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靜的半島》:日本的世界觀,是另一個不同於中國的世界中心

《不平靜的半島》:日本的世界觀,是另一個不同於中國的世界中心
廣島縣福岡的小庵對潮樓:一七一一年第八次通信使前往江戶的途中,經過此處的通信使李邦彥寫下「日東第一形勝」的文字。透過通信使產生的兩國交流,絕對有不少像這樣相互友好的場面|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了高麗時代,進貢次數逐漸減少,等到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的混亂期後,進貢就完全中斷。對此感到憤怒的豐臣秀吉發起了壬辰倭亂,才讓朝鮮重啟朝貢使的派遣,即為通信使,卻在國內的政治脈絡下,被解讀成朝鮮服從日本的象徵。

文:金時德

通信使前往日本的緣由

前述介紹的《北海異談》,是十九世紀初日本國內流行的軍談小說之一,裡面有個值得注意的橋段。也就是日本擔心朝鮮派遣的通信使中,可能混進了俄羅斯間諜。這個橋段顯露出日本對於俄羅斯與朝鮮可能進行夾攻一事的恐懼。一九○二年探險沿海州的俄羅斯人弗拉基米爾.阿爾森尼耶夫,第一次見到赫哲族(沿海州原住民)獵人德蘇.烏札拉時,問他「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的情形一樣,遠東西伯利亞原住民系的俄羅斯人混進韓國人裡,日本人是有可能無法分辨的。不過,截至十九世紀初期,日本人在鄂霍次克海沿岸遇見的俄羅斯人,基本上都是典型的歐洲血統,因此《北海異談》裡的設定,讓讀者難以接受。

十九世紀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不分哪個國家,對於外國人一律表現出敵意。林子平在《海國兵談》曾提到清朝會聯手俄羅斯攻擊日本。他之所以會提出這種主張,或許是認為不論朝鮮、清朝或俄羅斯,只要是外國,全都覬覦著想要侵略日本,並以此結為同盟。

雖只是小說中的場景,但在十九世紀初期,部分日本人傾向於將朝鮮通信使一行人視為帶有政治、軍事性目的的間諜一事,是無庸置疑的。反之,現代韓國國內卻傾向於,將通信使刻畫成近代韓日兩國間的文化使節團。但其實最早朝鮮的通信使派遣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政治、軍事性質。因為通信使的首要目的,就是將壬辰倭亂時被抓到日本的朝鮮人送回朝鮮。此外,還必須考量努爾哈齊利用壬辰倭亂導致的權力真空狀態,並快速統合女真勢力的滿洲地區狀況。朝鮮決定一邊安撫日本、一邊監視日本的軍事行動,盡可能地避免同時在南北地區開啟戰爭。日本也感受到與朝鮮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必要性。打擊豐臣秀吉勢力而成為日本統治者的德川家康,正計畫讓外國承認自己建立的新政權。

另一方面,朝鮮與日本兩國間的貿易,攸關島上居民的生存問題。掌控對馬島的「宗」氏家族,為了解決這個現實課題,無論如何都得正常化兩國的外交關係。朝鮮發生壬辰倭亂時投降日本,在日本進行活動一段時間後歸順朝鮮的孫文彧(손문욱),以及從壬辰倭亂開始就負責朝鮮、明朝、日本三國協商的泗溟堂惟政(사명당유정)等人,皆在背後進行交涉。尤其是孫文彧主張自己的清白,更為了建立功勳,誓死重啟朝日兩國的外交。當時朝鮮政府與江戶幕府都要求對方先提出重啟外交的請求,在氣勢上相互較量。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宗氏家族做出偽造兩國國書的不當行為。而國書偽造事件,日後甚至發展成威脅宗氏家族存亡的嚴重事態。

