二八的詮釋可說是百家爭鳴,尤其著重事件對於台灣人民未來的影響。雖然坊間仍少見相關的文學作品、流通的少數作品也僅能含蓄地將事件置放在故事的背景,國民黨政府在這個時期已無法全完掌握對於二二八的唯一詮釋權。在日本與美國的海外台灣人,開始積極呼籲對於二二八的重視、並將二二八視為台灣人尋求解放與獨立運動的起點。國民黨政府於是於一九八六年組成「拂塵專案」,駁斥二二八與台獨論述的關聯性,再次強調政府對於事件的處理得當,並警告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一再追究乃是分化社會、煽動族群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宣稱該事件突顯的是台灣人民對於國民黨暴政的不滿、以及意圖回歸祖國懷抱的決心。最重要的是,解嚴前夕,鄭南榕與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等人發起二二八和平紀念運動,這是民間首次集結,要求真相、要求政府正式道歉賠償。

第三個時期為解嚴後、我們所處的時代,這也是個眾聲喧嘩、不斷重寫與改寫二二八文化地景的時代。除了李登輝政府於一九九五年首度舉辦官方的紀念活動、與各地紀念地景及館場的建置外,新舊資料,舉凡官方檔案、書信、日記、口述歷史,也陸續於海內外解密、冒現,帶動新一波研究與論述的熱潮,且開始更細緻地關注女性的二二八經驗。除了學術研究,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相關的歷史記憶也以通俗的形式廣泛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以二二八白色恐怖為時代背景的小說及選集多不勝數,柯宗明最近摘下台灣歷史小說獎首獎的《陳澄波密碼》即是一例,影視作品除了經典的《悲情城市》和《天馬茶房》等等、幾年前也有電視劇《燦爛時光》,報導文學類以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最為知名、也有結合動人書信與報導書寫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吳瑪悧的裝置藝術作品〈墓誌銘〉則是再現女性經驗的範例,二〇一三年開始每年舉辦的「共生音樂節」更是年輕人以更多元方式紀念二二八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