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現代世界的四大觀念》：反啟蒙、法西斯、基督教與伊斯蘭──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

文：史考特・蒙哥馬利（Scott L. Montgomery）、丹尼爾・希羅（Daniel Chirot）

結論：觀念的力量和人文學的重要性

（前略）

反啟蒙

面對西方啟蒙運動的重大勝利，反啟蒙一直是、也持續會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反動。法國大革命的過激（從暴民統治和恐怖統治，到拿破崙的軍事獨裁並向全歐洲開戰），鼓動了支持政治和道德傳統的宗教與君主制反動。但隨著十九世紀的開展，因為所有的經濟和社會變遷，事態變得越來越清楚：呼籲要回到過去，已經不夠了。欲動員意見想法，提出的回應不能只是希冀恢復革命以前的時光。在十九世紀後半，許多不同的思想線索匯合在一起，為以群眾為基礎的反自由主義提供了哲學根基。

在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後來的吉姆・克勞法，以及持續往西部的擴張，為「優越」和「劣等」種族的理論，建立起意識形態正當性。某種非常相似的東西，也為侵略性衝動提供合法性，讓極度擴張的歐洲帝國主義在非洲和亞洲建立殖民地，特別是國內較傾向自由主義的英國和法國。最後，許多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知識分子，無論左派還右派，都有一個日益增強的想法，即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是異化、腐敗，無可救藥的虛偽，且非英雄、愚鈍，又循例呆板。這個想法促成許多有影響力的哲學陳述，呼籲一個新的、更有活力、反民主，甚至反啟蒙運動的回應，以清洗積累各種機能障礙的社會。

歐洲國家不斷茁壯的民族主義和殖民侵略性，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也讓上述傾向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轉化為災難性的政治反動。法西斯主義不只崛興於歐洲，也出現在最能理解西方進步的亞洲社會，主要是日本。到了一九四○年，在英語世界之外（最強大的美國，及其最後的盟友英國），啟蒙運動似乎已死。歐洲大陸上，只有瑞士和瑞典仍維持自由民主。歐陸其他地區不是被希特勒及其盟友占領，就是被史達林統治。在拉丁美洲，法西斯觀念和各種不同的獨裁政權大行其道；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猖獗一時；非洲和中東則和之前一樣，主要是殖民屬地。

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最終被擊敗了，但代價極高。而法西斯主義背後的各種觀念並未消失。理解較自由的觀念源自何處非常重要，知道法西斯觀念為何及如何發展、增生，也同樣關鍵。新版本的法西斯主義已經存在，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壯大，而非萎縮過時。

最後，我們感到有必要處理兩種宗教極端主義。它們也否定許多（如果不是所有）啟蒙運動的解放和進步觀念。我們顯然不同意它們，但堅持要嚴肅看待其背後的觀念並加以理解。它們不是未加思慮、非理性情緒和迷信的簡單產物，這是它們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像面對我們支持的那些嚴肅觀念，對可能有反感的觀念，我們也必須去理解、視其為真地加以關心。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成功地動員群眾支持，對啟蒙道德做出反動。毫無疑問，在義大利和稍後的德國，法西斯主義回應的是自由秩序真正失敗之處。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繼之以一九二○年代的經濟不確定性，當然還有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新蘇聯實踐的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以及墨索里尼和後來希特勒與日本軍方的法西斯主義，都允諾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此一來，在這些主要國家，在其拉丁美洲和較小型歐洲國家的旁支，以及在左翼的史達林蘇聯，自由思想、自由市場和尊重個人權利等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都被視為軟弱、腐敗和沒有效率而遭到摒棄。

在二次大戰及法西斯強權被擊敗後，右翼的反動看來好像已經告終，但事情並非如此。廣泛流行的反猶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極端民族主義並未消失；而在世界許多地方，對西方（已經是以美國為主，而非英、法）自由主義的批評仍具說服力。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共產主義和受馬克思啟發的左翼第三世界意識形態，都無法解決前殖民地地區的問題。這為更右傾的轉向打開一扇門，再次引發若干和二十世紀前期如出一轍，摒棄啟蒙運動的傾向。

在俄國和中國，獨裁、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是個強大的思想力量。結合市場經濟、國家干預，和偏袒特定腐敗、有政治關係的大企業，則重建了某種東西，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管理其社會的方式驚人的相似。當然，無論是後共產的俄國，或仍宣稱是共產主義的中國，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法西斯。但他們拒斥民主和西方，政治上不寬容，卻又同時嘗試扶植科學與科技創新，這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先行者並無太大不同。這在較小的強國也是如此，特別是在中東。從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土耳其，到教權支配的伊朗，以至軍事統治的埃及，至少在二○一○年代中，和前述相似的元素似乎普遍流行，或是正朝此方向發展。所有這些例子的結果，都不是預先注定的。但驚人的是，許多相同的反民主、反啟蒙運動的市場與個人自由論點，都重新變得流行，猶如它們在二十世紀前半那樣。

回到這些較早的辯論，可能會令人震驚。只要改動一丁點用語和參照，它們看來就跟以往一樣具現實意義。

基督教基本教義派

在美國，許多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都為這件事感到十分吃驚：在過去數十年，針對啟蒙運動自由主義和現代科學的宗教敵意，事實上有所增長。這來自相當高比例的福音派基督徒及其眾多組織。從一九七○年代開始，他們便在較高層級上，投入反動的政治和社會行動。這群虔誠的美國人，強烈拒斥以達爾文演化論為主（但不為此限）的現代科學。他們認為，將權利擴及性別弱勢族群，和賦予女性合法的墮胎權，是在散播不道德、不信神的腐敗，否定《聖經》教誨，並威脅到整個國家。因為在上帝眼中，國家的地位將因此降低。尤有甚者，這種宗教性得到數十年來傳教工作的推展，在世界較貧窮的地區取得驚人成就，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