不過,多虧欲恢復朝鮮與日本正常外交關係的對馬島協商人士,其斡旋手腕和迫切之心,讓朝鮮與日本在十七到十九世紀間,維持了政治、軍事上的安定。

儘管朝鮮考慮到宗氏家族偽造國書一事,卻還是重視保安上的理由,即與日本維持安定關係能保障北方政策的成功,並於一六○七年正式派遣使節團。因為朝鮮的通信使會進入江戶幕府所在的江戶,因此日本也要求日本使節團進到漢陽。不過,鑑於朝鮮前期曾發生過,進出漢陽的日本商人與僧侶在壬辰倭亂時為日軍指路的前例,於是日本的要求遭到朝鮮當局拒絕。儘管如此,朝鮮在撫慰對馬島居民的名義下,於釜山地區設立倭館,讓日本使節團就來這裡。對此,近世時期不少日本人認為,朝鮮人來到了江戶,日本人卻沒有去到漢陽,所以日本的地位比朝鮮還高。另外,倭館和中世紀東南亞各地建立的日本村一樣,也被視為一種海外殖民地。

這種視角上的分歧,也可在通信使相關問題中看到。朝鮮是根據日本的懇求才正常化雙方外交關係,所以是施以恩惠的一方。外交關係正常化後,派遣的通信使所擔任的角色,是將壬辰倭亂的俘虜帶回朝鮮,並順道視察日本國情以防後患,因此朝鮮自認為是處於優勢地位。然而,近世日本的解讀卻完全相反。日本國內主張,根據被視為「歷史」的「神功皇后的三韓征伐」傳說,過去韓半島上的國家世世代代都是日本的藩屬國,多年來持續向日本進貢。

到了高麗時代,進貢次數逐漸減少,等到日本進入戰國時代的混亂期後,進貢就完全中斷。對此感到憤怒的豐臣秀吉發起了壬辰倭亂,才讓朝鮮重啟朝貢使的派遣,即為通信使。日本還舉出極為離譜的事例,日本主張江戶幕府的首任大將軍德川家康的墳墓所在地日光(市)的朝鮮鐘等物品,是一六四三年第五次朝鮮通信使一行人捐贈的。在日本持續不斷的要求下,才完成的日光市訪問與物品捐贈,卻在國內的政治脈絡下,被解讀成朝鮮服從日本的象徵。

當時日本並不像現今部分韓國人所說的,把通信使當作所謂的「韓流明星」來盛大迎接,而是在國內的政治脈絡下,將通信使的派遣朝自己有利的方向解讀。日本的政治脈絡就是,西邊的朝鮮、南邊的琉球(沖繩)、北邊的阿伊努人及大海另一頭的荷蘭,皆服從於日本的日本版中華意識。琉球王國的使臣、長崎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商館長及朝鮮的通信使來到江戶等例子,都被用來證明日本的世界觀,亦即認為日本是另一個不同於中國的世界中心。這才是所謂同床異夢的通信使。

傳教士對朝貢使

再者,通信使一行人掌握了日本的情勢,忠於事先防範日本侵略的最初派遣目的,也就是《北海異談》作者曾憂慮的通信使間諜行動。柳成龍在《懲毖錄》序言中提到,申叔舟雖然留下了「勿失去與日本之和議」的遺言,但由於朝鮮怠於探查日本的情勢動向,才會發生壬辰倭亂。展現通信使傾注全力蒐集情報的事例之一,便是《日本地勢辨》與《擊朝鮮論》這兩個日本文獻傳入朝鮮一事。

這兩個文獻從軍事學角度探討壬辰倭亂時,明朝軍與日軍發生衝突的一五九三年一月碧蹄館之戰,且都是由福岡藩的兵學家香西成質執筆。香西成質的老師貝原益軒於一六九五年在京都出版日文版的《懲毖錄》,包括批評豐臣秀吉為侵略者的序文。此外,貝原益軒將朝鮮的初等教育書籍《類合》,評為具高度教育價值的書籍;還出版《朝鮮國正本千字類合》一書,對朝鮮做出友好的問候。似乎是貝原益軒將弟子寫成的草稿,轉交給從朝鮮來的通信使。之後,該文獻被收錄在李瀷的《星湖僿說》、韓致奫的《海東譯史》等,讓朝鮮的知識階層也能共享日本的軍事情報。由此可知,通信使並未忘記掌握日本動靜、蒐集情報等目的。

