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關係1500年》:與其說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日本化」

《日中關係1500年》:與其說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日本化」
Photo Credit:  Toshikata Mizuno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消化了漢學與蘭學,掌握了做學問的方法,接下來當然就是要提高學習自己本國文化歷史的趨勢。日本國學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正是日本人知性成熟的成果。

文:岡本隆司

【世界秩序的轉變——十九世紀】

近代前夕的世態

  • 「朝貢」與「互市」

從十七世紀末開始,看似穩定,實則疏遠的日清關係,經過十八世紀後,愈發疏遠了。首先,在政治上,雙方的想法愈來愈偏離,即使是一直持續著的貿易關係,也逐漸淡薄了。不過,就在這樣的關係下,雙方倒也安然過了兩百年。

這段期間,中國與日本各自形成了相互對照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官民一體與官民不同道、封閉與開放、內聚與流動、固定與膨脹,彼此不同的性質,讓關係變得疏遠而隔絕。這樣的關係,讓原本就不同性質的雙方,更加難以了解。這就是下一個時代——十九世紀之後中日關係顯得特別與眾不同的原因。

確實,中日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往來,經濟上的關係也愈來愈淡薄了。不過,儘管如此,雙方並非完全沒關係。

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距離狹窄,儘管關係疏遠,仍然存在著連繫人與貨品的窗口。雙方都從那些窗口,注意到了彼此。

那樣的關係——或者說那樣的變遷,是什麼樣子的呢?當時整體的對外關係,是不能隨意看看就好的。首先來看中國。

清朝的對外關係稱為「朝貢體系」。很多學者認為這個體系能保障交易與和平,是理想的秩序體系。但是,這是無視當時無止境的限制、紛爭的現實狀態,而虛構出來的解釋。而且,稱得上是「體系」的統一、體制的法令,並不存在。還不如用「朝貢」與「互市」搭配,來表現當時的貿易關係,更為恰當。

如前面所說,清朝採取的是置之不理、不干涉的政策方針。看到現狀不佳也不去改變,不會出手去管理或整治。在對外關係上也是如此。「朝貢」與「互市」是根據大航海時代以後,清朝所能容忍的作法,整理出來的。

「朝貢」是與外國政府間的正式禮儀往來。其具體的手續與前代沒有太大差異,只要沒有妨礙,就繼續接受明朝以來與外國的關係。因此,朝鮮、琉球、越南等國在清朝取代明朝後,仍然和以前一樣,繼續維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

但是,清朝並未像明朝一樣,把所有與外國往來、交流的事情全由「朝貢」做代表。明朝就是因為那樣,讓大部分的貿易活動變成走私,結果陷入「倭寇」的亂象,造成治安惡化,社會動蕩不安。

清朝有鑑於此,並不強迫無意「朝貢」的國家或團體,即使沒有政府間的正式往來,也允許商人之間單純的貿易關係。商人們出入港口、市場,只是單純地進行交易,這叫做「互市」。中央政府原則上不會關心那樣的交易行為。商人的交易行為受當地地方官管轄,官府設最低限度的規章制度進行管理,實務則大致委任給主要的商人。

日本與西方諸國都被納入「互市」的範疇之內。相對於西方國家的商人到中國交易,日本的情形正好相反,主要是中國的商人到日本長崎從事交易。方式雖然不同,但政府之間互不往來這一點,卻是一樣的。

  • 漢語化的日本社會

這個時代也是日本的「鎖國」時代,當時日本的對外關係就如前面所述,在此不再做詳細說明,只敘述其中顯現出來的現象。

我想暫且把那種現象稱為日本的漢語化。不用時下流行的「中國化」來稱呼的原因,是基於那種現象的內容太模糊不清,怕引起誤導。日本的社會要完全成為過去的或同時代的中國的模樣,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的事。

這個時候的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的體質,依舊是完全不同的,相互對照的。社會的體質不同與接受影響,未必是矛盾的事情。而接受影響也不等於被同化。在這一點上,日本和政治制度或社會結構與中國有明顯共通性的朝鮮半島不同。

客觀地看,日本少有像「鎖國」的江戶時代那樣,受到中國那麼大影響的時期。蠶絲、茶、陶瓷器、棉布等等原本是中國傳來的奢侈品,卻在那個時代變成日本國產的日常用品。那是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變得疏遠、淡化了,而引起的現象,所以,與其說那是「中國化」,不如說是「把中國物產本土化、日本化」,還比較恰當。儒學的普及,與隨之而來的文學、藝術與社交活動的建立,是日本攝取中國文物的典型例子。受到中國的影響與中日關係的淡化,果然是並行的。

在此之前,日本也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例如律令與佛教。但是,來自中國的文化最初都只是上層階級人士的專有物,一直沒有普及到整個日本。直到律令廢除了,被武家政治取代,佛教在經過神、佛折衷的在地化後,才開始浸透到下層階級的社會。

儒教也一樣。宋朝的朱子學很早就傳到日本,但是知道朱子學的人卻只有極少數的貴族官家。只有上層階級人士才能享有的中國文化,經過「下剋上」與十七世紀,終於普及到民間,並逐漸落實了。

日本人在那百年間,很認真地咀嚼、消化中國文化。在學術方面,日本代表宋學、朱子學的水戶學的考究水準,已經不亞於當時中國最領先的考證學。在政治方面,綱吉時代開啟典型的文治政治。日本的精英分子首先必須學會的,就是漢字。到了十八世紀,除了僧侶、武士之外,在民間、商人之中,也有不少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例如伊藤仁齋、東涯親子、山片蟠桃等等,都是那個時代的知名之士。而中國風的詩文、繪畫往來,就是他們的社交活動。

不只如此。進入高度漢學的入門初等教育,藉由各地的藩校、私塾、寺子屋,庶民子弟也能去學習了。不懂漢文、漢字的話,就無法學習漢學。雖然一流知識分子未必能跨進學者的領域,但確實很多日本人因為要懂漢語,以及運用漢語而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