儘管跟通信使不太相關,日本國內也展開蒐集朝鮮情報的間諜行動。對草本學有相當興趣的第八代大將軍德川吉宗,閱讀了朝鮮的《東醫寶鑑》後大為驚嘆,決定採集朝鮮的藥材,尤其在人參的國產化上花費特別多的心血。所以,他下令要對馬宗氏去獲取韓半島的動植物標本。對馬宗氏透過派遣到倭館的官員,用收買朝鮮人的方式,獲得韓半島各處的動植物標本,並將其做成圖錄。從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五一年止,日本持續從事該工作三十餘年,與同一時期歐洲製作世界各地的動植物誌一事不分軒輊。

就這樣,朝鮮與日本雙方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維持著兩國間的關係,但並非如現今兩國的部分民眾所想像,一直維持著充滿信義的友好關係。換言之,兩國並不是一直維持著安定、和平的關係。不過,在世界其他地區幾乎每天都有戰爭發生的十七到十九世紀,歐亞大陸東部之所以能維持數百年的穩定狀態,是在朝鮮、清朝、日本三個中央集權國家彼此相互尊重下,努力維持安定得到的結果。朝鮮的通信使派遣是為這份安定做出貢獻的重要一角,值得受到高度評價。

雖然通信使的派遣是政治和外交上的目的,但當時社會卻對極少來到日本的外國上層階級知識分子帶有很大的期望。每當有通信使來到,日本人總會詢問朝鮮的各種事情,特別是朝鮮與中國間的關係等問題,並請求通信使一行人在日本留下文字與繪畫。十八世紀,壬辰倭亂已過百餘年,兩國間的政治氣氛也緩和了不少,因此通信使的組成結構,逐漸從政治人物轉變成朝鮮的知識分子。當時這些知識分子一方面樂見象徵倭寇、豐臣秀吉的野蠻日本人,透過與朝鮮、清朝的交流,開始具備文明性;一方面卻也擔憂日本國內除了朱子學外,還有陽明學、古學等排斥朱子教誨的其他學問,以及從長崎傳進的歐洲知識。於是,通信使一行人把自己定位成將朱子學教誨傳播到日本的傳教士。然而,同一時期的日本國內則多傾向於將朝鮮通信使視為一種朝貢使,於是十八世紀朝鮮與日本對於通信使的認識,呈現出「傳教士對朝貢使」極端的同床異夢。

p179朝鮮人內朝旗:從文獻的標題便可知,日本將通信使視為朝鮮對其的朝貢使。左方
朝鮮人內朝旗:從文獻的標題便可知,日本將通信使視為朝鮮對其的朝貢使。左方的清道旗是插在通信使隊伍最前面的旗子。近世日本的右派人士認為,該旗幟象徵朝鮮對日本的高壓態度,對此感到不滿|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通信使主要是透過與前述介紹的貝原益軒、壬辰倭亂時成為俘虜的姜沆間的互動,來與成為朱子學者的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一派等進行交流。這些日本朱子學者表面上至少都仍維持對朝鮮的友好立場。不過,並非所有近世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對朝鮮帶著善意的態度。

出身於下級武士家族的朱子學者新井白石,透過自己在學問上的努力,爬到日本政治體制中的最高位置,可說是白手起家型的人物傳記主角。他提出因厚待通信使所帶來的嚴重財政浪費,以及「使」豐臣秀吉家族滅亡的江戶幕府,不對朝鮮進行報復反而施以恩惠,對方卻假裝不知、「忘恩負義」等理由,反對幕府厚待朝鮮的通信使。然後,藉由審問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約翰.巴提斯塔.西多契(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的經驗等,而跳脫出中國中心主義世界觀的他,在與通信使會面的場合中,不僅針對世界地理提出問題,同時還批評朝鮮的朱子學、中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

大阪的富商大賈們合力創辦的學校懷德堂,該校第四任校長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一書中,對幕府進行批判,認為從神功皇后以來,朝鮮都是日本的屬國,更是多虧了德川家康才使其成為與日本地位同等的友好國家,但是不管朝鮮與日本間的政治形勢再怎麼變動,過度厚待曾為屬國的使臣並不合理。

名為雨森芳洲的國際人

前述的主張,可能會讓堅持認為是通信使將朱子學傳播至日本的朝鮮時代及現今的韓國人感到措手不及。近世日本學者開啟這種說法的背景,是通過長崎讓清商人將大量的中國書籍帶到日本,再加上中國以外的外國知識也通過長崎傳入等知識狀況。他們雖尊敬系統性地整理朱子學說的退溪李滉,卻不認為朱子學是朝鮮固有的學問,也不認為該學問只能透過朝鮮才能學習。此外,不經由這個稱為朱子的三菱鏡,而是直接學習古代中文來研讀四書五經的古學,其學問發展在十八世紀變得十分興盛,而且朝鮮執著於朱子學的風氣,被古學一派認為太過刻板守舊。

同一時期,朝鮮國內也有知識分子開始對外國文物感興趣,並且出現前往中國與日本學習的想法。尤其,一七六四年第十一次通信使派遣時,除了日本的朱子學者外,也與研讀古學的僧侶及商人出身的學者集團木村蒹葭堂等人接觸交流。同時也目睹了不僅是少數的統治階層,而是各階層的人都能共享交流世界資訊的日本社會景象,受到不小衝擊。該時期的文化交流是派遣通信使兩百多年間,最為閃耀的時候,因此有學者認為,此時歐亞大陸東部裡出現了一

種與中世紀歐洲相類似的學術聯合體。只不過,這個時期已經去到日本的朝鮮朱子學者與古學者彼此相互對立,甚至毫無交流;另外,朝鮮內有部分人士自帶優越感,因此避開與朝鮮通信使的交流。

像這樣,透過兩百多年間的通信使制度,朝鮮與日本找到政治上的安定,互相進行軍事探查,也在學術上接觸交流。日本為了克服殖民韓半島的這段歷史,將十七到十九世紀的通信使理想化為「睦鄰友好」的象徵,而這樣的趨勢從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顯現於兩國。不過,真正深層地理解朝鮮、日本兩國,努力貫徹自己國家利益的同時,還能體恤對方的立場,實現真正睦鄰友好的人,大概是十七、十八世紀轉換期間,以對馬島外交官身分進行活動的雨森芳洲吧。

雨森芳洲在釜山的倭館學習韓文、在長崎向中國商人學習中文。通信使甚至開玩笑說:「各國語言他都擅長,其中日文說得最好。」由此可知雨森芳洲精通各國語言。因為他精通各國語言,所以能夠理解朝鮮、清朝和日本各自的立場,以友好的態度進行協商,輕鬆地為日本與對馬島博得利益。然而他卻受到朝鮮、日本強硬派的批評,最後埋沒於歷史洪流中。筆者翻譯雨森芳洲的隨筆〈一個邊緣人的孤獨與輕聲低語〉(한경계인의고독과중얼거림)時想著,假若連雨森芳洲這樣的人所主張的立場都無法被接納的話,那麼,韓國根本無法理解日本。可與雨森芳洲相比擬的朝鮮人,大概就是編纂《海東諸國紀》這本偉大外交文獻的朝鮮時代前期的申叔舟了。兩人被埋沒在日本與韓國人的記憶中,可想而知,韓國與日本間的距離有多大、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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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平靜的半島:海洋與大陸勢力的五百年競逐》,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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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時德
譯者:林珮緒

一本重新定義東亞各國勢力角逐的新史書!

為何韓半島成為大陸與海洋勢力短兵相接的地緣政治要衝?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始點在韓半島上?
幾百年來,各國勢力消長,然而海洋、大陸的勢力交鋒仍影響世界局勢,
身處在東亞,該如何鑑往知來,在國際舞台占據一席地位?

韓半島,北與中國、俄羅斯相連,南隔一道海峽與日本相望。這樣特殊的地理位置,讓許多韓國人認為韓半島因位處地理要衝,才屢屢遭外部強權侵略。如此看待歷史,雖然情有可原,卻欠缺宏觀角度理解幾百年來風起雲湧的列強競逐。

二戰結束後,韓半島仍無法脫離海洋與大陸的競爭,代表新興海洋勢力的美國與再起的大陸勢力蘇聯,相互攻防,導致一九五〇年的韓戰及南北韓的分裂。面對歷史,韓半島人民抱持悲觀的心態,認為夾在海陸之間的這個半島,生來是衝突的交會點。而面對這種史觀,作者透過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歷史,重新爬梳韓半島與各國強權互動的過程,警醒我們應該利用海洋與大陸要衝的地理優勢,摸索出自立與繁榮的生存策略。

不平靜的半島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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